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的“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被西夏、辽、金天天胖揍，于是，国家意识逐步取代了天下观。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三千年前周人的天下观：天下只有周天子一个老大，其余地方都是蛮夷。“天下”只是一个模糊的政治概念，和国家领土、主权没有任何关系。

这就要说到周天下的“五服制”。除了直接统辖的王畿之地外，往外500里为一个单位，依次分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

“甸服”地方的诸侯称为“邦内”，他们的义务是每日给天子进贡；“侯服”地方的诸侯叫“邦外”，义务是月贡；“宾服”地方的诸侯称“侯、卫”，义务是季贡；“要服”就是蛮、夷的居住地，义务是一年朝贡一次；“荒服”是“戎、狄”的居住地，义务一生朝贡一次。

《国语·周语》记载：“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

如果五服之地不履行义务，周王室怎么办？应对方法是：“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也就说，甸服不听话，那就用刑法对付；侯服不听话，那就讨伐他们；宾服不听话，那就征集诸侯一起攻打；要服不听话，这么远也就只有责备了；荒服不听话，已经鞭长莫及了，只好告诉其他地方的诸侯“别学他们”。

五服之外呢？更远的地方则是化外之地，这些地方中央政府完全没有什么影响力了，没有实际意义。

五服制只是中央和地方之间一种理论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实际距离有不同版本，而且也没那么精确，何况蛮、夷、戎、狄很多时候根本不会遵循你这套规矩，所以这只是周天子的一厢情愿而已。

但天下观却深深烙在了我们国人的心中，也可以理解为天朝上国中心论的一种傲慢。

天下观形成的两千年里，春秋战国、南北朝民族融合，汉唐盛世华夷一体，我们确实用实力维持了“天下”这个基本构架，当历史迈入宋帝国的时候，一切发生了根本变化。

辽、金、西夏等政权，完全不同于之前的蛮夷戎狄，比匈奴、鲜卑、突厥更为强盛。因为这些政权拥有相当强大的中央政府，而且掌握了同时统治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的政治体制，从实质上已经和中原王朝分庭抗礼了。

经过一次次被胖揍后，宋帝国的统治阶层不得不服软，与辽、金、西夏保持了两三百年的对峙，精英阶层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天下观念受到严重冲击，他们意识到：辽金夏不再是蛮夷，而是和大宋一样的国家政权。

辽、金、西夏的崛起，可以说是宋帝国精英阶层心中的“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大变局促使了宋帝国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有两件标志性事件：议和、划定国界。

辽宋澶渊之盟、宋金绍兴和议，尽管议和之后仍有冲突，但大体上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这也是建立在双方的实力对比基础之上的，谈不上屈辱与否：与一次战争的耗费相比，每年的“岁币”是微乎其微。

就连西夏这种区域性的小政权，宋帝国都选择了宽容和解，没有要和西夏玩命到底的意思。平心而论，以宋帝国的财力而言，要灭西夏应该是时间问题，但宋帝国选择了用国家之间的合约方式来解决问题：我就承认你的政权了，和气生财。

宋帝国出现了大规模相对对等的外交活动，通过外交而不是武力来解决问题，成为了各阶层的普遍共识。

议和后就是划定国界。之前的国界都是很模糊的，往往以山川河流为国界。汉唐盛世与其说有国界，不如说是中央政府在边境有势力范围：通过在边界设立军事据点来宣示国家主权。这种边界是不稳定的，只要游牧民族一南下，这些疆界也就形同虚设。

而宋帝国则不然，宋帝国有很强的国界意识，而且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来划定国界：“开壕立堠”。开壕就是挖沟，立堠就是设置高大的土堡。这一行为被很多学者称作“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边境”。

为了更好地完成划界工作，宋朝还出现了精致的彩绘地图，这可是空前的。

放眼当今世界，通过法律、协议、通使、合约来解决国际争端维护本国利益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共识，在边界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界碑，而这一系列的民族国家行为的源头还是得追溯到宋帝国。

“天下观”此刻已经式微，相反，“汉族”“中国”“疆界”等一系列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开始被普遍使用。

与此同时，宋帝国的文人士大夫们开始在精神层面塑造民族国家意识。一是笼络敌占区的汉族老百姓，唤醒国家意识；二是大力搞教育，塑造精英群体意识。

国家意识方面，典型的比如陆游的“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三秦父老应惆怅，不见王师出散关”，张孝祥的“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羽葆霓旌”，范仲淹、苏轼也不止一次说北方沦陷区的汉人天天期盼着回归故国等。

这些当然是文人的一种幻想，是统治阶层的一种自娱自乐、精神安慰。要知道，辽、金、西夏已经统治这些地方几十年了，早就收买了人心，汉族老百姓哪管你谁当皇帝？谁给我吃饱饭我就认谁！

最典型的事例是宋太宗北伐。宋太宗下诏收复燕云之地，说什么“燕云地区的汉人对契丹统治非常愤怒，只要我们出兵，当地人立马接应我们，一起赶跑契丹人”，意思就是天下可以传檄而定。可惜，燕云地区的汉人没有被洗脑，根本不搭理宋朝的士兵，反而是帮助契丹人抵御宋军进攻。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幽云十六州的汉人正如今天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定居的华裔一样，我们能希望出兵美国时他们能举兵响应？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他们怕是哭着喊着都要为国尽忠！这个“国”当然是美国了。

精英群体意识方面，典型的比如汪洙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等等。

北宋的精英共同体是一种遍地开花的局面，不像之前只有长安、洛阳才是聚集地，在全国营造了这样一种氛围：只要你认真读书考科举，即便你是农民的儿子，一样有机会升官发财青史留名。宋朝的科举取士范围之广，是前朝无法相比的，真正意义上打通了各阶层的人才流通渠道。

于是乎，宋帝国的各阶层普遍产生了这样的共识：打不过辽、金、西夏没关系，咱们和平共处，好好发展国内教育事业，增强国内的凝聚力，咱们才是一家人，不跟他们死磕了。

讲真，我们最想穿越回去的还是宋朝：经济繁荣，思想开明，最主要是老百姓兜里有钱。是呀，死磕那些“非地”有啥意思呢？

其实，宋人是务实的。用国家观念取代天下观念，是一种基于真实世界的考量，告别了妄自尊大的“天朝上国”的傲慢与偏见，不过后面的元明清没有学习到宋帝国的创造性经验，不重视外交活动，稍微强大就开始走上了天下观的老路子。

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的“万国来朝”是不怎么划算的。周围的“蛮夷”来朝贡，用一些野生动物、象牙等东西就可以换来天朝丝绸、茶叶以及大量的银子，这就是天朝的面子嘛，可天朝的面子都是需要底层群众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凑出来的，这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啊。

清帝国并不重视与他国的交往，始终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于是清帝国迎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丧权辱国（当然，具体原因很复杂）。到今天，谁还会想着天朝要收复朝鲜、琉球、越南、外蒙？谁会觉得他们的土地可以传檄而定？如果有这种想法，恐怕要慎重。

所以我们现在的发展理念是“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大家都是兄弟，而不是什么臣属关系，一起做生意赚钱就行了，实力强大了自然能带来和平繁荣，何必天天打打杀杀？不要人力物力财力？你以为羊毛出在狗身上？还好键盘侠没有成为大佬，否则他们肯定要带领我们“收复日本”了！

参考书目：《肇造区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