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固化、人工智能与读书改变命运

　　作者 | 郭喨

　　思想潮专栏作家、浙江大学博士后

　　来源 | 思想潮

　　阶层固化与寒门贵子

　　人人生而不平等。

　　“人人生而平等”，这是启蒙主义者和《独立宣言》对理想社会的表达，不是对现实的描摹。

　　你的出生就决定了你的人生。想想看这是不是很可怕？然而实际上，80%的人，一生的命运基本在出生的那一刻就被决定了。这当然不是说你的出生就直接决定了你是喝三鹿还是雅培奶粉，却能决定你在6个月时是吃母乳还是辅食。

　　对很多人而言，出生决定了人生轨迹的起点、走向和关键转折——至于个体命运中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你是“自由”的。你依然可以决定今天的晚餐是肯德基还是麦当劳，可以决定自己是喜欢周杰伦还是蔡徐坤或者朱茵邓丽君郭兰英——后三位我也极度陌生，然而某些大龄读者可能念念难忘——甚至决定自己要不要追星。

　　电影《寄生虫》

　　然而，是定居杭州还是上海，是就读清华还是KCL，你是无力选择的；生命中那些要与社会进行交互、要与现实发生碰撞的所有事情，冥冥之中就有一双镣铐把你锁起，你只能服从命运的安排。

　　“安贫乐道”看起来是一种消极的抵抗，穷达变通貌似也是一种人生的通透，然而命运真正的残酷会在医院、会在急诊ICU门前完整暴露。

　　不过，好在所有人都可以选择成为另外的2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这是错的。幸运的人不仅有着幸运的童年可以温暖一生，而且很容易直接拥有——幸运的一生，无需以童年为代价来“治愈”；不幸的人，一生也难以疗愈童年的创伤——只能包裹。

　　儿时的旺仔牛奶和二十年后的味道能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小旺仔的眼睛焦点位置都变了；儿时的卫龙辣条和今天的味道能一样吗，当然也不一样，那时的卫龙更多油更不健康也更好吃。不幸的人在今天也能轻松享有“冰袋自由”和“辣条自由”，然而这真是你所想要的吗？——当同龄的别人都已实现“车厘子自由”、“报班自由”，在追求“学区房自由”、“时间自由”甚至“国籍自由”的时候。

　　所有的美好都保质期。越是珍贵，保质期就越短。儿时的糖，现在吃已经不甜了。甚至，一不小心还会把你呛出泪来。那就别吃了嘛。让时间包裹创伤，疗愈痛苦。

　　事实上，寒门再难出贵子已经是一个普遍的事实。无论是说“我奋斗了二十年，才能和你一起坐在一起喝咖啡”还是说“我奋斗了二十年，才不是为了和你一起坐在一起喝咖啡”其实都对，广为流传的《二十年》及其系列文章说出了一个许多人“外地人”不愿承认的事实：那就是，尽管“条条大路通北京”，然而有的人一出生就在北京。

　　问题在于，保持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不仅仅关系到个体的命运，也关涉到一个国家的“道德正当性”，关联到国运能否昌隆。当“城堡全部关闭”的那一刻，当所有的个体努力与奋斗全都被血缘地缘等先在条件所决定，所有的既得利益者瞬间都会背负上沉重的道德负担——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社会风险。

　　历史上，郑谷只是在《菊》中抱怨：

王孙莫把比蓬蒿，九日枝枝近鬓毛。 露湿秋香满池岸，由来不羡瓦松高。

　　陈胜吴广却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们直接敲响了大秦帝国的丧钟。

　　黄巢最著名的诗杀气腾腾：“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如果你也注意到他的标题——《 不第后赋菊》，那这简直就是一个量身定制的例子。

　　当科举考试、进士及第的正常社会阶层提升路径被彻底堵死，求“一日看尽长安花”而不得，只好退而求其次“满城尽带黄金甲”、“满城杀尽长安汉”，不走寻常路了。

　　后面的故事尽人皆知：“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而黄巢于长安称帝国号“大齐”，屠戮无数。他们阶层提升的社会代价不可谓不惨烈——当然这都是旧时代的事了。

　　实际上，有序的阶层流动对社会整体十分有益。一方面，“新晋阶层”直接提升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公信力，“新晋阶层”以自身例子佐证了社会制度的基本合理，从而堵塞了大量将个人失败直接归因于社会制度的责任转嫁行为；另一方面，“新晋阶层”又对既得利益群体发挥了很好的鲶鱼效应，提醒这一阶层不要完全丧失奋斗的精神，否则可能被“挤下车”。这是非常有益的。

