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朝廷就开始严防，科举移民

乾隆四十二年,乾隆帝已经67岁了,但一点也不糊涂,依然有精力在宫内接见浙江解饷官绍兴府通判张廷泰。通判只是一个正六品官,能得见天颜,可谓皇恩浩荡了。可麻烦就出在这皇恩浩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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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照例会问地方官的籍贯出身、履历等等以示亲切关怀。张回答说他是顺天府(今北京)人氏,可精明的乾隆帝听出了绍兴口音。这在当时是大事。一则本地人在本地当官,违反回避制度,二是张某可能是冒顺天府籍在京师参加的科考。尽管张廷泰回奏“幼曾随父至绍兴住居数年,遂习其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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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还是大怒:“我就凭两句话听出了张某说的是南方口音,你们那些‘审音御史’是吃干饭的吗?”何谓“审音御史”呢?这是专门为打击“科考移民”,即“冒籍”而设置的。古代中国十分重视籍贯,即使是父、祖做大官,其子弟依然要回原籍参加科考。朝廷如此防范“冒籍”,乃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平衡大一统帝国各地的利益,维护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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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已出台措施防止“冒籍”但由于当时版图没有明清两代大,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相对平衡,因此这一规定并不十分严厉。到了明、清两代就不一样了,帝国疆域广阔,士子众多,而各地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对某些地方进行政策性倾斜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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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云乡在《清代八股文》中介绍:“举人各省均有定案。一般只一百几十或百零几名,因此文化发达的省份和文化较差的边远省份,在考试难易上大不相同,在程度上也不大样。像江南江宁试场(即贡院)、浙江杭州等试场,都一万多号舍,应试者都过万人，边远省份,参试者少,中试名额亦少。如贵州中额三十六,甘肃中额三十,参试者人数与中试名额比例,大省如顺天、江南(包括江苏十之六、安徽十之四)、淅江、福建等,大约均是百分之一强的机会,即一百零几名中才能取中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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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远省份虽然录取名额少，但参加考试的人也少,而且教育不发达,像江淅一带文风鼎盛地区的士子“冒籍”应考,显然比在本省把握大得多。而首都所在的直隶省,得到朝廷的照顾,其录取名额和江、浙为最多的地区,其本地士子的考试水平不如江浙等省,这也是江南士子喜欢冒顺天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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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考举人的乡试,即便是科考的最低阶梯，考生员(即秀才),也难易程度不一样。如直隶高阳文风盛时,30余名童生才取一名生员,而同一省的来源，常常考生还不够应录取的名额，基本上能把前两行八股文写顺溜就可以中秀才。由于生源录取是以县为单位,童生们彼此熟悉,要“冒籍”很容易被人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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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试以省为单位,而且考取举人的利益更大,那么防范“冒籍”则难度更大,只能用严刑峻法待之。明朝对冒籍处罚非常严厉。万历十三年乙百科顺天乡试后,冒籍之说纷起,事中查明冯诗等八名浙江士子冒籍在顺天考试,奉旨查办,将冯诗等二人枷示于顺天府前,和其他六人都发配为民,禁锢终身,即终身剥夺考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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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中有名史纪纯者,他父亲是翰林编修,也被革职。一干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不过处罚冒籍有如松紧带,不同皇帝在位,其严厉程度不一样。嘉靖年间有个超级考试牛人、浙江绍兴籍的陶大顺,冒籍顺天考了个经魁(前五名),这也发挥太好了，太扎眼了,被人告发,剥夺举人资格。不过这次朝廷很仁慈,没取消他日后的考试资格,过了几年他在浙江乡试中考了第四名,紧接着登乙丑科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专司纪检监察的二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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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清兴后,冒籍的这种把戏仍然时有发生,清朝打击“冒籍”如明代那样严厉。到了康熙年间,开始对考生“审音”,凭其口音确定是否冒籍。到了乾隆十年,在顺天乡试时,朝廷特派满、汉御史各一人参与“审音”,被称为“审音御史”。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那些冒籍者的父、祖,多半是有能量的官员,“审音御史”往往睁只眼闭只眼,送顺水人情。于是就出现了乾隆怒斥审音御史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