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为何元清两朝的统治时间相差甚远？

蒙元和满清作为少数民族政权都曾统治过中国，并作为大一统王朝被正史所记载，但是二者在一统中国的时间可谓是相差万里，清朝国祚长久，历经十二帝有近三百年之久；而元朝作为世界历史上征服里程最长、统治疆域最广的朝代，国祚却仅仅享不到百年。

那么满族与蒙古族同样是出于汉民族帝国边疆的游牧民族，同样经部落征伐和南下掠夺而兴起，为何在入主中原这一统治华夏文明的事务上南辕北辙呢？其实两个民族政权，如果从开国到正式灭亡算的话，蒙古政权存在的时间要长于满清政权，成吉思汗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到1635年察哈尔部投降后金止，大蒙古政权共存在了429年。而满清自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到1912年溥仪退位，满清政权共存在了296年。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元朝和清朝在统一中国的时间上存在如此大的差距？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蒙古人为什么只在中原大地上统治了90多年就退守到草原了？

因为统治不仅仅是一项事务，更是一项人事操纵上的艺术。统治不能靠一人一族之力，元清两代少数民族主人同样靠武力杀伐征服了华夏九州，但显然两朝的统治者在如何建立维系少数民族和汉人之间的联盟阵线上所具有的眼光是不同的。而这种眼光放在具体的治国实践反映的差距就是——清朝统治者比元朝统治者给了汉人精英集团更多的利益。

汉人精英集团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武人军功阶层、儒家士大夫官僚阶层、基层地方地主豪强阶层

理清这三个阶层分别对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统治贡献作用，就必须明白这三者之间的转化关系。这三者在封建专制的闭合统治下不是截然分开的。武人军功阶层大多依靠钱财的招揽而出于地主豪强阶层，儒家士大夫官僚集团自宋朝以后打通了从民间到朝堂的通道，仰仗权力手段在一定土地积累的条件下可以转为地主豪强阶层。

因此这三个阶层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合整体，成为了具有动摇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王朝统治的基石。而帝国的统治能否得到保障，则基于三个阶层在各自身份下的主要利益。

清朝完美团结了儒家士大夫、武人军功阶层和地方豪强阶层

1、对于武人阶层来说追求的是军功，以及其带来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

在封建专制集权越发发达的元明清时期，汉族武人阶层是社会中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在君权集中的影响下，他们并非没有政治上的野心，比如元末全国响应的红巾军、清末在各个南明政权周围的军功集团，都是以谋求政治上的建树为根本诉求。他们依附于国家武装，靠军功博取富贵，能回报给政权的当然就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对内对外的军事胜利。

2、对于儒家士大夫官僚阶层来说追求的是政治权力，要求国家有通畅的上升渠道，允许他们掌握国家行政事务的各项权力。

儒家士大夫官僚不管在科举前还是科举后，无不以他们掌握儒家正当性话语和行政事务为自身使命，他们在辅佐君王实行统治艺术的同时，用较高的行政效率和技术水平换取自身以及家族权力和名誉上的荣耀。

3、对于地主豪强阶层来说追求的是经济政策上的特权。

封建千古以来最为困扰历代帝王的莫过于土地兼并，对于地主豪强阶层来说最根本的利益莫过于土地的维持和扩大。这二者看似矛盾，但在王朝周期论下却能在一定条件下达成微妙的平衡。因此古代封建政权往往给予地主豪强经济上的特权换取他们在掌握的基层资源上的忠心。

在分析明白三个阶层的利益后，便能够看到元朝和清朝在这些利益诉求上的得失，而这将直接影响两个朝代的统治

在最为关键阶层上升渠道上，元朝近百年时间却几乎不开科举，这就导致任汉族读书人对于元政权缺乏文化上的认同感。

传统儒家士大夫阶层在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和地方沟通之间的缺失，直接造成了上传下达之间的权力真空，而这引发的连锁效应就会波及同在一个整体内的武人阶层和地方豪族之间的利益调整。

元朝灭南宋之前尚能给汉族武人阶层以一定的地位，但是在南宋灭亡之后，蒙古铁蹄横扫欧亚情况下，汉族武人阶层在蒙古人的民族统治政策下没有用武之地，于是便与地方豪强紧密地聚拢在一起，阻断了元朝上层统治阶层与基层之间的治安联系。

于是在这种条件下在元朝的乡村基层便形成了恶性循环：元朝统治者对于基层的控制能力差——放纵基层武人阶层和地方豪强掌控地方——武人阶层和地方豪强从基层汲取资源——隔断元朝对于地方基层的统治。

这一点在元世祖忽必烈时就已经初见端倪：

“江南豪家广占农地……则驱役佃户，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恣，纵恣妄为，靡所不至。”——《元典章》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变礼文之俗，未数十年，熏渍狃狎，骨化风成，而宋之遗习消灭尽矣。为士者辫发短衣，效其（蒙古）语言、容饰以附于上。冀速获仕进，否则讪笑以为鄙怯，非确然自信者鲜不为之变。”——《元史》

而清朝在三个阶层的闭合利益系统问题上，显然吸取了元朝的统治教训。

清朝自关外创立国家伊始，就深深明白仅凭自身八旗武装力量显然不能征服明朝这个庞然大物。明朝边防虽然已被官僚和体制的腐败所吞噬，但是散落于明朝疆土的松散地方军阀集团并不可小觑。因此满清从关外开始的入主中原之路，就是一部不断包容优化的八旗军事汉化史。

有清一代，汉将边功远超过宋明。汉族武人依附满清军事贵族获得政治地位和军功，制度上给予的包容和利益上的犒劳，换取了一大批汉族武人阶层在皇权统治下的忠心，他们走出三峡踏上西域，北出塞外草原，纵马进军拉萨。以吴三桂、年羹尧、曾国藩为首的一大批汉族武人阶层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为满清皇权的集中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立下汗马功劳。

而对于儒家传统士大夫官僚来说，清朝也给予制度上的利益变革。

满族高度汉化，本可以产生本民族的文官，满族官僚虽在行政能力上逊于汉族官僚，但终究是皇权的另一个选择。而维系满汉双方在中央和地区上的和谐共处则必须给予汉族官僚基本的利益回报。清朝统治者所洞察到的关键之处在于：汉族官僚能够在汉人王朝对抗皇权靠的是所谓的皇权之外的第二正当性来源，也就是所谓的道统，他们掌握儒家话语体系和典章制度，能够通过正当性制约皇权的行为，这便是儒家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厉害之处。

因此自康熙雍正乾隆以来，清朝的科举之路畅通为前朝所未有，真正做到了底层寒门之士可以取得向上的通道权力，而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感反作用于武人阶层与地方豪强阶层，三个阶层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利益诉求团体，抱团在清朝统治阶级的周围。

可见元清两朝的国祚差距不仅仅是数字化的文字反应，更是在深层次涉及支撑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社会前进的三大阶层问题上的眼光差距。各个阶层的利益得失都将引起蝴蝶效应对王朝给予致命一击。

结语

由此可见，二者在一统中国的时间可谓是相差万里，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统治者是否有主人翁的思想，把天下人当成是自家人。清朝之所以能够作为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多年，其核心就在于，清朝统治者把自己放在了国家主人翁的位置上，在政治上大量重用汉人，并且注重农民生存问题等一系列政策，使得被统治的汉人心甘情愿的为这个国家付出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