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6年，一个盛世的幻灭

1796年正初，紫禁城举了盛的禅位典礼，乾隆将皇位传给了的嘉庆，并宣布普免明年全国的地丁钱粮。

这是乾隆一生中最完美的压轴戏，自己当政以来，国泰安，四海升平，万国来朝，缔造了个前所未有的盛世。如今，他还能让帝国最的权平稳交接，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极为罕见。

乾隆志得意满，自己的功武略应该已经超越了历朝历代的所有帝王，是名副其实的千古第完人。

然而，打脸总是来得飞快。压轴戏之后的第6天，川楚边境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这场起义彻底撕碎了康乾盛世的幻梦，乾隆的一生心血，全部灰烟灭。

一、帝国人口增长的压力

这场起义爆发的原因，表上看起来是乾隆晚年清政府吏治松弛，贪腐严重，导致官逼反。但本质的原因应该是人口增长超过了社会经济发展所能承受的程度，导致国活的极端困苦，为社会动乱提供了温度、水分都很适宜的壤。

1681年，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并收复台湾，中国内部的战争告段落。此后，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修养生息，中国的口数量直线上升，相继突破2亿、3 亿关。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的副使斯当东甚至估计中国的人口达到了3.5亿。

人口的野蛮生长，固然是清政府项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这也为清政府埋下了颗随时爆炸的地雷。因为中国的人口在呈几何级数增，粮却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僧多粥少，就会导致粮价和土地租佃价格的直线上升。早在1709年，康熙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免除天下钱粮的谕旨中说，“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其谋焉能给？”。

第年，他说“所以未尽殷者， 良由承帄既久，户口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不给，理有必然。朕洞瞩此隐，时深轸念”。

不过，人口压力在康熙时代并未成为社会主要问题，因为当时全国口才刚过1亿关，且 清朝的领也还在扩张。领的扩张可以给中国带来更多的耕地，更多的耕地可以带来更多 的粮产量。这就像美国的进运动样，东海岸三州的农可以去辽阔的部垦荒种地， 缓解东部地区的口压力。因此，康熙时代只有江宁、苏州、上海、 福建这个地成为缺区，需要从其他省份调配粮。

▲英国画家绘制的扬州

但是到了康熙晚年， 人口压力带来的贫困问题日趋显现。雍正刚上台， 就对各省督抚说，“国家休养息，数年来，户口繁，而土田有此数，非率天下农竭力耕禑，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

然而，雍正帝法缓解口压力，以于乾隆初年，价昂贵的情形，已经遍及全国。沃野千的天府之国四川，雍正、九年（1730、1731）时，价每价格为 4到5钱，到了乾隆三年（1748）时价格增到每1两，最少也 8、9 钱。四川这种粮产区的价尚且翻倍，其他那些粮产量般般的省份的价，就更可想知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登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清代粮价资料库”，检索1736年以后各省按向皇帝奏报省属各府及直州厅的主要粮价格，从对清代粮价的上涨有个更具体的认识。

到了乾隆晚年，人口压力已经成为朝野共识。1793年，乾隆在上谕中表达了的忧虑，“生之者寡，之者众，于闾阎计诚有关系。若再因岁事屡丰，粒狼戾，民情游惰，亩荒芜，势必不继，益形拮据。朕甚忧之! ”

那么，乾隆有没有解决办法?

二、洪亮吉的无解之题

乾隆时期，有位著名的江苏学者洪亮吉，对中国口的问题提出了的解。他认为中国口过剩造成了计艰难，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前没有劳永逸的案，只有两个可以稍微 缓解压力的办法。

一是天地调剂法，即靠然的力量如瘟疫、天灾造成口的批死亡，以减 缓口压力。但是他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认为“之遭旱、疾疫不幸者，不过之、矣”，对解决口的迅速增起不了作；二是君相调剂法，即最限度的开发资源，政府要制定政策，刺激产，发展产，改进活。洪亮吉虽然没有提出解决案， 但仍然被后称为“中国的尔萨斯”。

