含美国零件商业卫星，为何我们都不能发射？中国商业航天未来在哪

历经波折和伤痛后，我们迎来了2020年这个特殊的国庆，在国外友好国家的祝贺声中，有这样一份非洲礼物特别显眼，它是来自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的一张纸币，这张面额为500第纳尔的纸币上印有“中国制造”的通信卫星——阿星一号，可见这颗卫星在阿尔及利亚心中的重要性，也有两国友谊和合作的重要体现。

作为中阿两国第一个航天合作项目，阿星一号于2017年12月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场升空，这颗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发的通信卫星，借助东方红四号卫星通信平台，将为阿尔及利亚在广播电视、应急通信、网络宽带等领域，提供近15年的运行服务。

而两国间具体的合作方，分别是阿尔及利亚航天局和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后者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下属的公司，也是中国唯一一家承担海外卫星发射、整星出口和国际空间技术合作的商业机构。

作为一家中国商业火箭发射公司，2011年前长城工业还发射了不少的国外商业卫星，但后来国际市场风云突变，长城工业的海外订单直降，到现在只能“带着”非洲、拉美和南亚等少数地区的国家，帮他们实现通信卫星梦、遥感卫星梦等等。而发生这一切的根源归结于2011年美国出台的沃尔夫法案，中国航天乃至长城工业面临最直接的压力就是，它们不能再发射任何含有美国零件的卫星。

可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没有发射能力、航天实力弱的国家，怎么能找出不含美国零件的卫星呢？美国这一举措基本是切断了中国与国际商业航天市场的联系。

如果你是一位航天工作者，在参加国际航天各个大会时，想与美国宇航局的人员交流，人家基本都不带理你的。如果你申请美国签证，很可能分分钟被check，因为沃尔夫法案的限制还涉及到中美航天的科技交流上。

例如去年10月21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70届国际宇航大会上，上千名现场观众用手机投票在大会屏幕上置顶了一个问题——“中国航天局去哪了”，我国航天为什么会缺席如此重要的国际大会呢？当时大会负责方给出的理由是“时间冲突”，而欧洲航天局局长韦尔纳认为美国没有给中国航天参会人员发放签证，随后我们也直接回应证实了这一点。

截至2019年全球有1957颗在轨工作的卫星，其中美国占据849颗，俄罗斯拥有152颗，而我国有284颗，可以窥见在卫星发射能力和技术上，美国位于第一梯队，中俄则是第二梯队，而真正的航天市场基本是商业航天，那我们该如何提高在商业航天市场的竞争力呢？

一开始我们依靠火箭发射成功打入国际市场，结果美国法案导致我们“有箭无星”，拥有安全性更高、价格更低的火箭发射技术，但接不到卫星订单也是无济于事，哪怕这颗卫星上有一颗美国螺丝，所以我们不要再抱怨中国航天的火箭发射订单比不上SpaceX这样的私人航天，问题是我们我们想接、人家想给，但美国人允许吗？于是摆在面前的也仅剩唯一一个可能，那就是“整星出口”。我们自己造卫星，自己发射，火箭发射和卫星制造一条龙出口。

如今和“阿星一号”一样，长城工业在替外发射卫星上，走的就是“整星出口”这条路，向国外航天机构或者公司出口，由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卫星，包括地面卫星站等大部分设备。

虽然目前几乎所有的商业卫星，都会采用美国的零部件，但我们的“整星出口”新模式早在2011年前就开始进行了。2007年5月，中国成功将尼日利亚通信卫星一号发射升空，这也是我国航天首次以火箭、卫星及在轨交付的方式，为海外国家提供商业卫星服务。

截至2020年7月，我国已经向外输出了11颗整星出口的商业通信卫星，第11颗整星出口的卫星亚太6D，是亚太卫星宽带通信公司采购、向亚太地区提供全天候卫星宽带通信服务的通信卫星，也是现今我国研制的通信容量最大、输出功率最大的商用通信卫星，侧面反映了我国商用大容量通信卫星已经达到全球一流水平。

中国再次打入国际航天市场，卫星最为关键，整星出口的卫星中，商用通信卫星分量最足，火箭发射服务加上整星出口，这是我们的底气。

当华为海思拥有自主的麒麟芯片设计技术时，美国尚且可以在“芯片制造”这一环节上下功夫，但是面对我国整星出口，外加独立的火箭发射技术，美国下一步该怎么走？对中国航天又会使出什么招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