　　只是当今，“寒门出贵子”越来越难了。

　　“寒门”如果仅仅是贫穷，那也还好办。问题在于，贫穷往往伴随着保守等其他一系列问题：见识上的相对浅陋、社会适应性的缺乏、社会资本的匮乏、对于长远利益的短视和对于短期利益的过度在意（BBC的《56UP》以及香港的《穷富翁大作战》、相关的社会学研究都表明，这并不是穷人本身的错，但这一“短期利益优先”的竞争策略对于个体社会地位的提升是有害的，几乎所有的成功者都采用了与之不同的“长程优先”的社会竞争策略）。

　　底层往往缺乏对于社会运行规律和趋势动力的真实认知，有时甚至以一厢情愿的想象替代对社会真相的感知，导致即使偶尔面对宝贵的机会也难以把握。

　　“原生家庭批判”前几年一度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社会潮流，“父母皆祸害”口号之中又饱含了多少青年的愤怒与不甘！旁观者看来都令人心酸。

　　现实中，底层父母经常比其他阶层更加不宽容、更加偏执；对某些人而言，头脑中容纳两种不同的观点而不冲突简直就是对其尊严的挑衅，外界却又经常以漠视的方式损害其尊严（“视而不见”的漠视甚至比“区别对待”的歧视带来的伤害更大），社会上受损的尊严往往通过“家庭补偿”的方式进行修复，底层青年成了终极的尊严受损者——他们经常有着不幸的童年。

　　另一方面，对极其有限家庭或家族资源的争夺也容易导致各种精神的甚至物理的创伤。底层父母难以像中产以上阶层的家庭一样，为子女提供有益的指导、有效的支持与有力的兜底；

　　相反，他们乐于以常见的优势家庭中“别人家的孩子”和罕见的劣势家庭中个别“成功自救者”为榜样“教导”子女努力，却刻意忽略了“别人家的孩子”首先有“别人家的父母”配套，以及“贫寒农家走出个清华少年”本身就属于极小概率的“奇迹”这一事实。

　　这导致底层家庭子女在当前各种激烈到内卷的社会竞争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底层青年经常习得一种高度自卑同时有极度自尊的高情绪性、低进取性低外向性的敏感讨好型人格，这种带着沉重家庭烙印的性格不利于其早期成长。

　　当底层家庭的青年终于觉醒、决定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奋力一击的时候，经常发现，最大的困难和阻力居然来自于自己的家庭——“原生家庭”的父母兄弟极力阻止你的任何超越了他们既往认知与可怜经验的尝试，他们以“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和“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的理由、通过“都是为你好”的道德捆绑，把有志青年死死摁在自己的阶层里难以动弹。

　　寒门难出贵子。难，真是难。

　　另一方面，特别是女性通过婚姻方式实现阶层跃升的渠道也已逐渐萎缩。

　　男甲女丁的“并购式婚姻”主要发生在城市化狂飙突进的时期，1949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仅10.64%，到2019年末全国城镇常住人口8.48亿、人口城市化率为60.60%，十八大提出的“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已基本实现，高速城市化阶段已经过去。当前婚姻市场的主流资源配置模式为“门当户对”型的“合资式婚姻”，中产阶层对“阶层跌落”的恐惧使得其对婚姻对象尤为挑剔；

　　特别是城市中的男女双方都有着数量充足的相近阶层异性可选——相近的物质基础也更容易培养相似的价值观，经济和价值观层面的“门当户对”重新成为主流婚配模式。

　　“结婚改变命运”的民间故事尽管依然不时上演，却是越来越少了。底层女性“第二次投胎”的捷径趋于堵死，至于底层男性，更是从来就没有过此种捷径。

　　贫穷具有可遗传性。这种遗传的表观稳定性甚至超过优势阶层的财富遗传。

　　万幸的是，我们还有教育；有教育，就还有希望。

　　感谢教育。

　　对于大多数公众——不仅仅是“底层”而言，教育提供了一个伟大的机会，高考打开了一个非凡的窗口。个人地位跃升，阶层有序流动。这是宝贵的机会！

　　在经济长时间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任何国家，阶层逐渐固化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普遍的趋势，这是“稳态”，是良序社会的终极收敛点。《21世纪资本论》指出，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r >g）的历史事实和当代现实决定了有钱人会越来越有钱、穷人越来越穷。

　　马太效应本来就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代际优势合理传递也有其正当性：凭什么别人的爸爸拼死拼活积累的财富不能比其他轻松自在甚至游手好闲的爸爸更多？每一代都全部清零，从头比起，这就公平了吗？

　　某种程度上说，完全不固化的阶层甚至比完全固化的阶层更加不可取——尽管二者都是极度危险的。事实上，只有社会剧烈动荡、民不聊生的时代才会阶层高度流动——“一将功成万骨枯”，人民饔飧不继、朝不保夕。

　　“读书改变命运”还是“读书无用”？

　　事实上，当前，读书改变命运、促进社会有序流动的功能正在空前弱化。一方面，知识及智力供应的稀缺性逐渐降低——不是社会不需要知识与智力了，恰恰相反社会比上个世纪任何时段的知识需求都要旺盛，然而更加旺盛的是知识与智力的供给。

