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溦萌：正史與譜牒之間——論裴松之《三國志注》中的世系注

正史與譜牒之間：論裴松之《三國志注》中的世系注

聶溦萌

提要：本文以裴注中關於家族世系的注文為研究對象，分析這些注文的敘述結構，以及注釋者如何將其依據的原始材料加工為自己的敘述。這些來自注釋者的加工工作常被忽視，是由於裴注自身十分鮮明的「某書曰」的表述，也是由於刻本時代以來對裴注每引一書即空一格的刊刻格式進一步強調了裴注所引之書而淡化了裴注。通過對多條世系注文的分析，本文重新挖掘了裴注世系注的敘述邏輯，其基本敘述結構是在世系框架中填充具體內容。還特別討論了裴注的世系框架表現的與一般正史不同的對家族人物的排列順序，由這一特徵入手，或許可以追溯譜牒雜傳等與正史相互交錯的源流變遷。

關鍵字：裴松之《三國志注》，敘述結構，譜牒，雜史，正史

《三國志·魏書》中立有傳記的不少人物，其子孫在西晉乃至東晉南朝世代通顯。南朝劉宋時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補充了很多傳主家族人物的資料，尤以《魏志》各傳為多。本文將這類注文稱為“世系注”。

本文將從敘述邏輯、文本結構、編纂過程等方面對世系注進行基礎性考察，並嘗試觀察世系注與譜牒、雜傳、正史列傳之間的關係。作為鋪墊，首先對裴注的一些基本情況略作論證。

一、裴注徵引的基本性質

裴松之《三國志注》由於其開創性的“史注”特質而成為魏晉南北朝史學研究中倍受重視的作品。裴注注文大體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引用他書，這樣的注文屬多數，此外冠有“臣松之案”與“臣松之以爲”的注文以及未列舉書名的注文被視為裴氏的“自注”。後一種注文顯然是注釋者思想、方法、觀念的最直接體現，也受到探討裴注與裴松之的學者的重視；[1]而對於引用他書的注文，除了通過考察引用書目以見裴氏注史的特性以外，這些引文主要是作為中古亡佚文獻殘留的吉光片羽而被加以利用。清代學者極重視裴注對輯佚工作的價值。而今天在歷史學論文中，儘管沒有明文規定，但引用裴注的普遍習慣是需指明裴注所引某書，甚至正文中徑稱某書而只出注說明是引自裴注。在一些情況下強調原書有其必要性，但如果將這種方式上升為一種不需考慮具體情況的慣例，意義便不同了。不能否認，長期以來對這類裴注的理解確實存在偏向，即僅重視裴注保存他書史料的一面，甚至將這些佚文視同原書，而忽視了這些注文中存在的注釋者的主體性。

上述偏向至少可以追溯到宋代以來刻本《三國志》的版刻格式。目前所見最早的裴注實物是南宋初期的帶有裴注的《三國志》刻本。[2]該本中裴注的格式明顯具有保持北宋刻本舊貌之處，[3]但也已經在一條裴注內的“某書曰”、“某人曰”、“臣松之案”等語前空格。刻本中的空格具有怎樣的意義呢？以目前讀者易於接觸的宋刻本為例，《世說新語》與《兩漢書》注文引用的多種文獻之間不空格，[4]百衲本《史記》也僅在三家注之間以小圈分隔，[5]宋刊明州本及建州本《六臣注文選》在李善注與五臣注之間、[6]宋本《藝文類聚》在各條引用之間，皆留有空格。[7]《史記》的三家注原皆單行，《文選》也是先有五臣注本與李善注本，這些不同的注本被合併後在其間空格或加圈點以示分別；《藝文類聚》則是類書，其引文除了是以同類相次外，前後引文間沒有敘述上的關聯。由此可見，刻本中的空格是強調前後文字之間的獨立性，便於讀者摘取利用。裴注引文被空格分割，體現了整理與刊刻者忽略注文的整體性，僅重視引文作為原書組成部分這一面的傾向。對裴注的這種刊刻格式為其後歷代《三國志》刻本所沿用，直到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也基本是在這些位置上將注文另起一行，作為分段。

對比與裴注性質接近的《世說新語》劉注的刊刻格式，更顯示出對裴注這種由來已久的處理並非理所當然。但裴注中大量存在完全引錄他書、且引錄段落相當長的注文，確實是突出了出典文獻而使注釋者的主體性易被忽略。不過，理解這些引文的具體內容，可以發現引文之間保持著環環緊扣的邏輯，並與《三國志》正文呼應，也正由於此，當一條注文中出現來自多部書籍的引文時，其排列順序不取決於所出之書，而取決於被引用的內容。由此可以確認，這類裴注中蘊含著注釋者在敘述上的設計，只是在多數情況下，這些設計沒有被特別說明，而是直接蘊含在對引文的剪裁與排列中了。以下就《三國志》開篇數頁略舉兩例，說明裴注的這一特性。

卷一《武帝紀》：“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其下注云：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於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于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貴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攸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

《魏書》載太祖拒芬辭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8]

王沉《魏書》作為曹魏的紀傳體官修史，又是陳壽《魏書》的主要來源，本應排在《九州春秋》之前。之所以反在其後，是由於《九州春秋》的一段引文補充了完整的事件，而《魏書》引文是在其基礎上進一步補充“太祖拒芬之辭”這一細節資料。

