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南海第一支便衣保卫队，以身挡“刺客”

在共和国创建的前夕, 专门组建了一支150多人的便衣保卫队。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 他们年轻、忠诚, 忍辱负重, 吃苦耐劳, 甘当无名英雄, 为共和国的初创和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建立了功勋。

便衣警卫重心移向中南海

大约在1949年的8月, 中共中央领袖与中央机关开始向中南海搬迁。毛泽东正式迁移中南海究竟从哪一天开始计算, 一直难以找到确切的文字记载。从6月15日后, 毛泽东工作完毕没有回香山, 而是留住中南海的情况多了起来, 因而安全警卫工作的重心, 逐渐由香山转移到了中南海。

据当时在北平纠察总队的李明回忆:“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 纠察总队就先在中南海驻守了半年, 后来中央警备团的几个连接替纠察总队守卫中南海, 便衣保卫队也派了一个分队在中南海执行任务, 纠察总队就陆续撤出来了。”

那时, 北平街面上最多见的就是人力车, 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不多, 小轿车就更少见了。所以当中共领袖们频繁在城里活动, 小汽车队一出现, 进进出出中南海, 就显得十分抢眼。

一些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早就盯上了中南海。他们一看到路上的小汽车多了起来, 就分析可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来了, 多次准备进行暗杀活动。特别有一段时间, 西单长安大戏院前, 有时候晚上停靠的小汽车特别多, 由此可以推测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那里看戏, 特务们便蹲守在那里, 寻找下手的机会。但由于中央首长身边的警卫很严密, 使特务分子根本无法靠近行刺。

毛泽东那时也很爱外出看戏。为了保证他的绝对安全, 每当他到戏院的时候, 有关方面都要在沿途和戏院周围布置警戒, 便衣队队员也参与执勤。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们, 都身着便衣, 散坐在戏院里的观众席位, 每时每刻都提防着意外的发生, 而戏院里的其他观众很难辨认出他们的真实身份。

便衣队区队长以身挡“刺客”

1949年下半年, 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将要召开, 其安全警卫工作是建国前夕最重大的政治保卫任务, 也是为开国大典进行的一次安全警卫预演。

为了保证会议的绝对安全, 中央社会部和军委公安部都作出了重要指示, 由中央警卫处、便衣保卫队、北平市公安局和北平纠察总队, 共同组成了保卫政协联合指挥所, 对保卫政协大会实行统一领导。

与此同时, 驻守中南海的便衣保卫队的个别队员还奉命执行了一项绝对保密的政治任务。

就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预备会召开的前一天, 罗瑞卿、李克农以及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正副处长汪东兴、李福坤专门找进驻中南海的便衣保卫队分队长刘忠谈话。

李福坤向刘忠交代说:“组织上交给你一个艰巨而光荣的重大任务, 要誓死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而此时刘忠听着李福坤的交代, 心中不禁有点疑惑地问道:“李处长, 我们现在的工作不就是在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吗?”

李福坤看出了刘忠的不解, 接着说道:“这次交给你的是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推测, 在这次政协会议的代表中, 可能隐藏着一名刺客, 他可能利用代表的身份来刺杀或暗害毛主席。”

“我们现在怀疑的这个对象就坐在主席台下距离毛主席不远的地方, 所以我们准备把你安排到这人右前面的座位上, 你要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一旦发现他有要行刺的迹象, 你不能开枪, 只能用身体阻挡在他的前面。你切不可有半点疏忽, 要绝对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你要当一回政协会议代表, 我们会发给你一张代表证。”

领受了任务的刘忠, 内心再难平抑下来。他想, 一切都豁出去了, 个人生死早已不在话下, 一切行动都要确保毛主席的安全, 坚决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

政协召开预备会议那天, 毛泽东也到会了。刘忠也以代表的身份, 坐在了那个被怀疑对象的右前方。当会休时间, 许多代表步出会场稍事休息。刘忠见毛泽东也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站起了身, 而他座位左后的被监视对象也站了起来。刘忠内心一阵紧张, 赶快跟着站起来, 用身体遮挡住了那人看主席台方向的视线。

