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为何有那么多“奇葩法律”？

印度司法权十分独立，但也没能遏制行政腐败。近期印度政府封禁包括微信、支付宝在内的224款中国App；印度法院传唤马云，都成为全球性的焦点新闻。GDP暴跌、诚信度全球“垫底”的印度，究竟拥有何种司法体制？

作者：徐晶

编辑：王茜

来源：法财在线（Id：faren_facaizaixian）

据印度卫生部9月24日公布的最新数据，印度新增确诊病例超8.6万例 累计确诊逾573万例。在连续数日的激增趋势下，印度已经超过巴西，成为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第二的国家，正在追赶第一名美国。

与此同时，近几个月来，中印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9月7日，印军再次非法越线进入中印边境西段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悍然对前去交涉的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鸣枪威胁，中国边防部队被迫采取应对措施稳控现地局势；另一方面，印度国内出现全面抵制中国产品的声音。

而在中文互联网世界，“印吹”和“印黑”两股势力对立，双方都并未能反映客观的印度。

曾有IFs模型预测，在理想状态下，中国会在2030年超越美国，而印度则会在2099年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GDP国家。

除了政治、经济的复杂原因之外，印度法律也是频频与他国“擦枪走火”。比如9月初，为了打压中企，印度政府宣布禁用118款中国App，其中包括微信和支付宝等。

据环球网援引印度《金融快报》消息报道，此前6月29日，印度政府宣布禁用59款中国App，一个月后再次宣布禁用47款中国App。至此，印度政府已禁用224款中国App。

再回顾较早前的一个焦点：就是7月底，马云在印度被告了。

新德里古尔冈法院的一纸传唤，立刻蹿红为一则全球性新闻。这其实只是一个小官司，源于阿里旗下的UC印度公司，有一位前印度员工声称自己被“非法解雇”，于是把UC印度和马云都告上了法庭，索赔200多万人民币。

阿里巴巴忍无可忍，终于8月20日在财报电话会议上作出回应，将停止UC web和其他创新业务在印度的服务，但不会对集团整体造成影响。阿里巴巴集团现任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对此表示，全球化是阿里巴巴长期的战略，但是我们也要看，当前环境的变化，包括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还有相关各国国家政策的变化，那么相应的，我们会调整自己的战略。

按理说，这位员工告UC印度公司还说得过去，但马云既非UC的董事，也不是股东，近两年也卸任了阿里董事长，可以说是八杆子打不着，法院为什么会依原告的要求，传唤马云呢？

不可思议的司法体制

传唤马云，在印度其实不算啥，香港大亨李嘉诚、三星董事长李健熙，都曾收到过印度法院的传唤令。

可口可乐保密了120多年的配方，至今还锁在美国亚特兰大太阳信托银行的一个保险柜里，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被要求公开过，而印度法院却要求他们公开，以此作为通过饮料安全指标检测的条件。

印度是一个普通法系国家，维持着混合法律体系。法律嫁接至几百年前来此殖民的英国，至今有三千多部法律，而且很多规定形成于上百年前的农耕时期，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比如1911年的《煽动性聚会防治法》，限制舞池不能有超过10对以上的舞者。

还有1898年的《印度邮政法》，规定只有政府才有权从事邮政业务。现在的印度本土快递公司为了规避这个法律，只能把“邮件”称为“物件”。但外资公司就不敢去分这个蛋糕，因为印度对外资企业的执法“特别”严格。

印度的司法体系一向混乱，反对党大闹议会事件时有发生。就在刚刚过去的当地时间9月20日，印度联邦院(上院)开会讨论通过两项重要的农业改革法案，但随即遭到在场反对党成员的反对，有反对派议员冲上主席台试图抢夺副议长话筒，甚至还直接冲到副议长面前，一把撕毁法案文件，现场一片混乱。

法律事件频频登上热闻的背后，其实与印度不可思议的司法体系密切相关。“不羁放纵”的司法，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法院系统与法治不相融，助长各种"奇葩法律"的滋生。法律如果不具有前瞻性，不能与时俱进，就会变成“恶法”，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印度的改革开放始于1991年，到现在三十年，人口13亿，而GDP只有我国的1/5。改革开放后，拉奥总理期间废止了近600部法律，莫迪手上也废止了大几百部，但仍然还有近两千部旧法。

印度的程序法也来自几百年前的英国，没有规定审判期限，一个案件开庭几十回、拖上几十年，是司空见惯的事。法院历年积压的案件已高达30万件，若按现在的审判速度，需要四五百年才能清理结案。

据一份截至2019年11月的数据显示，根据印度最高法院年度报告，最高法院有59,867宗案件待审，各高等法院有447.5万宗案件待审，在地区法院和下级法院一级，未决案件的数量达到了3.14千万件。最高法院的处置率一直保持在55％至59％之间，高等法院为28％，下级法院为40％。每年有2千万新案件提交，这一积压可能需要长达320年的时间才能解决。

印度的成文法十分复杂，而判例制度又进一步降低了司法的效率，印度最长的判例长达10万字，而每年增加的大量判例使得法官和律师也难以快速接受。

此外，印度法律分类细致，案由多种多样，但在案件管理上却缺乏一个有效的管理方法。据研究，在2016年印度至少有2500种案件的分类。

此外，案件流程的管理也十分冗长，其每个流程之间的耗时往往能长达一周乃至数月。根据2018-2019年印度经济调查报告，案件大约30％的时间花在了简单的通知上。

在审理时间上，23%的高级法院案件已经等待定夺超过10年；整体而言，29%的高级法院案子都耗时2-5年。在下级法院，超过8％的案件待审十年。下级法院最多有47％案件已经等待了一年至两年（大约1.2亿案件）。根据世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在印度法院判决案件所需的时间平均为1,445天。