▲洪亮吉的作品 篆书“茶半香初之馆” 镜心 纸本

清政府在“君相调剂法”这已经做了很多努。其，清政府鼓励垦荒，据统计,从顺治初年到康熙晚年，全国主要省区共垦荒地四三万千余顷。雍正五年，政府准许各地前往云南、贵州省开垦，并给予垦荒者参加科举考试的权。乾隆三年，政府励各地前往新疆开垦地；

其二，清政府大力推广红薯、玉米这两种美洲作物，来填饱百姓的肚。这两种神奇的作 物对地的要求不，贫瘠的区丘陵坡地都可以种植，绝不挤占主要粮作物的地盘。在乾隆帝的示意下，各地地政府规定对于种植番薯、的地永远免税；

其三，清政府不遗余力的治理河、淮河、永定河等等喜欢兴作浪的河流，各省政府也都全力疏浚主要河道。水灾被有效的控制，农业产的安全得到了极的保障；其四，清朝代皇帝都恪守“永不加赋”的祖训，在“量制出”的财政原则下，多次普免天下钱粮，减轻负担。仅乾隆朝所 减免的农业税总数就有2.0275亿两银——如此看来，易中天教授说乾隆是个王蛋的结论还有待商榷。

但是，正如洪亮吉所预料的，清政府的这些政策措施只能缓解人口压力，而无法彻底解决人口压力。其， 尽管大清帝国的国土面积空前庞大，但是相对于3亿的人口依然捉襟见肘。到了乾隆后期，真的是能开垦的地都已经开垦了，不能开垦的地也都硬开垦了，但还是不够。道光年间的举汪铎曾说，“多之害，顶已禑稷， 江中已有洲，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养。”根据洪亮吉的研究，平均每个需农 3到4 亩，可维持最低活。然乾隆年(1753)，均亩数才约为 3.86 亩，三年(1766)为 3.56 亩， 嘉庆七年(1812)为2.19 亩，道光三年(1833)更是降到1.86 亩，根本法维持众的最低活标准。同时期的英国均占有耕地10亩。

▲英国使团画家绘制的中国百姓

其，美洲作物虽然大力推广，但是根据学者吴慧的估计，从乾隆末年到嘉庆年间，它们的产量也仅仅占全国粮食产量的4.63%。侯杨方教授多次强调，“美洲作物对清朝口巨量增并突破2亿、3亿直4亿的作并不，养活中国数亿口的依然是传统作物”。这个论断其实不史料证据也能推测，你想那些区丘陵坡地能有多积？它们能种植多少番薯和？

于兴修利，可以最程度的保障农业产的成果，却不能提粮的原有产量；普免天下钱粮可以减少老百姓的经济负担，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提百姓的活水平。更何况到了乾隆晚年，清政府日益腐败，地政府横征暴敛屡见不鲜，地主豪强兼并土地肆无忌惮，老百姓只能手里捧着窝窝头，菜里没有滴油，日子根本就过不下去。加上江、汉连年溃堤，水漫千，导致当地的百姓要么抗租暴动，要么另谋出路。英国嘎尔尼访华使团成员约翰· 巴罗记载：“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没有看到任何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触所及是贫困落后的景象。”这绝对不是以偏概全。

在湖北、四川、陕三省交界地区，有原始森林，这群起伏，交错，地势险要， 统称为巴林。这地贫瘠，候恶劣，如果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有想来这安家落 户。但是乾隆三七年之后，四川、湖北、河南、安徽等省“贫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到了莲教起义爆发之前，巴林的口数已经不下百万。

在这种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封闭的地区，聚集了如此大规模的人群，非常适合民间宗教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时，只需要两个野勃勃的振臂呼，就会有百万信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不闹个天翻地覆，焚幽燕，决不罢休。乾隆皇帝严厉打 压间宗教，为此不惜掀起化恐怖的狂潮，连有传播邪教嫌疑的精神病患者也绝不姑息， 律凌迟处死。可是，乾隆帝深周纳，千防万防，最终还是功亏篑，莲教在巴林建 起个庞的秘密宗教王国，即将卷起腥风血雨。

