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一条尿素裤搞定两个女孩

01、农村干部专用“尿素裤”

张贤亮小说《青春期》中有一段关于“尿素裤”的描述：“一次，她利用休假日将日本进口的尿素口袋拆开来当布料，缝制成小汗衫及裙子般的半长裤穿来上工，满身散发着尿似的骚味…… ”

“那时她穿着日本化肥袋做的半长裤在我眼中却非常滑稽，‘日本’两个字正好缝在她屁股蛋上，一边是‘日’，一边是‘本’，但她连‘日本’两个字都不认识，显然不是有意的。我发现了‘日本’而大笑她却以为我笑的是她屁股，便停下来弯下腰把屁股朝我面前一撅，笑道：‘你看你看你看！让你把女人的屁股蛋看个够！’于是‘日本’在我眼前更大大地膨胀起来。”

四十年后，谁还记得当年风靡大江南北的“尿素裤”？

农民自编歌谣里的辛酸史有一首名为《日本尿素袋》的诗如此写道：做成裤子乐陶然，不串亲友不舍穿。早就收藏入村史，一提笑得把腰弯。

从诗意看，这个有点文化的作者在1970年代曾拥有过“尿素裤”。大多数的农民则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他们自编的歌谣里就多出了那么一股讥讽的怨气：干部见干部，比比尿素裤，前头“日本产”，后头是“尿素”。

“尿素裤”曾经风靡南北乡间。陕西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五组的村民侯双喜，许多年后回忆说：“屁股上写着净重50公斤，裤裆里写着含氮量80％，你想想是什么感觉？”
但是，即便是尿素袋子，当年也只是村里的干部能穿，一般社员还穿不起。“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个尼龙裤，有黑的，有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这首当年在巷道地头的小孩口中流传的童谣，侯双喜至今仍背诵如流。

河南作家周熠在他的《散文自选集》里忆及尿素裤：“公社革委会孙主任一上台亮相，便激起了人民发亮的目光和窃窃私语……特别善于发现美的女人们终于有了新的发现，透过那轻轻淡淡的青蓝裤色，先是在孙主任的膝盖上方的裤脸上认出了‘日本’二字，继之又在后臀下隐约看到‘尿素’两个黑体字。很快就证实，这条卓尔不群的‘超丝绸’夏裤，是用两只进口的四十公斤装的日本尿素的外包装拆洗、染缝而成。孙主任的少夫人在县供销社工作……”

湖南作家王跃文在《我的堂哥》里描述：“我上大学几年，每次放假回来，都听说很多通哥的事情。想不到阳秋萍同他离婚了，跟了幸福。村里人说得难听，幸福用三条尿素袋子，就把阳秋萍睡了……通哥看见阳秋萍新做了条尿素袋子的裤子，问是哪里来的，阳秋萍讲是幸福给的……通哥起了疑心……”

山东平阴县的董宪云，1970年代是当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这个身份让她有幸获得了一条“尿素裤”：“宣传队的领导非常体谅我们的心情和难处，也想让我们穿得体面些，他们脸上也有光……也不知道找的哪位领导，走的什么关系，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弄到一批日本尿素尼龙袋子，到济南印染厂染成浅灰色，在县被服厂一人拼接了一条裤子……

由于尼龙袋子上的字是黑色的，染色盖不住黑色，平阴县曾流传这样一个顺口溜：“宣传队不害羞，穿着尼龙袋子满街溜，后边是‘日本产’，前边是‘尿素’，裤裆里还夹着‘含氮26%’。”今天每当想起这个顺口溜，心里就酸酸的。

想穿“尿素裤”，还得有关系。今天看起来可笑至极的“尿素裤”，当年没有点特殊关系，实在还穿不上。作家周熠回忆起自己搞到“尿素裤”的经过：

“当时，刚刚同日本邦交正常化，进口尿素极有限。一个公社分配下来的尿素指标不过两万公斤，可得的尿素袋，四百至五百条而已。加上县里截流，能分到三百来只袋足矣。这对于六万人口的公社来说，僧多布少，无异于杯水车薪。这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征购尿素袋的独特现象。”

