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头目的代表，张乐行和苗沛霖，一个醉心于城市一个热衷做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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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1863年以前捻军的最严谨的史学家江地认为，捻军领袖各自为战，这反映了这个运动内在的不团结现象。各大首领都选择具体地区进行冒险活动。张乐行尽管称为“盟主”，但只能控制极少数头日，而且在1856——1862年这六年中他宁愿留在捻军根据地以外；我们只知道，他仅在1858年回老家逗留过短暂时期。

张乐行不但希望夺取和固守城市，而且能够做到这点，像这样的人在捻军领袖中为数甚少。他之能攻善守，也许可以从下面这件事得到说明：他与龚得(传奇式的捻军领袖和有名的盲人，但却是卓越的战略家)选择了与具有围城战丰富经验的太平军结盟的道路。

张乐行自己的部队在1857年3月1日设法夺取了淮河的要冲三河尖。此时正在为巩固自己在长江以北的地盘而斗争的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和陈玉成立即访问了他。张、龚二人为太平军守卫淮河以南约50英里的六安达九个月之久。但在1858 年中，张乐行及其盟军在太平军的帮助下，夺取了淮北的大城市怀远以及洪泽湖附近的一批大城镇(它们控制着来回于苏北和安徽之间的私盐贩子必经的水道)。

张乐行可能在1858年至1860年初期控制这个地区的时期发了大财。他从太平军那里取得“征北主将”的称号，不过他似乎到1861年才得到“沃王”爵位，这时他仍占有准河的一个主要城市定远。张乐行从皖北保护了南京的外围，对太平军来说其贡献是非常宝贵的，虽然太平军仍公开期待他作出更多的贡献。李秀成在1864年的“自述”中抱怨张乐行“听封而不能听调用”。

虽然捻军只在一定程度上与太平军合作，却在地方团练领袖中树立了反清叛逆行为的榜样。最惹人注目的要算小绅士和恶棍苗沛霖的事例了，此人在1863年死去前，终于在淮河中部地区指挥了一支甚至比捻军还强大的叛军。苗沛霖是捻军根据地正南的凤台的一名生员，在1856年崭露头角而成为该地的“联总”，并且很快争得了向城内及其周围地区征税(包括田赋和厘金)的大权。他在清廷和捻军之间采取了骑墙姿态，拥有足以威胁利诱许多圩主与他结盟的财富和力量。

他派人在各要地成立“团练局”。他像捻军一样，对支持他的军队标以各色旗帜。到1857年，苗沛霖已“连圩数十，拥众数千”。于是他决定与清廷的将领(尤其是胜保)交往。他受封负责四川“川北道”后，就排挤捻军，自扩地盘，并帮助袁甲三。但苗沛霖对袁甲三保举他为有名无实的名誉布政使之职表示不满。

1860 年10月前后当他知道咸丰帝已逃往热河以及太平军已占领江苏省东南部大部分土地时，就自认为是富饶的两淮区的主宰。他在致袁甲三和安徽省巡抚的信中声称：他手下有编成“五旗十四营”的练军10万人以上；他打算占领巡抚的行营所在地寿州；他要求，“两淮盐卡，霖请私焉”。

12月份，他夺取了淮河的官船，公开表示对清廷权威的藐视。1861年3月，他写信给太平军的“英王”陈玉成表示友好。经与袁甲三和安徽巡抚的长期谈判，他获准管理淮河的厘卡。但他在1861年10月还是占领了寿州。在这一年更早的时候，苗沛霖已经接受太平军新封的“奏王”酹位，并且已经停止与捻军作战。但清廷自湘军在1861年9月夺取安庆后，已经时来运转。

1862年3月，苗沛霖又赢得了他的老恩主胜保的“友情”，并在5月初再次反对太平军和捻军。5月15日当毫无戒心的陈玉成经过他的寿州的新根据地时，在城门口受到隆重的欢迎，但旋即被捕解交清廷官员。张乐行虽是盗匪，但至少始终如一，苗沛霖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军阀：一个毫无原则的武夫，能随时与任何人结盟，并以制造分裂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当张乐行和龚得沉溺于淮河的城市时，捻军其他大首领却留守着老巢，不时骚扰邻近诸省，特别在最初就向河南远征。由于他们部队的骑术不断提高，又不善于围攻有高大的砖石城墙保护的城市，所以就满足于掠夺繁荣的集市。可是，捻军运动恰恰在集市这一 层结构上，才能够蔓延扩大。潜藏的心怀不满的集团早就存在了，如集体抗税的农民、匪帮和异端教门。

潜藏的心怀不满的集团早就存在了，如集体抗税的农民、匪帮和异端教门。对捻军侵袭所造成的动乱，官府督办的民间地方武装是可以对付的。特别在河南，地方的自卫组织有时称为“联庄会”，它们的领袖是农民土地拥有者，不受官方和绅士的监督，因而其形式与典型的团练不同。

在1853年太平军北伐时期，联庄会已经兴起。但当太平军的威胁刚消除，它们就转脸反对地方政府，要求减征赋税和浮收，并杀害前来“催税”的衙役。被武装起来对付太平军的村民，常进县城攻打监狱。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这种“抗官杀差”的行动扩大到了河南二十多个县。

对捻军侵袭所造成的动乱，官府督办的民间地方武装是可以对付的。特别在河南，地方的自卫组织有时称为“联庄会”，它们的领袖是农民土地拥有者，不受官方和绅士的监督，因而其形式与典型的团练不同。在1853年太平军北伐时期，联庄会已经兴起。但当太平军的威胁刚消除，它们就转脸反对地方政府，要求减征赋税和浮收，并杀害前来“催税”的衙役。

被武装起来对付太平军的村民，常进县城攻打监狱。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这种“抗官杀差”的行动扩大到了河南二十多个县。捻军在1855年搞联合组织后的第.次远征是人侵归德周围的富饶的河南集市。在归途中，他们的战利品(包括马匹和装在大车上的财物)组成的车队长达许多公里。

到19世纪50年代末，捻军的远征渗入河南中部并迫近黄河。到1859年10月，“皖匪”(捻军的另一别名)已经离河南省府开封不到30公里。1861 年9月，他们迫近古都洛阳。中这些长途远征主要是骑兵袭扰，通过夺取(甚至购买)官马，又反过来壮大捻军的骑兵。

捻军对河南境内的侵扰不但鼓励了抗税，也助长了盗匪活动。许多地方的盗匪也普遍自称为捻，这主要表示自己是已组织起来的集团。1856 年，在河南中部横跨六个县的角子山中，五股捻军组成了大联合，开始时不到250人。他们的头目中有的有着吸引人的外号，如“张蝙蝠”、“于和尚”和“李大黑脸”等。

他们护送私盐，常常光临集市的富户抢劫和吃喝，有时态度并不凶恶。一年之内这个联合即达到1万人，根据地约有3000平方英里。不久约有8000名逃亡的矿工由于正被官兵追捕(因为要他们再为已经关闭的银矿干活)，也加入了这伙农民出身的盗匪。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角子山各股盗匪未能取得安徽捻军的帮助。官兵在1858年击败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