刘忠的左阻右挡, 把那人惹火了, 他当场和刘忠吵了起来, 他说:“你为什么挡我的道, 我要去看毛主席!”刘忠也强词夺理道:“我在给你闪道, 你还老挤我。我几次给你腾道, 你又不走, 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旁边的许多代表不知实情, 也来责怪刘忠不该挡人家的道, 一时会场内吵嚷成了一团。

走在前面的毛泽东也听到了吵闹声, 回过头来。这时刘忠发现, 毛泽东身后早已紧跟着好几位保卫工作的领导, 有罗瑞卿、李克农、汪东兴、李福坤等人, 他们几乎把毛泽东围在了人墙中间。这下, 他心里稍有几分放心了。

刘忠继续与可疑对象周旋着, 尽力阻挡他的脚步, 直到毛泽东等人步出了会场的二道门, 根本看不见了, 他才放过了身后的那位“照顾对象”。

很久以后刘忠才知道, 当时领导还布置了便衣队另外几个同志在门外待命, 要他们看刘忠的动作行事, 一旦刘忠动手, 他们就立即上去接应。

据说那个被怀疑的对象, 后来好像被公安部门逮捕了, 但那人究竟是否受命刺杀毛泽东则不得而知。但一场与假想刺客的暗中搏斗一直进行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结束, 在此期间, 刘忠时刻准备着冲上前去, 用自己的生命和赤诚保卫毛泽东的安全, 他也由此有幸成为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持有代表证的非代表。

延伸阅读：

特工之王李克农:曾在香山毛泽东房间内发现炸弹

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唯一一位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将军；毛泽东称他为“共产党的大特务”——他就是有着“中共特工王”美誉的李克农

李克农是我军功勋卓著又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高级将领。

上世纪20年代，在毛泽东、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领导人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年轻的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逐步显示出了非凡的地下工作才干。他的一生从此与中共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他本人也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李克农被毛泽东授予上将军衔，成为一名从“寂静战场”上走出来的特殊将军，并获得了“中共特工王”的美名。

上演“整特务”的好戏

李克农，祖籍安徽巢县，生于芜湖。1917年，18岁的李克农在北京参与《通俗周刊》的发行工作，后因张勋复辟，被迫回到芜湖。“五四”运动后，李克农参与领导学生运动，1926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芜湖右派策划反革命政变，李克农获得情报，使得中共芜湖特支及共青团芜湖地方执行委员会主要骨干得以安全撤离。这是李克农送出来的第一个情报，而他以后的工作很多都是围绕情报工作展开，送出的情报，挽救的同志，不计其数。

1929年12月，李克农经组织上批准考入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就是徐恩曾。同年，国民党组建特务组织，任命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即调查科主任。与此同时，中共方面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组建中央特科。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遵照周恩来的命令设法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并组建党的特别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往来宁沪之间指导工作，并负责与中央特科联系。

特务头子徐恩曾对这一切毫不知情，还十分得意自己拥有三名干将：贴身机要秘书钱壮飞、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特务股长李克农、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

1931年4与月26日，当钱壮飞得知顾顺章叛变后，迅速将情报交由他的女婿刘杞夫送到上海李克农手中。李克农瞬间察觉情况万分危急，必须以最快速度将情报交给党中央。李克农是和时任中共情报部部长的陈赓单线联系的，而此刻不是他们定期碰面的日子。形势危急，已经不容许半点拖延！李克农灵机一动——可以先找到江苏省委，找到省委就可以找到陈赓，这样情报就可以送到党中央了。

从钱壮飞得到情报，到李克农将情报及时传递给党中央，再到周恩来等果断决策紧急撤退，通过环环相扣的一连串动作，我党得以免受摧毁性打击。国民党特务军警大规模搜捕，结果扑了个空，陈立夫哀叹：“抓住周恩来，只差五分钟！”在南京的蒋介石极为恼火，破口大骂：“娘希匹！”

