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紫禁城600年”的大展上，有几张不那么起眼的纸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中一张纸露出一角，上写“仲吕，重七百四十一两，黄钟，重六百十五两，夷则，重八百七十三两”，它们和其他金器混在一起，看起来没有炫酷的名字，但是你会发现，它们的重量是其他金器的十倍、百倍。它们，就是故宫里的一件国宝：金编钟！而这几张纸则是溥仪小朝廷向银行抵押变卖的清单。它们怎么会出现这里呢？
拍摄于紫禁城600展
从溥仪那场强弩之末的奢华婚礼说起
溥仪、婉容及双方弟妹在御花园（1922-1924年），拍摄于紫禁城600年展
1922年12月1日，溥仪大婚。虽然，此时清朝已经灭亡11年，但是宫内小朝廷的架子不倒。据档案记载，溥仪大婚典礼共花销银元291756元。对于一个有出无进的小朝廷，这可算倾囊而出了。
虽说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与小朝廷签署的《清室优待条件》中曾许诺：“大清皇帝逊位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修改了这一优待条件，每年补助改为五十万元。
当时，小朝廷不但供着一个皇帝、几个皇太妃，还有几百名太监、宫女。为了图谋复国，清室还养着众多宗室王公和遗老。于是，举债成为小朝廷唯一的收入来源。
根据档案的不完全记载，1919年清室欠恒利号28万5千多两银子，欠亨记6800多两，欠交通银行39000多两……次年，又向中国银行借50万元，到期未还；向烟酒商业银行借钞票25000元……
1924年9月12日，清室内务府与北京盐业银行借款27万元，抵押物为陈设瓷器，拍摄于紫禁城600年展
为了偿还这些债务，小朝廷只有变卖古物一条出路。1922年，内务府曾公开贴出招商广告，为宫中古物寻求买主，并规定来者需在景山西门内务府筹备处缴纳保证金1万元，才能看物估价。一时间，看到广告前来购买者趋之若鹜，许多外国公使也混杂其间。
拍摄于紫禁城600年展
小朝廷进行的陆陆续续的典卖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便是1924年5月31日，盐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岳乾斋与内务府大臣绍英、耆龄、荣源，签订的这份抵押借款合同。抵押款数为80万元，抵押品中有一套金编钟16件计重11439两，作价四十万元。最重的无射钟，重924两，最轻的信应钟，也有534两。
另四十万元的抵押品则是：金宝10件计重4602.7两，金册13件计重2081两，以及金宝箱、金印池、金宝塔、金盘、金壶等，计重4286.1两，不足十成的金器36件，计重883.8两。
拍摄于紫禁城600年展
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溥仪提到了这次抵押：“只这后一笔的40万元抵押来说，就等于是把金宝金册等十成金的东西当荒金折价卖，其余的则完全白送。”
因溥仪无力偿还抵押利息，这笔款项连本带利达200多万元，盐业银行对外声称，若抵押到期则对外公开拍卖。当溥仪听说国宝即将变卖，可急坏了。宫内珍宝将失去，更要命的是这将暴露其违法行为。溥仪立即直接派遣最信任的帝师陈宝琛出面，找到盐业银行的负责人，态度十分强硬：“这批抵押品是历史文物，绝不能视为一般物品，应当妥善保管，绝不可以还不上款为由，自行处理。 ”
交涉中，盐业银行听出溥仪的真正本意，就是清室无钱可赎。盐业银行最终仍把国宝全部没收。不过银行曾找过溥仪的七叔载涛，用钱封住了他的嘴，让他出具一个伪证，说是皇室抵押品已赎回。迫于各种压力，载涛只好照办。
这桩秘密交易曾被《京报》戳破，盐业银行获得宫内大量珍宝，不仅北洋政府的军阀有意染指，就是银行同业也莫不觊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北平城也笼罩在战火的阴霾之下，金编钟的安全成了大问题。
金编钟密运天津后的命运：毁？抢？藏？
1932年的一个深夜，一辆卡车载着包括十六只金钟在内的一批珍宝，从北京运抵天津法租界中街盐业银行（现天津人民银行营业部）。在这座高大坚固的建筑物的地下，有着迷宫般的地下库房，为了保险，地下库房还建有带夹层的暗室。
天津盐业银行旧址
时任天津盐业银行经理的陈亦侯，便将这批珍宝藏在暗室里。突然有一天，陈亦侯家来了一位时髦的日本姑娘——日本驻津领事馆副领事的女儿。她送上昂贵礼品，企图弄清金编钟下落。不料，陈亦侯一口回绝。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群日本宪兵闯入陈亦侯家，翻了一个底朝天。结果根本没找到什么金编钟。当日本军队占领天津法租界后，陈亦侯发去加急电报，请示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万没想到的是，回复电报仅一个字：毁！
老人手中拿的便是其父陈亦侯的照片
上级领导一个字：毁！日本人也一个字：抢！陈亦侯的选择也可以用一个字概括：藏！陈亦侯找到天津盐业银行董事胡仲文，二人连夜把金编钟装入木箱，于1940年4月的一天深夜，用车将金编钟转移到胡仲文所在四行储蓄会（现人民银行分理处）大楼地下室的一个小仓库中。虽然两座大楼相隔仅300米远，但为了掩人耳目，绕了20多公里。
