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学生何兆武曾回忆：“抗战前在北京做中学生的时候，学校里一天吃三顿饭一个月才花五块钱，质量不错，而且可以敞开吃。1938年我在长沙上学的时候也是五块多钱，至少都是细粮。可是到1939年就不行了，物价飞涨，学校里吃饭虽然不要钱，可是非常之差。”
1935年，国民政府的陆军战时给养是这样的，每名士兵每天大米22两或面粉26两、罐头肉4两、干菜2两、咸菜2两、食盐3钱、酱油4钱，临时会加白酒2两或白糖1两。这个标准看似很完美，很中肯。可抗日战争一爆发，这些标准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不可能达到。
肉简直就是奢侈中的奢侈，还记得《我的团长我的团》中一群人吃炖粉条时的情景吗？估计就有那么疯狂。第73军连长陈振渭回忆道：部队到了驻地之后，只有从干粮袋里拿出的大饼，一折就是两半，干硬可想而知。吃了败仗撤退时，第一顿饭是每人一捧米饭混着盐菜边跑边吃，第二顿饭是稀饭，第三顿还是稀饭，只不过增加了些红薯。
这还是抗战初期，吃米还是不用愁的，可随着战争的延长，日军的进攻速度加快，大部分产粮区沦陷，国民政府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支出导致通货膨胀，粮价开始不断上涨。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开始发牢骚了：去夏米每斗八角，今则二元六角。
粮价继续上涨，前方一旦有要紧的消息传来，后方民众便要抓紧多吃一点，不然就真吃不起了。确实，饿肚子不是一般人就能承受得了的。
作家王鼎钧在安徽国立第22中学读书时，条件更为艰苦，他回忆道：“菜盆里偶然有几片肉，其薄如纸，面积如纽扣，浮沉如游鱼，惹你的眼睛睁得比肉片还大。那一阵子还真没有人在乎那几片肥肉。”不愧是作家，写肉片都能写的如此出神入化。学者丁文江的怨言更大，他说：“贵州有一种小饭铺只有两种东西可以下饭，一碟盐巴，一碟干辣椒，真是穷的要命。”
就连国民政府的第一高校也逃不了挨饿的命运，国立中央大学的食堂里有种“八宝饭”，它由霉米、沙子、石子、粗糠、稻壳、稗子、老鼠屎和小虫子组成。学生们纷纷抗议这么完美的“八宝饭”，兼任中大校长的蒋介石只得亲自来食堂品尝，他干吃了三碗饭，得出的结论是“米质太坏，要改善，肉也太少，伙食补助金要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最需要出力的士兵都面带菜色，吃不饱饭，更别说那些普通老百姓了。但值得称赞的是，国人在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险恶环境下，依然用自己的铁胃硬生生地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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