顾顺章事件之后，李克农的身份暴露，国民党的特务多次密谋抓捕甚至暗杀他，都以失败告终。而身体敦实、一副书生长相的李克农，还多次上演“整特务”的好戏。有时候看到有特务扮装成黄包车车夫来盯梢，胖乎乎的他立马坐上车去，专挑难走的路，累得车夫叫苦连天；看到有服务生东张西望，一脸“特务相”，他就故意写几张纸条扔掉，引得特务满城乱窜。

1941年4月，毛泽东曾对李克农的女儿李冰说：你的父亲是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和张国焘“捉迷藏”

党中央撤离上海后，李克农来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担任江西省保卫局执行部长。长征途中，李克农还是唯一一个拿相机的人，可惜他拍过的那些珍贵的胶卷当时没有条件冲洗，在国民党搜查八路军贵阳办事处时遗失，是他终生的遗憾。

到达陕北后，李克农主要负责与东北军的联络工作。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他曾前往东北与张学良秘密会谈，并与东北军达成秘密协议，建立电台联系。1936年，李克农和刘鼎密切合作开辟了“瓦窑堡—肤施（延安）—甘泉—洛川—西安”地下秘密交通线，加强了苏区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通过这条线路，李克农用张学良提供的卡车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送到苏区。在斯诺后来出版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纪录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红军领导人的风采，其中也有李克农的传奇经历。

不久，李克农离开陕北，转战武汉。

1937年4月8日，汉口日本租界89号，这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也是中共长江局机关所在地。时任秘书长的李克农收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发的一封电报——“张国焘借祭黄陵之机擅自到西安，并不住办事处！”电报中还报告说，国民党方面已安排张国焘乘火车去汉口。李克农将情况反映给周恩来，决定在汉口截住张国焘。

当晚，李克农等人分乘两部小汽车到火车站拦截张国焘。晚7时，火车准时到站。李克农等四人分别站在车厢门口，瞪大眼睛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可就是没见到张国焘。他们又走进车厢分头去找，也未见张国焘影子，只好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李克农估计，因为林伯渠知道张国焘要坐火车到汉口，张国焘怕中共方面有人去接，就又回西安了。周恩来说：“有可能，但你们明天照样去接。”

4月9日，李克农等人又按时来到火车站，还是没有见到张国焘。4月10日，仍然空手而返。4月11日，李克农给大家鼓气说：“今天再去接一次，一定要把他接来。”

晚7时，当由西安开来的客车到站后，他们四人又分头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终于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发现了张国焘——车厢的一头，坐着一个面带愁容的中年人，此人正是张国焘。李克农一见，急忙走上前去，十分客气地对他说：“张副主席，我们是周副主席派来接您的。”张国焘一听马上露出惊恐的神色。护送张国焘的两个国民党特务，见李克农身后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八路军军官，心里害怕，不敢做声。李克农等人把张国焘和他的警卫员张海请下车，要他们坐上小车去办事处。张国焘执意不肯去，一定要住在外面。

周恩来等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批评和劝说，希望其回心转意。可张国焘去意已定，不但对任何好言劝说都听不进去，还多次借机逃跑。李克农和张国焘就在武汉街头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而张国焘每次都被李克农找到，并接受新一轮的劝告。中央最后决定给张国焘三条出路：回延安工作；向党请长假，休息一段时间；永久开除党籍。

张国焘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而张国焘叛变后，仅被安排在戴笠手下做特务工作，几年之后，张国焘和李克农这对昔日战友还正面对抗过，张国焘唯有一声叹息：“碰到李克农，算我倒霉”。

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期内调往各地战场，战略态势于国民党十分不利。为争取时间备战，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谈”，“共商国是”。