同卷稍前“（橋）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其下注云：

《魏書》曰：太尉橋玄，世名知人，覩太祖而異之，曰：“吾見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為託。”由是聲名益重。

《續漢書》曰：玄字公祖，嚴明有才略，長於人物。

張璠《漢紀》曰：玄歷位中外，以剛斷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為太尉，以久病策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乏產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為名臣。

《世語》曰：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

孫盛《異同雜語》云：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逾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群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於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太祖大笑。[9]

此注引錄了五種文獻。儘管王沉《魏書》、《續漢書》、張璠《漢紀》、《世語》、孫盛《異同雜語》這一引用順序也符合文獻類別及年代順序，但這毋寧說是巧合，分析這五段引用的內容，其中有明顯的敘述邏輯。最先引錄的王沉《魏書》內容是正文記事的一事異辭，涉及人物、主要情節一致，只是喬玄具體的評價之語不同。繼之而來的《續漢書》和張璠《漢紀》，是對正文及王沉《魏書》所載故事中出現的喬玄這一人物進行注解。最後的《世語》和孫盛《異同雜語》的引文，是補充類似正文的故事：《世語》涉及曹操、喬玄、許子將三人，基本情節較正文及《魏書》的版本更複雜一環；《異同雜語》則僅有曹操、許子將兩人，與正文的故事版本差距最大。可以說，這則注文是圍繞正文記事，從不同角度、由近及遠地補充了相關記載。

以上兩例注文，雖然沒有標明“臣松之案”、“臣松之以為”，完全由徵引文獻組成，[10]但其排列組織不取決於原文獻的特性，而取決於注釋者的敘述邏輯。也就是說，裴注中的引文除了是原書文本的組成部分，首先還應是注文文本的組成部分，注釋者會根據自己的意圖處理、改編、拼合各書，形成自己的敘述。因此，有必要反思將裴注引文僅視為原書佚文的理解和利用方式，在利用裴注探尋中古亡佚文獻世界時，必須將注釋者的主體性納入考慮。

二、“某書曰”下引用起訖的不確定

如上所說，歷來的裴注《三國志》刻本多以“某書曰”為斷。這種分段的不合理處不僅在於裴注的引書不是像類書那樣依照原書性質排列，更在於其“某書曰”之下未必都是該書內容。梳理裴注的敘述邏輯與結構，應以這一認識為基礎。本節將在世系注範圍內列舉幾例，說明注釋者的議論甚至一般陳述可能會悄然接續於“某書曰”的引文之下。

首先來看卷九《夏侯尚傳》，正文記李豐欲以夏侯玄輔政，謀泄被殺之事，句下有一條長注，其內容大致可作如下分層總結：先補充司馬師殺李豐的詳情；再補李豐小傳，敘述生平事蹟直至死後事；再引他書補充更多李豐被殺後之事，提及“遣使收翼”，翼即豐弟；遂再敘及李翼被殺詳情；再及李翼後人情況。此注由事及人，牽連補綴的層次十分清晰，注中引用多採用“某書曰”的形式，但最末關於李翼的一段卻是這樣敘述的：

《世語》曰：翼後妻，散騎常侍荀廙姊，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斌，楊駿外甥也。晉惠帝初，為河南尹，與駿俱死，見《晉書》。[11]

這段注文涉及《世語》與《晉書》兩種文獻，“見《晉書》”一語，當指李斌與楊駿俱死之事。而《世語》一書往往敘述家系，也沒有明確證據表明其敘事不及晉惠帝年間，因此處於曖昧位置的“翼子斌，楊駿外甥也”，究竟是承前出自《世說》，還是來自《晉書》，抑或是注者自語，難以確言。

與之類似的例子還有《張範傳》與《張既傳》注文。卷一一《張範傳》實合述張範及弟承兩人。傳末注補兩人後嗣云：

《魏書》曰：文帝即位，以範子參為郎中。承孫邵，晉中護軍，與舅楊駿俱被誅。事見《晉書》。[12]

“文帝即位以範子參為郎中”一句出自《魏書》，此下並未標識《魏書》內容的結束。但張邵事蹟已晚至西晉惠帝時期，不應出於《魏書》，關於“承孫邵”的記載都應該本於《晉書》，但不是原文。

卷一五《張既傳》正文以簡述張既嗣子緝結束，此下注引《魏略》補詳張緝生平，注末又云：

緝孫殷，晉永興中為涼州刺史，見《晉書》。[13]

與上例同樣，《魏略》也不當敘及晉惠帝永興中事，關於“緝孫殷”的這句話應本于《晉書》。

上述三例中，“在某書”、“見某書”等後文的標識明白顯示出前面的“某書曰”以下不全是該書內容，而引用終止處未必有明確提示。與此相比，更加棘手的是“某書曰”下混有非該書內容，下文卻連“在某書”一類的提示也沒有。

卷二九《方技·管輅傳》正文記載管輅為劉邠卜筮之事，注文先引《輅別傳》補充了發生在兩人之間的另一件事，又引《晉諸公贊》補充劉邠家系：

《晉諸公贊》曰：邠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為邠。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嘏，侍中。次宏，字終嘏，太常。次漢，字仲嘏，光祿大夫。漢清沖有貴識，名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耽，晉陵內史。耽子惔（引案：原誤作“恢”），字真長，尹丹楊，為中興名士也。[14]