“公社首脑机关的干部们除了孙一把，按人头扣工资1.6元（每只袋八角），由财会负责人直送供销社孙主任手中，郑重传达领导指示：保证供应，注意影响。只好暗度陈仓，不用外面的搬运工，由供销社主任带着仓库的人员，连夜开仓，秘密腾挪清点后送往公社。”

“我给公社革委副主任写斗私批修心得，获全公社好评。这位副主任脸上有光，他就黑夜亲自打着手电到仓库，也套购到两只袋给我。”

原山西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也回忆说：“我们又到太行山调查，太行山也是如此，那里的农民，就是因为物质生活的贫乏引起一些干部与群众关系的紧张，那里有大队干部、小队干部和群众争抢一个尿素袋子的事，谁抢上谁就可以做件衣服或裤子穿。那时我们就贫穷到那样的程度，不得不用日本的尿素袋子来做衣服穿。争来争去，由于大队小队干部有权，就把这个尿素袋子争到了，做衣服穿了。农民没有权，所以他们就用民歌的形式唱出来，表示他们的不满：‘大干部，小干部，一个一条料子裤，前边写的是日本，后边写的是尿素。’这样的歌词我们听起来感到很可笑，但实际上我们心里是很痛心的。我们的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搞了三十多年，竟然争抢不到一个尿素袋子。”

这样的情形下，民众原创了大量的讽刺干部穿“尿素裤”的民谣，譬如：干部见干部，先比高级裤，前边“日本产”，后边是“尿素”，裤裆“净重25”——所谓”净重25“，是指包装袋上所印的文字。

哪个是干部？先看穿啥裤。前头“日本产”，后头是“尿素”，不是干部也干部！

02、穿“尿素裤”的特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农村基层的区委工作，那时，无论生产资料，还是生活用品，极为缺乏。粮食、食油、棉花、布匹等许多日用生活用品，实行定量凭票供应。

为了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国家从日本进口化肥，都是“尿素”，都是用化纤布袋子装的。当时中国城里人，一人一年只有一丈五尺五寸布票，农村人更是少得可怜，城乡居民衣服都不够穿，城镇居民有穿打补丁的衣服，乡村农民更是衣衫褴褛，困难得没有裤子穿。所以，用完后的尿素袋子就成了当时农村的宝物，染一染，正好做一条裤子，就是“日本”“尿素”这几个汉字任凭你怎样染，总是染不掉。

就是这种尿素袋子，也只有社队干部才能享受到，穿着这种裤子，前面是“尿素”、后面是“日本株式会社”制造。那时，农村流行有一首讽刺农村干部的顺口溜，提到了中国农民最早知道的日本产品：“来个社干部，穿的化肥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这种尿素袋子，社队干部开后门才能弄到，为此，农民群众意见很大，说社队干部搞特权，意见反映到了区委，区委领导批评了开后门的事，并跟供销社黄主任讲：尿素袋子定价公开在各公社的供销社门市部公开销售，让社员自由购买，严禁开后门。此事已过去几十年了，至今想起，心中仍然一阵酸楚。

03、难忘的“尿素裤”

20世纪70年代，我是刚入行的教育系统新战士。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抽调到公社(乡镇政府)主抓文卫工作。那时候商品缺，标准低，实行票证管理，每人只能买到限量的平纹布，谁要穿件斜纹布料衣服，便是阔绰的了。一天傍晚，喜从天降，主管会计按照工资花名册，每人发一只“尿素袋”——用尼龙制成的化肥外包装，上面除了印有外文，还用汉字分明写着“日本”产，“含氮量49%以上”，正好够一条裤料。凡是得到此“宝”的，一个个欢喜若狂，笑逐颜开。

