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低俸制看中国古代贪污腐败的发生情况c

宋朝官员的待遇在历代王朝中是最好的，宋朝统治者为了拉拢官僚队伍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而且宋朝官职混乱，很多都是虚衔，官名听起来很厉害，实际上并没有实权，整天除了上班打卡，正经事可能一件都没干。

在人们眼里，明朝官员的薪俸是在是不高。以洪武二十年为例，正二品官岁米有732石，从二品只有576石，到了从一品，每年有888石岁米，就算正一品也只有1044石岁米。

明代官员的薪俸主要以米、麦等实物来发放，到了洪武十三年有增加了俸钞这一项，明代的钞法并不跟金银挂钩，一旦物价有所下跌，钞钱将面临大幅度贬值的危机。关于明朝薪俸过低不仅与明太祖本人治国理政的思想观念有关，而且与明代财政系统息息相关。

一、明太祖本人庸俭治国的思想观念导致了明初低薪制的实行，此种治国观念一直持续至明末

朱元璋在即位以后一直自称“淮右布衣”，我们不管他这样做是笼络农民阶层还是仅用来自嘲，“布衣”两字确实表明了他的出身——农民。

我们说朱元璋起义初始是代表农民阶层反抗蒙古统治者残酷压迫的，局限于小农思维的朱元璋，保持着节俭的生活方式，布衣粗食是他信奉的生活准则，当他闻到“朱门酒肉臭”之时，眼中饱含的泪水不仅是对自身穷苦的怜惜，也是对大元官员骄奢淫逸的控诉和不满。

当时民间流传着以阙《醉太平》小令，从大都到江南，几乎人人会念，词道：

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军万千。官法烂，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朱元璋当时可能就是哼着这首小令走街串巷讨生活的，当然，朱元璋之所以能颠覆大元并不是因为他的音乐天赋。后来他在乱世中发迹，最终在元末战争中削平群雄，统一天下，主观上还是得益于自身的才能。

回到其个人对府官员的固有看法，他认为官员就是要以德贤为先，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为百姓谋福利的事业当中（由此可见朱元璋的民本思想较为深刻），他教导自己的官僚队伍除了为民做事以外，还要廉洁朴素，这种观念发展到后来便成了他治国政策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朱元璋是这样告诫官员的:

“治国家以德行为先，贤者天下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养其廉耻然后责其成功。”

洪武四年，朱元璋集团在应天的地位已稳如磐石，于是便大肆封赏百官，制定朝仪，确立制度，其中就根据百官的品级规定了相应的俸禄，此后又两次重定（洪武十三年和洪武二十年）。

洪武十三年在禄米的基础上增加了俸钞一项，这一年恐怕是大明官员过得最宽裕的一年了，洪武二十年取消了俸钞，官员薪俸与洪武十三年相比大为降低了。到了洪武二十五年朝廷重定了官员的品级，但薪俸数量并没有变化。

二、明代财政危机使明朝不得不减少官员薪俸以缓解财政危机

明朝的官僚在皇权面前不值一提，地位极其低下，他们自称“奴才”，因此官员薪俸的发放和发放的多寡全凭皇帝一人决策，当日益繁衍的皇族宗室消耗了国家大量的钱财以后，皇帝不得不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官僚和百姓身上，朝廷加大赋税的征收毋庸置喙，缩减官员薪俸也成了朝廷“节财”的方式。

官员俸禄被打折扣，不足额发放。如成化十四年，南京户部奏称：

“两京工部所属营繕所，文思院官员，南京俸粮类无一定数。成化十四年，官一千八百五十员，支俸一万五千九百七十石。十五年，一千九百九十员，支俸一万七千四百六十石。十六年，两千两百五十七员，支俸一万九千三十七石。”

可见官员数量连年增加，而薪俸的增幅却非常迟滞。

官员薪俸在发放过程中并不完全按照祖制发放实物米与麦，而是以宝钞、铜钱、胡椒、绢、苏木、盐茶等实物代替部分米麦数额，这个过程需要经过换算，我们称之为“折色”。

表面上看只不过是朝廷只不过是采用另一种方式来放俸，实际上朝廷在换算时并不考虑市场行情，就算铜钱、宝钞贬值了，朝廷也不会增加发放的数额，这无形之中便削减了官员薪俸。