《晉諸公贊》的撰者傅暢卒於咸和五年，[15]即東晉成帝前期，這早於此注最末所及的劉惔的活動時期，[16]對劉惔的敘述不可能來自《晉諸公贊》，那麼《晉諸公贊》的引用範圍到哪裡為止呢？從內容上，可以大致將這段注文分為劉邠本人和劉邠子孫兩個層次，但《世說新語·賞譽》第22條注引《晉諸公贊》有“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秘書監、光祿大夫。”[17]說明《晉諸公贊》中也記載了劉邠諸子。那麼，裴注對《晉諸公贊》的引用就跨越了注文內容的不同層次，又在其後補續了其他內容。看來裴注不僅有著自己的敘述邏輯、層次，而且引用他書雖然標明出處，但也是根據自己的敘述需要隨機應變，並不以保持原書段落的完整為目的，不大從原書立場上考慮它們在注釋中的存在方式。就這一段注文來說，哪些內容是本於《晉諸公贊》，哪些是注釋者的補充，並不明確。

稍有相似的另一例，卷一八《呂虔傳》正文語及王祥，注先引孫盛《雜語》、王隱《晉書》等述祥事蹟，又進而補充祥弟覽的資料：

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才相係，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18]

在《晉諸公贊》作者傅暢生活的晉成帝以前，王覽子孫顯赫者主要是王導；此後到桓玄掌權時期、晉宋交替之際，王氏後輩王彪之、王弘、王華等相繼登場，才比較符合“弈世之盛，古今少比”的評價，也就是說，這一評價應是處於劉宋初年的注者做出的，這裡援引《晉諸公贊》的內容恐怕只有“覽率素有至行”一句而已。

卷二二《盧毓傳》最末補注盧毓後世，涉及盧毓子欽、珽，孫輩浮、皓、志，曾孫諶，諶曾孫循等數人，所涉文獻包括《世語》、虞預《晉書》、《晉諸公贊》、《盧諶別傳》等數種，情況頗為複雜，俟後詳論，這裡只看最後“《諶別傳》曰”以下的內容：

《諶別傳》曰：諶善著文章。洛陽傾覆，北投劉琨，琨以為司空從事中郎。琨敗，諶歸段末波。元帝之初，累召為散騎中書侍郎，不得南赴。永和六年，卒於胡中，子孫過江。妖賊帥盧循，諶之曾孫。[19]

對於盧諶南渡的後人，僅敘述叛亂者盧循一人，而且直白地稱之為“妖賊帥”，這不是通常為名士立別傳的做法。而且盧循的年代與盧諶已相距頗遠，因此注中雖然沒有明確標識，但這最末的關於盧循的一句恐怕不是《諶別傳》的內容。

無獨有偶，同卷《陳群傳》最末補注陳群後嗣云：

案《陳氏譜》：群之後，名位遂微。諶孫佐，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廷尉。佐子準，太尉，封廣陵郡公。準弟戴、徵及從弟堪，並至大位。準孫逵，字林道，有譽江左，為西中郎將，追贈衛將軍。[20]

家譜中大概不會有“群之後名位遂微”這樣綜述性的語言，[21]何況這還是消極色彩的綜述。這句話應是注者總結《陳氏譜》的記載所得。這又涉及另一點，即“某書曰”以後的內容不僅可能不都屬於引書範圍內，即便是引用該書的部分，也有可能經過注者的改寫加工，甚至添加了某些因素。

關於裴注引書對原文的改動，還可以看卷二八《鍾會傳》注：

《晉諸公贊》曰：胡烈兒名淵，字世元，遵之孫也。……[22]

這裡想注意的是“胡烈兒名淵”這一特殊的表達方式，略去了原注此下敘述自遵至淵數代人事蹟的部分。一般書中附敘子孫，例稱為“子某”，而這裡之所以採取胡烈之兒名為淵的形式，是在配合正文“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中的“烈兒”一語。裴注的首要考慮是配合陳壽正文形成對歷史事件、人物的记述和議論，原書字句亦不必嚴格遵從。

在裴注中，博采諸書只是注釋的手段而非目的，注釋者的引用與敘述常常難以分割，注文的邏輯層次不一定符合“某書曰”、“在某書”等的標示。就其中的世系注而言，基本的敘述結構應是在世系框架中填充具體內容，下節結合例證對此進行分析。

三、世系注的結構：框架與內容

本文的“世系注”是指對《三國志》正文中出現的人物（無論是否為傳主）的子孫後代情況進行補充的注文。在一些有“臣松之案”的明確提示的注文中，能明顯看出注文不可簡單劃分為幾段他書引文，而是以家族世系為線索依次介紹人物，並在其中夾雜引自他書的內容。如卷二六《田豫傳》注楊暨及其後世：（以下根據本文理解劃分裴注段落，中華點校本的分段以“║”符號在原段落尾處表示。）

臣松之案：暨字休先，滎陽人，事見《劉曄傳》。

暨子肇，晉荆州刺史。山濤《啟事》稱肇有才能。

肇子潭字道元，次歆字公嗣，潭子彧字長文，次經字仲武，皆見《潘岳集》。║[23]

此注以“臣松之案”開始，涉及的文獻都不是以“某書曰”的直接引文格式出現，因此此注的敘述線索很明顯是出於注釋者安排。注釋者梳理了楊暨、暨子肇、肇子潭、歆、潭子彧、經的譜系，並說明在三種文獻中對所涉及的人物有更詳細記載。