我自知本人是教师身份，无缘“问鼎”，可是又不甘心。几经找主管领导暗中勾通，终于如愿以偿，使我大慰平生，感激涕零。于是，按照一般的“炮制”方法，让妻子洗了又洗，把“日本”等字样彻底“铲除”，染成草绿色，再加工成称心如意的“尿素裤”。

之后，我跟其他干部一样，沾沾自喜地穿在身上，显露出无限的“风光”与“高贵”，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谁知看不下去的群众编了一个顺口溜，大人小孩到处传唱：“大干部、小干部，都是穿的‘尿素裤’，就是老师抓不住……”天啊！他们哪里知道我走的“后门”，是个十足的“冒牌货”。

当时，有个副科级干部，其妻褪色染洗技术欠佳，待“尿素裤”做成后，上面的汉字依稀可辨，屁股左边是“日”，右边是“本”，中间往下就是“含氮量”。别人看见了都捂嘴掩笑，他却怡然自得。

我知道，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根本不可能享受到这种“待遇”，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未摆脱“臭老九”的尴尬与无奈，远没有得到应该受到的尊重，难怪他们各找门路，纷纷“跳槽”，我也是那个年代“远走高飞”的。

04、一条“尿素裤”引来俩媳妇

我出生在农村，弟兄两个，父母是标准式的农民，母亲还常年有病。小的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差，我家人多劳少，全家在生产队里干一年，到头来还得倒贴钱。

在我的记忆里，可以用缺吃少穿来形容。那时人们都穿着破旧，上面补丁摞补丁。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我哥俩从小到大没穿过新衣服，只是穿父辈剩下的旧衣服。 那时，看到别人穿着新衣服时，我真是羡慕得不得了，做梦都想有一套新衣服。 日月如梭，转眼我们都超过了十八岁，成了男子汉，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是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谁家的闺女愿嫁给这样的穷人啊？

为了让我们哥俩能有一套新衣服，全家人都在努力想着办法。 父亲听熟人说县供销社丁副主任的孩子得了白血病，需要输血。父亲是O型血，他找了去，提出自愿为丁副主任的儿子抽血，条件是能得到一个外国进口的尿素袋儿。

经过协商，以抽五次血得到一个尿素袋的条件达成了协议。于是，一个多月后，抽够五次血，父亲把尿素袋儿高高兴兴地拿回了家，只是他本来虚弱的身体就更加吃不消，在家一直躺了十多天才恢复了元气。

经过母亲的染色，裁剪……精心制作，很快哥哥就穿上了既漂亮又富有弹性的尿素裤（当时的尿素袋是化纤布袋子，质地比较柔软，与现在的不同），再配上母亲做的白粗布褂，甚是精神。因为当时只有干部才能穿上这种东西，一般的人家是搞不到的，于是，便有了这样的顺口溜：“干部见干部，比比尿素裤，前看是外文，后看是尿素。”

这样一来，哥哥就成了大姑娘的追逐焦点，不久，就经人介绍和邻村一女子对上了象，当年的春节期间，就吹吹打打地举行了婚礼。

为了给我也弄来一条这样的裤子，了却婚姻大事。父亲又咬着牙找到了丁副主任。谁知丁副主任这次竟提出要以抽十次血的条件才肯给一个尿素袋，理由是愿卖血的人多，尿素袋儿都是分配，很是难搞。 父亲觉得上一次抽了五次血就差点儿要了他的命，这次加倍恐怕顶不住。让我弟兄俩去卖血吧，我们的血型不对号，人家不要。无奈，只得作罢。

后来，在父母的工作下，贤惠的嫂子叫哥哥把那条尿素裤让给了我穿。在尿素裤的作用下，第二年，我也如愿以偿地娶得了一位女子为妻。

据嫂子和妻子讲，她们之所以嫁给我们哥俩，就是看中了这条尿素裤，因为能搞到这种东西的家庭，实属不简单，只是她们不知道这是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卖血换来的。