毛泽东早已料到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伎俩。8月16日，毛泽东一面回函蒋介石：“我将考虑与你会见”，一面将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召至跟前。“蒋介石发电报要我去‘和谈’，并不意外。‘七大’上我就说过：谈是要谈的，但他们不会有诚意，谈拢的希望一丝一毫也没有。不过，人家已经发了邀请，我们能不去？现在，关键是要尽快搞到具体情报，摸摸蒋介石的底，看看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毛泽东交给李克农的是一项艰巨任务。

李克农准确地预料到，国民党延安驻地近期肯定会跟重庆方面就谈判有密电来往。离开毛泽东住处，他便迅速组织情报系统日夜监听国民党电台。李克农从浩繁的往来密电中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便宣布共产党拒绝和平，将内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万一毛泽东来了，则正好通过谈判对其施加压力，逼迫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同时趁机拖住毛泽东，争取时间，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由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赶赴重庆，进行和谈。准备随行的中央警卫团战士们都意识到：即使付出鲜血和生命，也要确保毛主席的安全!特别是担负主要警卫任务的颜太龙等人，他们的心里牢记着李克农的命令：“此次任务，关系重大。如果国民党特务掏出手枪来，那不是你们的罪过。但是刺客的子弹打出来，我可要你们的脑袋!”

毛泽东等人临行前，在延安机场，送行的人不断涌来。李克农亲自把守着机舱门，毛泽东来到机舱口，两人紧紧地握着手。“主席，您多保重……”李克农有些哽咽地说道。毛主席依然幽默风趣，“克农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嘛!这回去重庆，刚好和分别20年的蒋介石见见面，有啥子不好嘛。你看看，你用这咸豆豆欢送我……”

28日晚8时。重庆林园官邸。蒋介石频频举杯向毛泽东敬酒，脸上露出略带尴尬的笑容。因为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在毛泽东登机前，还向他汇报：毛泽东不会去重庆。毛泽东给他的最后复电，是在飞机上发出的。此时，毛泽东也在笑，笑容中包含着对李克农情报工作的满意和赞赏。

在毛主席房间发现炸弹

北平和平解放后，情势仍不容乐观。有资料显示，在当时的北平城内，仅国民党特务组织就有114个，职业特务达8500多人。

1949年2月，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按计划，5月党中央就要正式进入北平了。然而，若不铲除这些特务、间谍组织，就不能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面对复杂局面，李克农首先清晰地分析了敌人的心理。他认为，面对浩浩荡荡的人民解放军，城中的敌特早已如惊弓之鸟，遂决定争取敌人主动自首，然后顺藤摸瓜，将暗藏的敌特一网打尽。李克农命令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开展对国民党各系统特务分子的秘密自首登记工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前来自首登记的特务达2000多人。随后，北平公安机关根据自首人员提供的情况，展开大搜捕。北平城的状况有了明显好转。

尽管肃特工作成效显著，但仍有不少敌特人员潜伏在城内。为确保万无一失，李克农向中央建议暂时住在香山。在征得中央同意后，李克农就和北平市公安局秘书长刘进中一起赶往香山双清别墅，亲自检查毛泽东住所。

凌晨两点，获悉毛泽东已经出发前来的消息，他吩咐便衣队队长到毛泽东下车处进行保卫工作，自己留在别墅和战士们一起进行最后一次彻底清查。就在此时，李克农接到警卫战士一个惊人报告：在预备给毛泽东居住的房间一角，发现一枚炸弹!