世界银行每年调研，都显示“孟买法院审理经济案件的结案时间，是上海法院的两倍以上”。

印度司法效率低下已是老生常谈，但是令人奇怪的，这次原告7 月 20 号提起对UC印度和马云的诉讼，7 月 29 日就第一次开庭，倒是少见的“高效率”。

“独立司法”也救不了腐败

不过，印度是一个完全的三权分立国家，司法权十分独立。印度法官的权力，甚至让全世界法官都望尘莫及。

2015年，印度联邦政府试图对最高法院遴选大法官横插一杠，通过议会立法影响大法官的选任。但是，最高院直接判决“插杠”法案违宪无效，大法官的产生还是沿袭以前的“同事推选制”。

所以印度的司法权，政府是想插根针进去都不容易。类似印度行政和司法的博弈，还发生在李嘉诚的一个税务大案上——2017年，李嘉诚旗下的和记，称其全资子公司和电国际收到印度税务局的评税令，要求缴纳392亿港币的税金和罚款。

这392亿怎么来的呢？

这笔巨额税款源于2007年和记黄埔向荷兰的沃达丰出售了高达50亿美金的印度电信业务。该交易在当时并没有向印度政府交税，因为和记黄埔和沃达丰都是开曼群岛注册的离岸公司，不在印度的管辖范围内。

但印度税务局觉得眼看这么大一块肥肉吃不着，不甘心，坚持要李嘉诚交96亿港币的资本收益税。后来双方将争议提交到最高法院裁决。

2012年，印度最高法院认定，根据《所得税法》规定，只有当资本资产转让发生在印度时，才需要缴纳税款。荷兰沃达丰与和电国际都是印度的非税收居民企业，双方资本资产转让都发生在印度境外，印度税务局无权对该收购案收税。

但印度政府还是不甘心，国会又发布追补法例，对1961年《所得税法》进行扩大解释，试图推翻最高法院的判决，而且根本不顾“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强行用2012年的法令，去征李嘉诚2007年交易的税。

李嘉诚倒是一直态度强硬，不理印度税务局。这样一来，十年的利息加罚款，就从最初的96亿港币，变成了近400亿。

印度的行政腐败，在这里可见一斑啊！

诚信度“垫底”扎心

几年前，印度最高法院还给当时的韩国三星董事长李健熙下过逮捕令，要求其到印度接受刑事处罚，原因是三星的迪拜子公司拒绝向印度供应商支付一笔143万美元的欠款。

三星出来澄清，李健熙和这个案件完全没有关联，他并不参与很多海外子公司的日常运营。而且一个月后，李健熙因为突发心梗做手术住院了。但印度法院不依不挠，再次发出了传唤令。

最后三星只好说，相信印度法院会按照合法公正的程序，查明李健熙与该事件完全无关。

由此可见，相比较而言，印度法院传唤马云的事，就显得不算什么了。而且，在印度的法律体系下，起诉人可以指定任何人作为被告，法院最终定夺是否纳入范围。但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通常交由被告答辩后再处理，这样能更好地保障诉权。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起诉条件的规定，也只是要求有“明确的”被告，而不是“恰当”的被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告没告错人，是要在实体审查后才能确定的。经审理查明确实告错了，则要么变更被告，要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 UC 、马云的这个案件中，印度法院也并没有强制要求本人出庭。马云完全可以派人去应诉，法院则可能先对他的部分做出判决，并不影响其他程序继续进行。但以阿里巴巴“停止UC web和其他创新业务在印度的服务”的表态来看，应诉不太可能了，最为简单直接的做法就是置之不理或一刀两断。

近期的中印关系日益紧张，印度不断在封禁中国手机应用，且民族对峙情绪高涨。

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冲突时，印方在无法律支持的背景下，全部没收了在印中国公司和公民的财产，交给所谓“印度敌国财产监管局”(CEPI)保管。2017年3月经修改后批准成为了国家法律，名曰《敌国财产法令》，并规定只要收到有关“线索”，通过一定的确认与评估程序后，就可将原属中国、巴基斯坦公民和公司的财产进行没收。这可见对中国的敌意一直没有消除。这样的法令给投资者造成了极大的不安全感，也违反国际共识和法律精神。

印度的诚信度在全世界也是垫底的。

就拿国际贸易合同的履行诚信度来说，中国企业一直是位于世界各国的前七八位，但印度企业基本都垫底在一百八十位左右。莫迪近些年为了引进外资，不断在推进改革。2019年在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世界营商环境排名中，印度也总算从以前垫底的130多名，爬升到了第63位。

但以目前的现状而言，只怕仍是任重道远。法律、诚信、效率，等等，都在影响着这个大国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印度大恒竺成律师事务所：《印度封杀59款与中国相关APP ：印度法下的法律分析和应对》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刘逸星：《投资印度的五大法律风险》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吴武铃：《从李嘉诚被罚392 亿元税案分析印度税制与司法》

KT冕品海投Sagar、木笑瑞：《从“马云被印度法院传唤”聊聊印度民事诉讼程序》

上海市商务委：《印度营商环境分析及对策建议》

《中印司法效率对比研究》 作者 蔡滢炜 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