又如卷一六《蘇則傳》注，是在注者所搭建的蘇愉、愉子紹、紹弟慎的世系框架上添加具體資料完成的：

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名》。山濤《啟事》稱愉忠篤有智意。║

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嗣，為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兄女也。紹有詩在《金谷集》。

紹弟慎，左衛將軍。║[24]

此注沒有出現“某書曰”，中間還稱“臣松之案”，都顯示此注是注釋者進行的敘述。關於蘇愉，注釋者添加了山濤《啟事》對他的總體評價；關於子紹，則添加了有詩在《金谷集》一事。需注意的是，在這句前還有“石崇妻，紹之兄女也”一句，雖然也涉及蘇氏家族的一位成員，但不是世系框架的一部分，因為其位置不符合一般家族人物的排列次序。它與下句的“紹有詩在《金谷集》”直接相連，只是解釋蘇紹能預於石崇金谷之會的背景，也算是對蘇紹的記載的一部分。

卷二一《衛覬傳》中關於河南潘勖後世的注文涉及了多種文獻，但行文中以人物串聯他書引文的傾向十分明顯。對這段裴注，中華點校本也放棄了通常以文獻劃分裴注段落的方式，基本以人物劃分段落：

《文章志》曰：勖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勖，後避諱。或曰勖獻帝時為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勖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敕並領本職，數加特賜。二十年，遷東海相。未發，留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勖所作也。

勖子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行稱。║

滿子尼，字正叔。《尼別傳》曰：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仕。尼嘗贈陸機詩，機答之，其四句曰：“猗歟潘生，世篤其藻，仰儀前文，丕隆祖考。”位終太常。║

尼從父岳，字安仁。《岳別傳》曰：岳美姿容，夙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絕倫。為黃門侍郎，為孫秀所殺。尼、岳文翰，並見重於世。║

尼從子滔，字湯仲。《晉諸公贊》：滔以博學才量為名。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25]

“尼從子滔，字湯仲”顯然不宜視為《潘岳別傳》的文字，“尼從父岳，字安仁”也不宜視為《潘尼別傳》的文字，中華點校本除了未將關於潘滿的簡短一句另分一段外，對潘尼、潘岳、潘滔都採取一人為一段的處理。此注分別用《潘尼別傳》、《潘岳別傳》及《晉諸公贊》補充對潘尼、岳、滔三人的記載，以此推測，關於勖子滿的記載雖然沒有明示，但也未必是見於注文之首的《文章志》的內容。

但是，也有不少世系注原本的邏輯不像上述關於潘氏的注文那樣明顯，容易掩蓋在每書及案語前空格（或分段）的格式之下。接下來著重辯證這類注文的敘述邏輯與結構。卷二二《盧毓傳》末云：“毓子欽、珽，咸熙中欽為尚書，珽泰山太守。”其下注云：

《世語》曰：欽字子若，珽字子笏。

欽泰始中為尚書僕射，領選，咸寧四年卒，追贈衛將軍，開府。║虞預《晉書》曰：欽少居名位，不顧財利，清虛淡泊，動脩禮典。同郡張華，家單少孤，不為鄉邑所知，惟欽貴異焉。

欽子浮，字子雲。║《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浮高朗經博，有美於華，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為國子博士，遷祭酒。永平中為秘書監。

珽及子皓、志並至尚書。

志子諶，字子諒。溫嶠表稱諶清出有文思。║《諶別傳》曰：諶善著文章。洛陽傾覆，北投劉琨，琨以為司空從事中郎。琨敗，諶歸段末波。元帝之初，累召為散騎中書侍郎，不得南赴。永和六年，卒于胡中。

子孫過江。妖賊帥盧循，諶之曾孫。║[26]

這條注文乍看上去似是《世語》、虞預《晉書》、《晉諸公贊》、《諶別傳》四段引文的集合，但上文已經談到位於“《諶別傳》曰”後的末句“妖賊帥盧循，諶之曾孫”不應出自《諶別傳》。整體理解這條注文，應是以“《世語》曰：欽字子若，珽字子笏”一句爲總起，分別敘述了盧欽與盧珽兩支的情況。之所以有這樣的敘述結構，應是為了與《盧毓傳》正文“毓子欽、珽”相對應。在盧欽一支方面，注文敘述了盧欽及其子浮兩人，並在敘述中分別援引了虞預《晉書》與《晉諸公贊》所載的具體事跡。在盧珽一支方面，先簡述盧珽及二子官位，然後較詳細地敘述了珽孫諶，並援引溫嶠表奏與《諶別傳》，最後又簡述盧諶後人。

同卷《陳群傳》開始部分正文稱“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下有一條長注：

寔字仲弓，紀字元方，諶字季方。《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諶並名重於世。寔為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荆山，遠近宗師之。靈帝崩，何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為參軍，以老病，遂不屈節。諶為司空掾，早卒。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

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緦麻，執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傅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縗麻者以百數。║《先賢行狀》曰：大將軍何進遣屬弔祠，諡曰文範先生。

于時，寔、紀高名並著，而諶又配之，世號曰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時，羔鴈成群，丞掾交至。豫州百姓皆圖畫寔、紀、諶之形象。║[27]