　　以文盲率为例，1949年全国5.5亿人口中80%为文盲；改革开放20年后的2000年12.95亿中国人中文盲率6.72%，2016年，13.95亿人口中15岁以上成年人文盲率为5.28%。公众更为熟知的则是高校本专科和研究生毕业生的供应持续增加，1998年这一总数是340.87万，而2017年在校生则是2753.59万。

　　又以“应届毕业生”总数为例，年年新闻都是“创下历史新高！”，2001年是115万，十年后2011年则是660万，增加到5.74倍，今年则增加到了874万（2019还是834万），人才供应过剩，就业相当不易、创业更是艰难。需求可能增加了100个而供给却增加到了1000。

　　“读书”带来的效用随着供给的提升和市场化程度的增加而减弱了。（市场化导致了人才的自由流动，以及优质人才的占位增加。甚至普通青年中“斜杠生存”的比例也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则是阶层的固化，导致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的进一步集中和“家族化”。众目所见，毋需多论。

　　第三方面是被教育与阶层流动研究者普遍忽视的一个维度，从资产收益率的角度考察，目前的资本收益率整体逐步攀升，而劳动收益率则在持续下降——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一状况——而后者则是底层收入的主要来源。

　　尽管如此，读书依然是底层公众改变命运的主要通道。

　　知识教育、技能习得、情感体验和社会化适应，依然是青年进入社会“自我实现”前的必要准备；学历证书依然是青年走入职场的重要敲门砖和垫脚石——有了它不一定就能成功，没了它可能连试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高考是你此生所能见到的最公平公正的竞争了——通过它，你可以打开一扇窥见崭新世界的大门。新世界不会因为高考一下子就为你敞开，但是你却得以从此窥见一个完全不同的天地。象牙塔没有禁制令，但能不能进得来要看你自己的能耐了。

　　“减负”和“素质教育”？当然可以，而且应该提倡，我国教育主管部门也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然而，对于底层青年而言，可千万别上当。

　　15年我曾在现场聆听马克西姆弹奏“野蜂飞舞”，由衷慨叹了天才的手指，接下来的一幕却令我更加难忘：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娴熟地致敬演奏《克罗地亚狂想曲》，弹奏完成，优雅起身、微笑，静候马克西姆的点评。

　　可是，有多少家庭能够承担得起雅马哈卡瓦依英昌，甚至珠江练习琴？稍好一点的演奏钢琴就是十万打底的水平。买得起家里也放不下呀——就像杭州我之前的家，又遑论一节课三百起步、上不封顶的音乐教育费用。

　　一个直到大学才第一次出省的人，如何跟一个年年都五洲四海游学的人比拼“国际视野”？这也是众多中产阶层焦虑的根源：他们总担心自己的孩子在这场烧钱的游戏中落入下风；收入更差的底层呢，哪里来的“减负”和比拼“素质教育”的迷之自信？！

　　从底层跃升到“中产”已经是和平时期了不起的阶层流动了，当中产们普遍通过“报班”的方式给子女“加负”，用烧钱的手段来培养一个发展更加全面的娃的时候，底层青年更应该认清现实，在主要的赛道上加油攒劲。

　　“小马过河”的童话故事讲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老马所说“水很浅，刚没小腿，能蹚过去”的河水对松鼠而言却深不可测，“深得很呢！昨天，我的一个伙伴就是掉进这条河里淹死的！”

　　一定要搞清自己的站位，不要跟风盲动。

　　对5%的经济顶层家庭子女而言，考不考高考无所谓——他们有无数条退路，任何一条都比你奋斗终身方能获得的要好；

　　对于15%的高收入家庭子女，高考考好考坏无所谓——只要大学毕业，父母就有能力为子女护航保驾铺就一条不错的发展之路。

　　然而，对于40%的社会底层子女而言，考好高考，真的就很重要了，这几乎是你唯一的出路。650跟550，决定985还是211；500跟400，决定本科还是专科；每一分都很重要。

　　最重视教育的就是那40%中产阶层了，“重视教育”是所有中产最醒目的标签，因此无需念叨他们。

　　“读书无用论”，那5%的人可以说，那15%的人可以附和，唯独剩下那80%、特别是底层那40%的人，千万不要上当！

　　有资格说的那些人，我也劝你善良，酒吧里吹吹牛皮、腐国撩撩妹就好了不要散布到公共舆论场中蛊惑人心，寻找优越感也要捡捡地方。

　　如果80%的人一出生人生就被决定了，那起码还有20%的人，他们的命运存在变数。

　　更何况，今天你即便家境贫寒也不会挨饿受冻，尽管资源匮乏也不至于因学费而失学——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感谢我们逐步完善起来的社会福利体系。