按说，双清别墅有哨兵日夜看守，事先曾多次进行排查，应该是滴水不漏的。只是李克农心细，才让战士们进行最后一次检查，没想到真的出了问题。面对炸弹，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李克农大吼一声：“愣着干嘛!”大家很快回过神来，对中央首长的住处再次进行了全面检查。45分钟后，确信没有其他隐患后，毛泽东等人才进入各自房间。当年6月份，领导人搬进城里办公。但毛泽东依然对香山情有独钟，他白天在中南海，夜里仍回双清别墅休息。

对于发现的那枚炸弹，当时却一直没能破案。后来从一个被抓获的特务口中，李克农才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原来，香山上的一个老尼姑是国民党特务，炸弹就是她搞的鬼。可是，在警戒森严的双清别墅，她是如何进入毛泽东住处并放置炸弹的，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为此，李克农愧疚了很久。

坐镇板门店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在得到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毛泽东饱受丧子之痛的煎熬。“克农，我想过了，还是你把那件事告诉思齐（毛岸英妻子刘松林的小名）吧”，主席对李克农说，“我还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

李克农奉命出任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而此时，他正备受哮喘病折磨，夜间靠打吗啡才能入睡。

在板门店的谈判大厅旁边，有一顶帐篷。每到会谈僵持不下时，中方代表就会从谈判大厅进入帐篷，代表团党委书记李克农端坐在帐篷中，他总是在大口吸烟，极少说话。

谈判席上的态势总是由李克农发电报到北京，而主席会据此作出适当的敌我分析，抓住敌人的心态，“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每一封主席发出的电报开始都是：“克农，并告金、彭。”

朝鲜停战谈判历时两年零十几天，其间两易会场，5次中断，开了58次双方代表团大会，最艰难的一次谈判双方竟然僵持了132分钟。

那是1951年的12月28日1时，关于机场和交换战俘的谈判进行到了最困难的阶段，双方都不肯做出任何退让。我方代表来到帐篷内，急冲冲地说出三个字“怎么办”，李克农拿出事先写好的纸条，上面同样是三个字——“坐下去”。毛主席早就估计到朝鲜谈判的战略形势，给予了李克农明确的信息：“不要怕拖，不性急，敌无所施其技。”

在板门店，李克农殚精竭虑，带病坚持工作。随着冬季的来临，他哮喘越发严重，经常大口大口地喘气。一次正在开会，他突然头一歪，昏迷过去了，幸亏在场的人抢救及时，才苏醒过来。每天晚上，李克农都坐在朝鲜式的土炕上研究材料。由于视力微弱，他的双眼几乎要贴在炕桌上。由于长时间伏案，胸口挤压得难受，每隔一会，他就走出去，站在寒冷的夜空下，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毛泽东、周恩来得知了他的身体状况，希望他能回国休息、治疗。李克农却拒绝了：“临阵不换将！”

李克农在板门店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很注意安抚大家的情绪，经常嘱咐代表们不要失去冷静，不要“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能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衅而冲动。他观察到对方一名谈判代表虽脸上常带着笑意，但言语中却始终方寸不乱、寸土必争。李克农就号召大家学习对方长处，为己所用。

1953年7月27日，谈判终于结束，李克农长舒一口气。

搞情报主要靠交朋友

李克农一生用过很多的别名，就像他的身份和经历一样丰富——择田、陕公、种禾、震中、曼梓、稼轩、天痴。李克农的父亲李道铭，幼年过继给挑扁担的本姓人家，由巢县搬到芜湖。李道铭有三子，李克农排行老大，本应排为“泽”字辈，扁担爷爷改为“克”。

李克农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在紧张的朝鲜停战谈判中，李克农还写信给国内的同志——“好小说旧小说，东安市场书摊上多得很，能捎些来亦好，否则太寂寞了。”

李克农一生只娶过一个妻子，就是赵瑛。两人相濡以沫，感情极好。赵瑛去世后，李克农保持房间陈设不变，每晚就寝前到夫人床上坐一会儿，鞠躬一次再离开。

李克农作为我党早期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其特殊成就不仅在于他是建党初期的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还在于他能根据中国特色制定出情报保卫工作的正确原则。

解放后，李克农认真总结了党的情报工作经验。当时，苏联克格勃专家来华介绍经验，认为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气愤地反驳：“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在北京逝世。美国中央情报局庆幸从此少了一位强有力的对手。在国内，各界公祭，周恩来主祭，极尽哀荣。董必武曾赋悼诗“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