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鼓吹袁世凯称帝，后秘密入党，直到40年后身份才公诸于世

　　近代史虽然只有一百来年，但却充满了波澜壮阔，“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有志之士，层出不穷。特别是风云际会的20世纪初，变幻莫测的国内形势，知识分子的思想跃迁，都发生在这段时期。

　　比如主张立宪的康有为，主张共和革命的孙中山等等，都是这时期的杰出风云人物。

　　但在这些人物背后，还有一位名士，他多次改变自己的主张，先后支持过立宪，辅助过共和，最后又加入了红色革命，入了党。

　　只要于国有力，他都义无反顾地去做。

　　参与公车上书，杨度同部分清末文人一样，摸索中国未来的道路

　　他叫杨度，光绪元年生人，也就是1875年。他的一生，恰恰生活在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封建王朝的覆灭、民国的建立，以及红色革命的兴起，他都一一见证了，也都参与了。

　　他的生平，几乎就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是近代思想变迁的代表例子。

　　杨度的祖上都是农民出身，如果不是因为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他最后可能也会是农民。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曾国藩在湖南招募乡勇，杨度的祖父和伯伯参加了湘军，走上了抗击太平天国的道路。

　　打仗就是搏命，赢了名利双收，输了一无所有，杨度的祖父和伯伯就是如此。两个人运气也不错，特别是杨度的伯伯。他在和太平天国打仗期间，不仅没有死于战场，还获得了军功，当上了地方总兵。

　　杨度的伯伯成为朝廷官吏之后，却一直没有子嗣，杨度的父亲就将杨度过继了。

　　过继给伯伯之后，杨度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并且在光绪十八年参加了科举，成了一名人人羡慕的秀才，在第二年成为了举人。

　　按照这样的进度，杨度应该会成为一名进士才对，但杨度考进士的那年遇到了公车上书。

　　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让大清认识到了西方军事的强大和火炮的威力。但这些战争并没有打醒大清，直到甲午海战的爆发，大清让曾经称臣纳贡的岛国日本打败了。

　　甲午海战的失败，终于打醒了当时的青年，在康有为的主导下，一群考生们发起了公车上书，杨度就是其中一员。

　　公车上书，是清末文人觉醒的标志，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他们在迷茫之中发起了公车上书。

　　当时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也不知道公车上书到底要干什么，但他们知道，书是一定要上的，哪怕不知道目的，但路一定要走。

　　在这种思想下，当年参加科举的学子大多都参与了公车上书。青年的杨度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光芒下，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但公车上书总共也就那么多人，杨度是这些人中的一份子，在全国范围来说，也是顶尖的一批人。

　　康有为等人主张的是君主立宪制，但他们并不知道，在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君主立宪是很难行得通的。

　　而且他们还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君主立宪？就看着西方有什么制度，一味地仿照。也没管是不是对的，有没有画虎不成反类犬。

　　公车上书失败，杨度远走日本，开始徘徊在立宪与共和革命之间

　　康有为等人的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一百多天的维新变法，看起来很短，但对公车上书的青年影响是很大的。也让当时的很多人都陷入了迷茫，包括杨度在内。

　　他们不禁拷问自己，中国的路究竟在何方？

　　这就是清末的中国文人，他们为国家在努力着，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有一句话能够很贴切地描述这个局面，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更为糟糕的是，杨度他们连河的对岸是什么，都没有搞明白。

　　杨度也一样陷入了迷茫，后来留学日本，希望在见识过日本的改革之后，为中国找到道路。他在留学期间，接触到了黄兴以及共和革命，同时，他也和梁启超有了联系。

　　共和革命和立宪，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就像弗罗斯特说的：“树林中有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只能走其中一条路”。

　　杨度没有倒向共和，但也没有坚持君主立宪是正确的。国父孙中山曾邀请杨度参与共和革命，他没有去，而是将黄兴推荐了过去。

　　不过他还留下这么一句话：如果大清搞成了君主立宪，我希望你能够辅佐君主，放弃共和革命，如果君主立宪失败了，我就放弃君主立宪，支持共和革命。

　　杨度是真正的国士无双，他的出发点不是君主，不是大清，而是民众，是中国。从他这段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杨度不是思想多变，而是他坚持认为，对国家有益的就是最好的。

　　他就像一个实验者，他决定先试试立宪，看立宪能不能挽救这个国家，如果立宪挽救不了，他就转投共和。他的目的，是为国家寻找出路，而不是为封建统治者寻找出路。

　　在这一点上，杨度和康有为等人有很大的区别。

　　立宪失败，君子杨度不违背诺言，辅佐共和革命

　　庚子国变之后，慈禧开始预备立宪，但当时还有一个袁世凯。袁世凯和杨度刚刚认识的时候，杨度以为袁世凯是推行君主立宪的奇才。

　　当然，袁世凯对杨度也有知遇之恩 ，二人私下交往甚密，关系不一般。

　　国会被袁世凯解散后，杨度还写了《君宪救国论》，称：“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得到了袁世凯的赞许，但不久之后，杨度发觉自己错了，袁世凯是一位野心家。袁世凯不是要当立宪后的君主，而是不存在任何约束的君主，这和立宪背道而驰。

　　意识到袁世凯的野心之后，杨度给袁世凯放了一把火，让他快些称帝，并说这是民心所向。

　　袁世凯称帝之后，蔡锷等人发动了讨袁战争，袁世凯被扯下来台，这时候袁世凯才意识到，杨度说的那些话其实就是他的催命符。

　　最后，袁世凯在临终前大呼“杨度误我！”

　　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杨度意识到君主立宪失败了，他履行当初的诺言，转投共和革命。

　　在孙中山进行共和大业期间，杨度多方奔走，援助共和革命，为共和革命的事业立下汗马功劳。并在民国十一年还加入了国民党，彻底投身共和事业。

　　为国转投红色革命，在最艰难的时刻，君子杨度不惜此身

　　民国十六年，杨度见证了“四一二”事变之后，意识到共和革命不是中国正确的道路，跟着他们，完不成国家崛起的事业。

　　于是他再次为了国家改弦易辙，投身红色革命。这时候的杨度年龄已经很大了，但他却不在乎，依然像个年轻小伙一样为革命事业奔走。

　　民国十八年，这是我方实力最弱的时候，他选择投身红色革命，申请入党，不惜此身，为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

　　曾有人讥讽他投机，他反驳说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成为秘密党员后，为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立下功劳。而他的党员身份，也鲜为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才被公诸于世。

　　回看杨度的一生，一直都在为国奔走，他不是先驱者，但却是最忠实的爱国者，只要于国有利，他从来都不退缩。

　　杨度先生从不拘泥于一党一派，先跟着康有为等人搞立宪，立宪不成后，他投身共和革命，共和革命没有出路后，他又投身红色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

　　有人说他是投机，又何来投机之说？

　　细细品味杨度的一生，他就像一位英勇的斗士，不管失败，一心向前。

　　青年的时候搞公车上书，搞立宪，活力充沛；中年的时候他搞共和革命，精力不减当年；老年的时候，他参加红色革命，老当益壮。

　　杨度，作为中华一员，他将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真正做到了“我以我血荐轩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