改革开放后，哥哥在家办起了养猪场，而我则进城创办了一家土特产公司。如今我们是吃讲营养，穿要名牌，住着高楼，坐着轿车。但是那条尿素裤却被我当作珍宝保存了下来，它不但是我在艰苦困难时代的见证，更让我不忘忆苦思甜，时时激励我勤俭度日。

05、关于布票的那些往事

“尿素裤”流行于大江南北的主因，是当时布、棉供应的严重不足，这涉及到一个漫长的历史背景。

1954年，全国棉纱、棉布统购统销，供求关系紧张，9月份实行了凭“布票”限量供应棉布。除了农产品粮、油以外，这是工业消费品的第一种票证；而且比“全国通用粮票”发行的时间还要早上一年。

当时，根据南北气候差异等因素，制订了不同的布票定量标准。譬如：北京市每人每次发放17尺3寸布票，刚够成人做一套蓝布制服。天津市每人每次可领取13尺，江西省发放11尺，严寒的哈尔滨则每人每次24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衣；南方亚热带地区城镇每人每次就只有7尺4寸布票。

到了1960年代，布票不增反减，普遍减少到一半以下。许多地区每年每人供应的棉布减少为3尺左右。如四川城镇每年每人只发3尺7寸；山东城镇每人只发布票1尺6寸。

四川省一位教师回忆：四川省一位教师回忆：60年代初，风声一天天紧，听说四川省只发3尺7寸布票，因为连年使用布票，大家的家底都空了，猛一下又紧到这种程度。那时刚参加工作的人，通常只有两件褂子：平时是脱了这件换那件；裤子也只有两条：一条单裤，一条棉裤；单裤夏天穿外头，冬天当衬裤穿里头。所以裤子也就特别费！一条新裤，不出一年也就烂了。

1961年，上海市区每人只发给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无法缝制一套成人的衣服。

06、关于“人造棉”的回忆

工程师刘某回忆：1963年秋天，他18岁时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从一个贫穷的江南小镇来到首都。三年苦难时期刚刚过去，他的助学金，除每月15元伙食费外，只剩4元零花钱。无法制办御寒的棉衣，冬天实在有要事必须出门，只好暂借北方同学的棉衣穿，这样一直熬到毕业。

上学期间，国家曾发明了一种叫做“人造棉”的化工产品，来代替棉花纺织布，据说比棉布还要经久耐穿。但人造棉产量很小，国家照顾学生，决定优先配给每位北京在校大学生做一件衬衣的定量。为此，非常郑重地向每人发了一张“购买人造棉证明”，凭证购买。发证后，又专门开了班会，同学们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达了深深感激之情。

拿着那枚印有“一次有效，不得转让”的购布证，想买又没钱，刘某十分为难，终因拿不出3元人民币，而放弃了第一次享受“人造棉”的机会！他将这枚购布证珍藏起来。只有极少数同学穿上了人造棉衬衣。那衣料确有一种飘逸感，引来了众多羡慕的眼光。参加工作后，他终于用8尺布票做了一件人造棉衬衣，圆了一个人造棉的梦。

一次，年迈的母亲为他整理房间，从箱子里翻出翻出那枚未使用过的购布证，刹那间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此后，他时常做梦，梦见母亲的老泪，梦到他的大学生活和那失落的人造棉衬衣。

1970年代初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出现了“尿素裤”，一直维持到1970年代后期。

1972年9月25日至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了中国。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翌年1月，双方互设了大使馆。随后，一系列的贸易、航运、海运、渔业、文化交流的协定相继签署，其中就包括日本化肥尿素的进口。也由此催生出了既怪诞又时髦的”尿素裤“。

其实也不是所有”尿素裤“的原材料都取自于日本，当时还出现了这样的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尿素裤；屙尿在日本，放屁加拿大。因为当时也从加拿大进口尿素，一条尿素袋不够做条裤子，得用两个国家的尿素袋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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