　　如果事业成功，你还可以感谢更多，但是唯独无需“感谢贫困”，感谢贫穷、感谢苦难都是过时宏大话语体系中的虚假叙事（居然有整整一代人会去“相信”！），而且也与我国“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全面消除贫困人口”政策的价值导向严重冲突。

　　实际上，公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是一个不容争辩的基本事实，尽管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触目惊心。所以我们现在谈的并不是“提升底线”而是“促进公平”的议题。认真去学习，勇敢去改变！

　　人工智能可以促进社会阶层有序流动吗

　　有可能。

　　然而更大的可能却是，进一步加速阶层固化。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让我们看到了优质教育资源均等化的希望，新东方、学而思、VIPkid、掌门一对一等各种“人工智能+教育”产品风行一时，2015年以来甚至达到了平均每天新成立两家此类创业公司的程度。

　　我也应邀为某知名品牌贡献了智力。在广义“知识付费”的赛道上，传统教育培训硝烟弥漫一片红海。然而，真正优质的核心资源永远是稀缺的，知识之外的交互的“默会知识”、精神气质和行事风格、规划能力，恰恰是“人工智能+教育”力所不逮、需要耳提面命亲身传授的。

　　底层的孩子最缺乏的是什么？

　　陪伴与自律。缺乏有效的陪伴对儿童的认知发展与大脑发育都存在不良影响——卡罗林斯卡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指出，独立于基因因素的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Status，SES）对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和大脑发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更有钱家庭的孩子脑皮层更大。

　　语言能力也是如此，“来自富裕家庭孩子的语言和执行能力有关的大脑区域比贫穷家庭的孩子大，富裕家庭孩子的智力测试成绩也更优秀。”缺乏自律、难以“延迟满足”，导致“多动症”和“注意力不集中”成为成绩不佳孩子身上的典型标签。

　　知识易取，习惯难得。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当然极大地降低了知识层面的门槛，却对学习者的“习惯养成”并没有太大的帮助，甚至现阶段有害——App的载体手机或PAD成了学习者绝佳的游戏机，泛在的超链接让学习者“思接千里”却“空无一物”。

　　浙大校友段永平先生在上世纪末将“小霸王游戏机”命名为“小霸王学习机”，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也让我娴熟地掌握了“魂斗罗”（Contra）和“超级马里奥”，并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坦克手——也差点挨了我爸的揍。至今有时都还会开启模拟机，重温“小霸王其乐无穷”。

　　然而今天，所有的人工智能载体都有巨大的游戏机潜能，这对本身就缺乏陪伴与自律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更何况某些家庭中，父母直接拿智能手机投喂其子女以求得自己的“片刻安宁”。

　　我注意到一个重要的趋势：学习游戏化。人工智能辅助下的学习游戏化可以极大地提高学习者的学习绩效，让学习者在一种类似于游戏体验的情境中掌握必要的知识、技能和思维方式，是一种极富前景的学习手段。

　　然而我更清楚地理解“中国社会基本面”——所有优质资源都是优先供应给有钱又有闲的群体的，这是无可厚非的商业逻辑，换你你也会这么做：合法合理的情况下，利益最大化——穷人身上赚不到什么钱，穷人极大地依赖于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城乡医保等“基本公共服务”。

　　理论上大门是敞开的：只要有钱，乞丐都可以享受人工智能加持的教育服务，问题是你没钱。

　　教育本来是唯一有望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阶层良性流动的工具；现在，教育人工智能同样地“嫌贫爱富”，其介入恰恰可能进一步“加持”优势群体，让那些有人陪伴而又自律的孩子更高效，进一步拉开与底层家庭学生的智力差距。这会带来怎样不堪想象的结果？

　　难以想象。

　　“给弱者以尊严，给底层以温饱，给青年以希望。”这是我为当前主要社会问题开出的一个药方，也是我的一个社会理想。

　　并非个人“善良”使然，而是特殊的机缘让我看见了中国这样一个“极大规模超限复杂多元有机体”的各种面向。

　　今年5月，我已经将我们的担忧和思考通过适当的渠道提交给国家相关部委，政策层面包括教育部在内的多个部门十分重视这一教育人工智能可能导致的各种问题并已开展研究。

　　然而，个体命运的改变或者仅仅是“改善”，不仅仅依赖于对弱者友好的大环境，更需要的还是青年自己的持续努力与持久奋斗，需要博恩·崔西在《吃掉那只青蛙》的小册子中鼓吹的“3D好习惯”：决定、自律和决心。即便提供一个最为公平、最为有利的环境，

　　最终的竞争也会在个体、顶多家庭或者家族的层面上展开；一个最为公平的环境也没有道理随便将一个人推上更高的阶层、或者踢下。

　　一个公平的环境本身恰恰是底层提升自我、改变命运的最好的保障，青年千万不要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