注文長篇徵引《魏書》、《傅子》和《先賢行狀》補充陳寔父子三人事蹟，但如果用引書為此注劃分段落，對其敘述邏輯就有很多難以理解之處：例如在開頭的“《魏書》曰”之下依次敘述了寔、諶、紀以後，又回過頭來講述與陳寔個人相關的事蹟；又如在依次引《傅子》、《先賢行狀》敘述陳寔喪禮後，再合談其父子三人之高名；又如在起首不標明引用文獻而說明父子三人名字。注文將三人的名字冠於所有引用之前，是注者自述的口吻，因為這條注文是綜合各書為正文“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一句作注。注文具體的邏輯順序，是先敘三人簡歷，再詳寫陳寔喪禮一事以見其盛名，最後敘述表現三人作為整體並著高名的“世號三君”、“辟命交至”、“百姓圖像”三事。

卷二四《韓暨傳》末補充韓暨子孫的資料：

《楚國先賢傳》曰：邦字長林。少有才學。晉武帝時為野王令，有稱績。為新城太守，坐舉野王故吏為新城計吏，武帝大怒，遂殺邦。

暨次子繇，高陽太守。

繇子洪，侍御史。

洪子壽，字德真。║《晉諸公贊》曰：自暨已下，世治素業，壽能敦尚家風，性尤忠厚。早歷清職，惠帝踐阼，為散騎常侍，遷守河南尹。病卒，贈驃騎將軍。

壽妻賈充女。充無後，以壽子謐為嗣，弱冠為秘書監侍中，性驕佚而才出眾。少子蔚，亦有器望，並為趙王倫所誅。韓氏遂滅。║[28]

此注大體分為兩部分，但並非以《楚國先賢傳》和《晉諸公贊》區分。第一部分承正文“子肇嗣，肇薨，子邦嗣”一句，引用了《楚國先賢傳》補充韓暨嗣孫韓邦的事蹟，至“遂殺邦”結束。但《楚國先賢傳》不大可能在記述韓邦後又記述其叔父“暨次子繇”及繇之子孫履歷，自此以下，就是此注第二部分，是在全傳最末補充韓暨除嫡子外的後世情況，而最主要目的是引出在西晉史上頗為重要的韓壽父子。因此對繇、洪兩人，所述極簡，而洪子壽之下則引用了《晉諸公贊》的具體記載。注文第二部分起首的“暨次子繇”至“洪子壽字德真”未標明所據文獻，與上例中列舉陳寔父子之字而未說明所據何書的情況十分相似，都是注釋者配合自身需要，敘述了家族人物的基本情況。

又，卷二四《崔林傳》中語及王雄，注文補充王雄及其家世云：

案《王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魏名臣奏》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詔曰：“……。”雄後為幽州刺史。

子渾，涼州刺史。次乂，平北將軍。

司徒安豐侯戎，渾之子。太尉武陵侯衍、荆州刺史澄，皆乂之子。║[29]

雖然對《魏名臣奏》引文的終點沒有明確說明，但奏議詔令集是自成一類的文獻，其內容應限於孟達薦表及詔書，不應包括對王雄子孫的記錄，大概從“雄後為幽州刺史”開始，皆非此書內容。對《魏名臣奏》所載表奏及詔書的引用，只是在補充關於王雄的資料，注文的基本結構則是對王氏一族王雄及其後人的依次敘述。

又，卷一〇《荀彧傳》末注補荀愷兄弟資料：

《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為侍中。║干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顗、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顗還稱太子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遣荀勖”，其餘語則同。║臣松之案：和嶠為侍中，荀顗亡沒久矣。荀勖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為非也。考其時位，愷寔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

愷兄憺，少府。

弟悝，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30]

《荀氏家傳》後，又有干寶《晉紀》、孫盛及“臣松之案”三處標識出處的文字。但所引干寶《晉紀》及孫盛都在敘述與此注完全無關的荀顗，必須與下文“臣松之案”合觀，才能理解這一部分都是為最初由《荀氏家傳》引出的荀愷作注。從“干寶《晉紀》曰”到“愷寔當之”，先轉述了干寶與孫盛對同一事件記載的差異之處，而後以“臣松之案”辨析認為干寶、孫盛的記載皆不準確，那位荀姓侍中既不是干寶所說的荀顗，也不是孫盛所說的荀勖，而應是荀愷，回應了注文最初的“愷，晉武帝時為侍中”一句。這段之後“愷位至征西大將軍”等內容，可能依然本於《荀氏家傳》。因為荀氏是曹魏西晉極為顯赫的大族，此卷以《荀氏家傳》補注荀氏家族成員的例子很多，“愷位至征西大將軍”以及對愷兄弟憺、悝的簡述，與他處注文中的《荀氏家傳》引文的體例、內容基本一致。也就是說，此注世系框架很可能由《荀氏家傳》凝練而成，其間又插入了由注釋者組織、敘述的關於荀愷個人的引述和辯證。