三、乾隆唯的选择

解决巨的口压力，消灭潜藏的动乱因素，乾隆帝唯的选择就是推动国家经济全转型，与世界各国贸易，与历史潮流接轨，使产力发质的跃。

康乾雍三代，正是欧洲突飞猛进的时期，产业命、交通命、政治命蜂拥起，哲学、经 济、政治、科学上的新理论、新思想、新发明，新异。开启业命的英国，伴随着纺 织业的发展，成千上万的的农离开家乡来到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纯农业口从15世纪的90%下降到了17世纪的50%，极的减轻了农村人口的压力。1795年，英国政府还推出“斯宾汉姆制度”，对收入水平达不到标准的产业工人，予以财政补贴。同时，政府还积极帮助失去地的农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逐步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降低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大量的农民流入城市，使得英国出现了很多人口众多的超级大城市，例如伦敦的口在17世纪末就已经达到了57万人，在整个欧洲屈指。城市的庞口，需要附近的农村提供更 多的奶酪、鸡蛋、牛油等畜牧产品和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这就推动很多农转型种植附加值 更高的畜产品和乳制品。由于畜牧业所需的数有限，这就导致更多的农进城市，成为产业工人。而速发展的业，也完全可以吸纳这些源源不断涌进来的劳动力。而在康乾盛世， 中国的城市化平却不到7%。

产的棉纺织品由于有规模优势，价格比较低廉，绝大多数的人都能够买得起。其他的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也是如此，这就使得英国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得到提高，生活水平提前进入小康。据记载，业命初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个普通雇，三餐的谱如下：早餐 是奶、包和前天剩下的咸猪；午饭是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铃薯、菜或萝；晚饭是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业命后期，英国的活更是蒸蒸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2.3加仑脱脂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当我再看到同时期中国普通众不果腹 的种种记载，实在是潮难平。

英国普通民众消费水平的提高，反过来促进了产的扩展和就业的增多，进步消解了英国的人口压力。

再以美国为例，它在18世纪末偷师英国，开始业命。1810年，美国口724万，然而随着业的发展，本国的劳动严重不。于是美国从海外量吸收移民，从1820年到1910 年，美国的外来移达到2792万。巨量的外来移民不但解决了美国的产业缺乏的问题，且还带来了各种新技术，使得美国的业可以后来居上。

结语

在个向产业命的国家，数量庞低廉的劳动不但不是负担，反是经济发展的助 推箭。而在个封闭的农业国，数量庞大而又低廉的劳动力不但不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反而是社会动乱的培养基。这个道理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为什么最近印度要在中印边界挑事? 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印度的口呈字塔结构，壮年劳动占据绝对多数。印度政府如果能解决这些过剩的劳动，那么印度今后的发展将不可限量，但如果印度政府法为这些提供充的就业岗位，那么印度社会极有可能会分崩离析。

因此，印度政府觊觎中国的世界地位，希冀能够取中国代之，为印度解决就业问题，稳定国内的不稳定因素。

▲英国使团成员亚历速写的乾隆肖像

当然，我们要求乾隆皇帝紧跟世界潮流，推动经济转型，这是种后炮的想法，作为两个世纪前的中国的领袖，他很难超越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维持统治的思维惯性，我们不能对其有过多的苛责。

而且，即使乾隆帝在嘎尔尼访华之后，愿意在贸易放松管制，并有限的效法，估计也来不及了，因为此时离莲教起义已经没有几年时间。白莲教起义撕碎了康乾盛世的纱幕，葬送了清王朝维持专制统治的所有预防措施。我们以后的观点来看，乾隆帝预防莲教之类的起义，唯的案就是改开放，学习，参与世界贸易。

试想，当成千上万的在中国拔地起，将会解决多少中国剩余的劳动，当成千上万运送物的货轮驶向中国 的码头，将会补多少中国粮的缺口，当成千上万的超级都市在中国如后春笋般冒出，将会推动多少农村的经济作物产，当成千上万的棉纺织业产品流市场，将会有多少中国不再穿的破破烂烂、不蔽体······

可惜这切都只是想象，已经老态龙钟的乾隆帝坐在太上皇的椅上，闭默诵域密咒，天雷勾地，嘛哩嘛哩哄，希望能咒死莲教起义的领。

坐在乾隆帝旁边的嘉庆皇帝脸懵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