四行储蓄会旧址
第二天，胡仲文派人买了八吨煤，堆放在小仓库的入口处，以掩人耳目。不出所料，金编钟前脚转移，后脚日本人就到了。陈亦侯被日本人抓起来软硬兼施。关押多日后，由于没任何证据只得无罪释放。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陈亦侯这般有担当。身在北京的岳乾斋正把放在他那里的皇太后、皇后的册封金册，偷偷地运到大栅栏廊坊头条的珠宝店里化成了金水。
金编钟值多少钱？一根烟火的事
孔祥熙和戴笠
1945年冬，岳乾斋病逝，同年溥仪被苏军俘获，金编钟知情者越来越少。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来到天津，派秘书来打探金编钟下落。可巧他是陈亦侯的早年同学，还没问起金编钟，陈亦侯便以攻为守，刚一见面便大发起了脾气：“我不知你们这些人安的什么心？掉脑袋的事儿扔给我，日本人差点儿要了我命！过去让我销毁，如今是不是又找我来要？你们去找吴鼎昌吧，是他叫毁的！ ”陈亦侯把事儿全推到吴鼎昌身上，侥幸又逃过了一劫。
之后，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亲自指令天津警察局长李汉元查找金编钟下落，说这些金编钟属于“敌伪逆产”，必须没收。陈亦侯要以汉奸罪论处！
李汉元叫来陈亦侯，让他直接看这张密令，说：“陈五爷你看这封信值多少钱？”陈也没绕弯子只问“你说怎么办？”哪知李汉元微微一笑，说：“依我看呀，顶多就值一根洋火棍。 ”原来，早年陈亦侯曾经搭救过李汉元的性命。此时，李汉元当着陈亦侯的面，用一根洋火把密令轻轻点燃烧掉了。
天津光复以后，国民政府曾张贴布告，凡检举隐藏金银者，奖给所值百分之七十，被检举者科罚两倍。胡仲文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不胜感慨地说：与我们共同秘藏金钟的两位普通劳动者——我的工友徐祥和陈亦侯的汽车司机杨兰波，才是真正不为金钱所动的好汉！要知道，他们只要打个电话，写封信，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胡仲文夫妇合影
1949年天津解放的第三天，胡仲文向天津市军管会献出了秘密守护了九年的金钟。不久陈亦侯从上海飞抵天津，表示这是他和胡仲文的共同心愿。1954年，金编钟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向公众展出，终于又回到普通大众的眼前。
这套金编钟到底是什么来头，惹得多方势力争夺？
乾隆为八十大寿打造，用金万余两
这套金编钟，以四成金铸造，双龙纽，表面镀金，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金钟”（古人常称铜为金、吉金，金则称为黄金、真金，铜钟也习称金钟）。
钟体呈浑圆的椭圆形，前面正中铸造年款“乾隆五十五年制”，背面则为各自的律名，饰以立体精美的云龙纹。近口部六个凸起的圆唇，是受击而发声的部位。不同于先秦时期大小成列的编甬钟或编纽钟，清宫编钟一套十六圜外形尺寸完全相同，而以钟体厚薄为次区分音程，钟体愈薄发音愈低，依次对应倍夷则、倍南吕、倍无射、倍应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等清代乐律的四倍律、十二正律。
演奏时，十六圜编钟悬挂在一套架座上，并区分音律的阴阳分别悬挂于上下两层梁上，即上层八阳律、下层八阴律，均按低音至高音的顺序悬挂。悬挂编钟的架座称为簨簴（sǔn jù），横梁为簨，上簨两端雕刻龙首，列植金鸾五只；立柱为簴，左右两簴下承以五彩伏狮和趺座。架座表面髹金漆，鸾鸟和龙首口衔五彩流苏，颇具壮丽华贵气派。
这套金编钟铸造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那一年，正值乾隆八十大寿。此时的清王朝正是鼎盛时期，可谓国泰民安，歌舞升平。八十岁的乾隆皇帝自诩为“十全老人”，人生没有比此时更风光得意的了。于是乾隆皇帝决定效法康熙六十寿辰铸造纯金编钟一样，也用纯金打造一套金编钟，只是这组金编钟要比康熙皇帝那组规模更大，也更为精致。共用四成金一万余两，表面五次镀金又用赤金叶数十两，耗费惊人。
这组金编钟不但用金量世所罕见，铸造工艺也极为复杂。金编钟由工部、户部和内务府造办处共同承造。据说，造办处首先要把画工画出的金钟图样呈给乾隆皇帝审阅，而后再制模，模子做好后再呈皇帝审阅；审阅后铸造成样子，再呈皇帝审阅；皇帝首肯后才能开炉铸造；铸造好后工匠还要精心雕刻，直到皇帝满意为止。即使忽略铸造金编钟所用黄金的价值，单就这份工艺而言，它也堪称一件世所罕见的艺术品了。
八十大寿之时，乾隆皇帝伴着金编钟古朴悠扬的乐声，接受百官朝见，万国来贺，真是风光无限。
《光绪大婚图》局部
《光绪大婚图》局部
在《光绪大婚图》中的筵宴礼部分，还能找到被置于太和殿东檐下的这组金编钟的身影。而它最后一次在故宫盛典中奏响，则是在逊帝溥仪的大婚典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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