綜上所述，裴注世系注的結構可拆分為世系框架與具體內容兩部分：世系框架由按照一定規則排列的人物基本信息組成，在建立框架的基礎上，可能添加更多關於各人物的具體內容。把不同人物的基本信息——一般包括人物的親屬關係、名、字、官爵，[31]或至少是其中幾項——按照一定次序排列，確立了世系注敘述的框架，換句話說，它們是裴注自身敘述邏輯的最基本支撐。也正由於此，注文常常不對世系框架的出處予以明示，尤其是在一條注文的世系框架是注釋者綜合考證所得的情況下；甚至一些注文中的家族極為顯赫，他們的主要譜系已經成為當時士人的常識，這種世系框架的建立更未必依託於特定文獻。在世系框架基礎上添加的具體內容，可能是人物的事跡、風評，也可能包括與其人其事有關的辯證議論等，沒有一定之規。這些具體內容大多標有出處，但因注釋中通常只允許對各人物作簡短介紹，因此引文通常是對原文獻的高度概括，而且其中也可能夾雜注釋者自己的論述。

四、譜牒傳統與正史傳統的世系記載

與裴注世系注相關的這一時期史學史上的重要問題，是士族社會對史學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譜牒、雜傳的盛行、紀傳史列傳中出現的家族傳因素等方面。這幾方面的發展變化相互交織，因此探索譜牒、雜傳、正史列傳間錯綜複雜的聯繫，儘管十分困難，但對於理解士族社會影響下的史學發展過程卻很必要。[32]在認識了裴注世系注的特性、結構的基礎上，有可能立足於世系注去觀察這些文獻之間的關聯。以下以家族人物的排列順序為入手點，嘗試對這一問題作初步討論。

正史列傳羅列家族人物，一般採用的順序是先縱後橫、先子孫後兄弟。這種傳統源自《史記》諸世家，世家所載主要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國，也包括漢初一些王侯，後來史書雖因世易時移而不再設置世家，但還常常在列傳中記載承嗣爵位者的情況。因此，列傳中的家族人物排列順序一般是以父子相繼的縱向排列為優先的。至於譜牒，陳爽探討了中古譜牒的形式與體例，主要依據是中古墓誌和時代稍晚的《世說人名譜》，他已經談到譜牒中排列人物的順序是先橫後縱，[33]但對此沒有特別重視。對比前述正史的情況，譜牒的這一體例就很值得注意。總體而言，儘管也有混淆的情況存在，但基本可以將世系的排列方式區分為譜牒傳統（即先橫後縱）與正史傳統（即先縱後橫）兩種。

那麼，裴注世系框架的排列順序是怎樣的呢？上文曾引用的卷二二《陳群傳》末對陳氏世系的補注，所列人物依次是：“諶孫佐”、“佐弟坦”、“佐子準”、“準弟戴、徵及從弟堪”、“準孫逵”，是依橫向的輩分順序排列，陳佐之弟在其子之前，且陳佐諸子與從子相接。這種順序符合譜牒傳統，而這段注文又是以“案《陳氏譜》”起首。不過上文已經指出其後一句“群之後名位遂微”不是《陳氏譜》原文，只是注釋者對《陳氏譜》記載的概括，那麼此下對陳諶之後的記載是否出自《陳氏譜》？從前文對於世系注結構的分析來看，注釋者往往不說明世系框架的出處，因此無法確認對陳諶之後的記載是否直接引自《陳氏譜》。但可以確認的兩點是，身為陳群叔父的陳諶的子孫在《陳氏譜》中應有記載，[34]注釋者也能夠見到《陳氏譜》一書，因此這條注文很可能與《陳氏譜》有密切聯繫。

再看一例卷一一《管寧傳》內對“太僕庾嶷”後人的補注：

案《庾氏譜》：嶷字劭然，潁川人。子字玄默，晉尚書、陽翟子。

嶷弟遁，字德先，太中大夫。遁胤嗣克昌，為世盛門。侍中峻、河南尹純，皆遁之子，豫州牧長史敳（原誤作“顗”），遁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遁之曾孫，貴達至今。║[35]

注文以“案《庾氏譜》”起首，依次記載庾氏人物：先是庾嶷及其子，然後回到庾嶷之弟遁，以及遁一支的後人，這之中明確顯示出子輩、孫輩、曾孫輩的輩分順序，符合譜牒傳統。不過與上一例一樣，這條注文具體文字與《庾氏譜》的關係也難以確認，尤其是對庾遁一支的敘述即便依據了家譜，也肯定經過改寫。

上文已引用過的卷二四《崔林傳》關於王雄及其家世的注文，也是以王雄二子渾、乂在先，渾、乂二人之子戎、衍、澄在後，與譜牒傳統相合。此注起首就引用了《王氏譜》，此後雖然還引用了《魏名臣奏》，但只是為了補充關於王雄個人的記載，這條注文整體上對王氏世系與人物的敘述還是應與《王氏譜》有密切聯繫。

卷一三《華歆傳》末注補華歆後世云：

華嶠《譜敘》曰：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尚書事，年少，並兼厲鋒氣，要召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駮。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群等以此稱之。仕晉，歷太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清淡，常慮天下退理。司徒李胤、司隸王弘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家。

表有三子。長子廙，字長駿。║《晉諸公贊》曰：廙有文翰，歷位尚書令、太子少傅，追贈光祿大夫開府。嶠字叔駿，有才學，撰《後漢書》，世稱為良史。為秘書監、尚書。澹字玄駿，最知名，為河南尹。

廙三子。昆字敬倫，清粹有檢，為尚書。薈字敬叔。《世語》稱薈貴正。恒字敬則，以通理稱。昆，尚書；薈，河南尹；恒，左光祿大夫開府。澹子軼，字彥夏。有當世才志，為江州刺史。║[36]