三、钱、钞货币体系的崩溃，钱钞贬值，明朝官员的薪俸在无形中被克扣

明代钞法颁布于洪武七年，刚颁布时可谓令行禁止，规定“伪造者斩，告捕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可是到了洪武中期，宝钞发行制度的不足暴露了出来。

由于大明宝钞没有金银作为准备金，根本无法应对市场的大幅度动荡，因此，大明宝钞开始贬值，而政府依然将贬值后的宝钞发放给各级官僚，这等于是变相克扣官员的薪俸。

明代铜钱的发行并不固定，有时候发行，有时候不发行，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明朝政府始终将宝钞作为主币，尽量减少铜钱的铸造。到后来大明宝钞贬值，民间普遍用铜钱进行交易。

由此，市场对铜钱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然而明朝政府依然坚持将宝钞作为主要流通货币，这就促使民间不少拥有铜矿的中小地主趁机进行盗铸。他们所铸的铜钱质量不高，其值比额定价格低了很多，到后来六七十文才能兑换一分银，这样一来官员薪俸折钱的部分便更为缩减了。

四、明代职田由于封建王朝货币体系的确立而逐步走向灭亡，官员薪俸的重要来源断绝了

中国古代的职田从隋代开始便一直作为官员薪俸的补充而存在，明朝有明文规定，不管是奴隶还是贵族，都根据人头有相应的田亩，实际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农民阶层的利益是得不到根本保障的，农民所占有的土地随时可能被乡绅和地方官所兼并。

至于特权阶层，比如朝廷官员和皇室宗族，他们的田地大多来源于皇帝的赏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被封赏出去的土地既然是属于皇帝一人的，皇帝自然有权收回。

明初实行过“以工代禄”，然而至洪武末便已消亡，明代职田一旦消亡，官员薪俸的一个重要来源便就此断绝。加大了明代官员收入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了官员收入的不稳定性。

五、明代低俸只是官员贪腐的其中一个因素，治理贪腐的关键在于法制和合理的薪俸。

朱元璋向来对于贪污腐败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就算是受贿一二两银子也要处以残酷的刑法，轻则发配充军，重则剥皮拆骨。

明中叶，官员的薪俸竟然减少到难以度日的地步，因此，即使酷刑当头，明代贪腐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掌管全国钱粮的户部是六部之中贪墨最盛的地方，明代地方征收的所有钱粮赋税都要经过户部官员之手，那些梦想做官发财的官员能放过送到嘴边的肥肉吗？

他们用贪墨的钱财疏通上下保证自己的安全，事实上的确有大量的贪官躲避了朝廷的巡察和百姓的告发，但是总有漏网之鱼，明初郭桓案便是一例，他贪墨的赃款折合粮食达2400万石。

明朝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官员道德品格出现了问题，那些个读书人为了通过科举考试，哪个不将孔孟之道烂熟于心，诸子百家的学说倒背如流也不是不可能，可为什么还是有如此多的官员贪污受贿？

低俸制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除了薪俸低到无法维持全家人的衣食住行以外，主要原因是封建专制体制本身的缺陷，为何无数人对于科举趋之若鹜，仅仅是为了献身国家、报效朝廷吗？

古代当然不乏这样的人，比如海瑞，但是大多数读书人做官只为“名利”二字，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那么多的官员“顶风作案”了。

“治乱世用重典”是官员廉洁的有利武器。明太祖在“用典”上可谓有两把刷子，《明律》中对于贪赃枉法采取“绞”，“杖”，“流放”等重典，《大诰》中的酷刑远胜于明律，有“族诛”“凌迟”“枭首”等变态的严酷刑法。

其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将贪腐官员斩草除根的确简单又高效，可是这样带来的官员体制混乱比贪腐更为麻烦。

“先丰其禄再责其廉”看起来缓和许多。这种双管齐下的法子是禁止贪墨的利器。细细想来，如果做官的人连食饱衣足，住行适意都做不到的话，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做官呢？回家种田也比整日活在被杖死的恐怖氛围当中要好。

因此，保证官员们优良的生活条件是保证官员不贪的前提条件，其次才是对官员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官员廉洁奉公，为民谋利。

参考文献：

《明律》

《大诰》

《明实录》

《明史·太祖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