這段內容較以上兩例更豐富，可以把引用文獻與世系框架簡略總結如下，每輩人物列作一行：

（“華嶠《譜敘》曰”）“歆有三子”：“表”、“中子博”、“少子周”。

“表有三子”：“長子廙”（“《晉諸公贊》曰”）、“嶠”、“澹”。

“廙三子”：“昆”、“薈”（“《世語》稱”）、“恒”；“澹子軼”。

這一順序是嚴格按照輩分排列的，橫向的兄弟、堂兄弟相接，而縱向的父子被分隔。注文標明了三種文獻：“華嶠《譜敘》曰”、“《晉諸公贊》曰”和“《世語》稱”，但後兩種引用文獻標識的位置是不規則地插在世系框架中，證明世系框架不為後兩種引用文獻左右。由於在開始部分所引的是華嶠《譜敘》，整個世系框架或許是根據《譜敘》建立的，亦即《晉諸公贊》和《世語》只是簡短的注中注，其後的部分依然出自《譜敘》。但是，因為所述世系已包括華嶠子侄輩，所以也不得不懷疑有些信息可能是注者依據其他材料補充的。值得注意的是注文對華廙三子昆、薈、恒做出兩次敘述，在第一次中僅長子昆提及官位，後兩人只有德行方面的評價，第二次則列舉三人官位，但對於華昆來說則是不必要的重複。這樣看起來條理有些混亂的敘述，是否正是拼接兩種文獻記載的痕跡呢？大膽猜測華嶠《譜敘》不及對諸位侄兒有全面記錄，因此注者又根據其他文獻進行補充，但沒有再標識文獻名，或許這個文獻正是為裴注所廣泛利用、本注前面也已出現過的《晉諸公贊》或《世語》。

以上幾例世系注皆引用家譜，而其世系框架又都是依照先橫後縱的次序排列人物，與譜牒傳統相符。而在大量的沒有引用家譜的世系注中，人物排列順序基本也都是先橫後縱，以下列舉數例。為求簡明，僅依注文順序抄錄人物與書名，以見各注的基本結構（世系框架以及在框架中插入的他書引文），同時，人物依輩分分行。

卷九《夏侯尚傳》末及高陽許允，注補允子孫：

（“《世語》曰”）“允二子”：“奇”、“猛”（“傅暢《晉諸公贊》曰”）。

“奇子遐”，“猛子式”。[37]

卷一六《鄭渾傳》末注補鄭渾後世：

（“《晉陽秋》曰”）“泰子袤”。

“子默”（“《晉諸公贊》曰”）、“默弟質、舒、詡”。

“默子球”、“球弟豫”。[38]

卷一八《李通傳》末補注李通之子緒的後世：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

“秉子重”（“《晉諸公贊》曰”），“重二弟”：“尚”、“矩”。

“重子式”。[39]

卷二三《裴潛傳》末記載裴潛嗣子秀“咸熙中爲尚書僕射”，其下注文先補充裴秀及其後世，又補充裴潛之弟裴徽一支：

“潛少弟徽”。

“徽長子黎”、“次康”、“次楷”、“次綽”。（“《晉諸公贊》曰”）（“謝鯤為《樂廣傳》稱”）

“黎子苞”，“康子純”、“次盾”、“次郃”、“次廓”，“楷子瓚”、“次憲”，“綽子遐”。（“《晉諸公贊》稱”）[40]

卷二四《高柔傳》在開始部分敘述高柔先世：

（“《陳留耆舊傳》曰”）“靖高祖父固”。

“固子慎”。

“子式”、“次子昌”、“昌弟賜”。

“式子弘”。

“弘生靖”。[41]

上文已引用分析過的卷二六《田豫傳》關於楊暨一族的世系注：

（臣松之案）“暨”（“事見《劉曄傳》”）。

“暨子肇”（“山濤《啟事》稱”）。

“肇子潭”、“次歆”。

“潭子彧”、“次經”。（“皆見《潘岳集》”）

卷二八《鄧艾傳》正文敘鄧艾請爰邵解夢之事，注補爰邵家系：[42]

（“荀綽《冀州記》曰”）“邵”。

“長子翰”、“中子敞”、“少子倩”。

“翰子俞”。

以上數例，在某人的子、弟都出現的情況下，都是先列弟、後列子。就裴注世系注全體而言，除了世系僅在橫或縱的一個方向上展開的注文以外，絕大部分注文中人物的排列順序是先橫後縱，與家譜傳統符合的。由於世系注是由注釋者搭建框架、插入材料而成，因此很難去查證各條具體注文的史源，但是，世系注的人物排列順序普遍符合譜牒傳統的先橫後縱，說明世系注的基本結構受到譜牒的深刻影響。

至此，本文從反思裴注的基本性質出發，挖掘注文的內在邏輯，揭示出世系注的基本結構是在世系框架之內填充資料。世系框架的來源未必在注中明示，總體來說是注釋者參考各種資料後重新敘述的，但它排列人物的方式與譜牒有深刻關聯。這些考察除了能夠進一步認識裴注世系注本身，還對探討中古時期譜牒、家傳、正史列傳之間的相互作用及這些文獻的發展演變有所啟發。

南北朝時期紀傳體史書在傳內附載親族、以家族為單位編排列傳的做法盛行，為《三國志》補注世系的裴注可以說是開此家族傳風氣的先河。一般史書撰成後，編纂者如何加工改編資料的痕跡會被掩蓋，而深具史學特性的裴注類似於史書編纂的中間環節，其中留有大量能指示編纂方式與過程的痕跡，因此裴注的世系注對於探究其他紀傳史中家族傳的形成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另外，裴注世系框架的排列順序保留了譜牒傳統，但魏收《魏書》、唐修《晉書》等較晚的正史列傳基本不採用譜牒的順序結構，即便魏收還聲稱其書有保存譜牒資料的意圖。[43]這暗示或許存在正史受譜牒衝擊、又逐漸將新因素納入自身規範的發展過程。這一課題值得今後繼續探究。

【編者按：本文原刊《學燈》第二輯，如需引用請參考紙本。】

[1]逯耀東《裴松之與〈三國志注〉》、《裴松之〈三國志注〉的自注》，皆收入《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31-272頁。

[2]即日本靜嘉堂藏南宋初刊《吳書》二十卷本。此本過去被認為是北宋咸平初次雕版印刷《三國志》的刻本，但尾崎康指出它應是南宋初期的覆刻。參見尾崎康《正史宋元板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89年，第314-322頁。

[3]尾崎康指出，該本注文不像南宋以後刊本中通行的那樣以小字雙行插入正文，而是在正文後轉行大字低一格，保留了北宋刻本舊貌，參見尾崎康《正史宋元板の研究》，第318頁。又見《吳書》，據靜嘉堂文庫藏宋本影印，東京：汲古書院，1988年。

[4]《世說新語》，據金澤文庫藏宋本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百衲本漢書》，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百衲本後漢書》，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

[5]《百衲本史記》，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

[6]《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六臣注文選》，影印四部叢刊本（據涵芬樓所藏建州本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7]《宋本藝文類聚》，據宋紹興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8]《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第4頁。

[9]《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第2-3頁。

[10]關於標有“臣松之案”、“臣松之以為”的裴注，逯耀東有深入討論，參見《裴松之〈三國志注〉的自注》，《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第253-272頁。

[11]《三國志》卷九《魏書·夏侯尚傳》，第302頁。

[12]《三國志》卷一一《魏書·張範傳》，第338頁。

[13]《三國志》卷一五《魏書·張既傳》，第478頁。

[14]《三國志》卷二九《魏書·方技·管輅傳》，第824頁。

[15]見《晉書》卷四七《傅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333頁。

[16]參見《晉書》卷七五《劉惔傳》，傳中較有標誌性的時點是簡文帝為相及桓溫為荆州。惔年三十六而亡，那麼他的活動時期即便較本傳所述向前擴展，擴展範圍也十分有限，難以前及成帝咸和間。

[17]《世說新語·賞譽》，余嘉錫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513頁。

[18]《三國志》卷一八《魏書·呂虔傳》，第541頁。

[19]《三國志》卷二二《魏書·盧毓傳》，第653頁。

[20]《三國志》卷二二《魏書·陳群傳》，第642頁。

[21]關於中古譜牒的書寫形式與書寫義例，可參陳爽《出土墓誌所見中古譜牒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15年，第102-114頁。

[22]《三國志》卷二八《魏書·鍾會傳》，第793頁。

[23]《三國志》卷二六《魏書·田豫傳》，第728頁。

[24]《三國志》卷一六《魏書·蘇則傳》，第493頁。

[25]《三國志》卷二一《魏書·衛覬傳》，第613頁。

[26]《三國志》卷二二《魏書·盧毓傳》，第652-653頁。

[27]《三國志》卷二二《魏書·陳群傳》，第633-634頁。

[28]《三國志》卷二四《魏書·韓暨傳》，第678頁。

[29]《三國志》卷二四《魏書·崔林傳》，第679頁。

[30]《三國志》卷一〇《魏書·荀彧傳》，第320-321頁。

[31]在人物基本信息中列出的官爵，不同於對人物履歷的敘述，應是簡短、並與該人物有較為固定的特殊聯繫的。將官爵作為某人的代稱，是當時的常見現象，雖然未必僅有一種稱呼方式，但也不會過多。

[32]胡寶國對譜牒與雜傳的關係以及它們的發展進程有深入探討，見《雜傳與人物品評》，《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21-146頁。

[33]陳爽《出土墓誌所見中古譜牒研究》，第102-103、124頁。

[34]此傳正文開篇時已交代陳諶為陳群叔父（《三國志》卷二二《魏書·陳群傳》，第633頁），因此裴注在敘述陳群後嗣以後，毫無銜接地直接敘述“諶孫佐”等人。

[35]《三國志》卷一一《魏書·管寧傳》，第363頁。

[36]《三國志》卷一三《魏書·華歆傳》，第406頁。

[37]《三國志》卷九《魏書·夏侯尚傳》，第304頁。

[38]《三國志》卷一六《魏書·鄭渾傳》，第512頁。

[39]《三國志》卷一八《魏書·李通傳》，第536頁。

[40]《三國志》卷二三《魏書·裴潛傳》，第674頁。

[41]《三國志》卷二四《魏書·高柔傳》，第682-683頁。

[42]《三國志》卷二八《魏書·鄧艾傳》，第781-782頁。

[43]《北史》卷五六《魏收傳》載魏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0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