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观察】郭爽：董夏心中的文法 | 董夏青青：当我眼神黯淡时

肖 像

PORTRAITS

《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8期

双重观察四题

双重观察四题

董夏心中的文法 郭爽

当我眼神黯淡时　董夏青青

选自《西湖》2019年第10期

梅是一颗甜 曹霞

与无限透明的蓝 黄咏梅

选自《西湖》2020年第5期

关于“双重观察”栏目

评论家评论作家是常见的，而由作家来论评论家，或者两位作家互评，则不那么常见了。《西湖》自2016年开设“双重观察”栏目，每期请一位作家和一位评论家，或两位作家，互相写关于对方作品的评论和印象记，写人评文，任选角度，以臻于有趣、传神为上。近五年，“双重观察”栏目邀请到魏微、戴来、文珍、马小淘、石一枫、杨庆祥、张楚、王凯、张莉、弋舟、王继军、张定浩、李伟长、黄德海、海飞、曹寇、陈鹏、何凯旋、李浩、娜彧、杨帆、双雪涛、项静、哲贵、马拉、陈集益、阿乙、胡少卿、雷平阳、黄惊涛、张弛、狗子、蔡东、饶翔、王宏图、余静如、刘丽朵、宋小词、陆源、郑在欢、王敖、胡续冬、三三、王苏辛、刘汀、宋阿曼、杜绿绿、朱山坡等一众有影响力的作家和新锐作者参与。他们的年纪从60后至90后，于“双重观察”中思往事、念友人、见微知著、佳文与析，文字或沉郁真挚，或俏皮跳达，情致或兴高采烈，或感喟遥深，充溢着每位作家的个性。

——《西湖》编辑部

郭爽

1984年生于贵州。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著有《亲爱的米亚》《正午时踏进光焰》《我愿意学习发抖》等。曾获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山花双年奖·新人奖等。现居广州。

董夏心中的文法

文 | 郭爽

有些事对我来说是未期而至的，比如写作。但跟董夏认识，对我来说则是注定。而这个注定，还有一种解谜的效果。先是去年春天，一篇叫《科恰里特山下》的短篇小说广为流传，作者叫董夏青青，照片上看是个年轻清秀的姑娘。她在新疆写作，小说凛冽克制，有塞外诗的气度和景致。这个名字跟这篇小说都让人过目难忘，但她的简历实在精简，并不能让人得到关于她更多的信息。到了夏天，在《收获》为“青年作家专号”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工作坊开始前，吴越把董夏、班宇和我这三个她责编的作者拉进一个群。跟董夏互加微信后，我很快发现，我们竟拥有共同的亲密且重要的朋友，而且还是两个。所以谜底就是，就算我不写作，我和董夏也会在某天相遇在这两位朋友的家宴或者满月酒上。我们都是对方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朋友。

等到了北京，跟董夏闲聊时说起我还是个婴儿时，母亲带着我在长沙，那时我父亲还没转业。董夏是在长沙长大的。她听了说，难怪我觉得你像隔壁桌的女同学。我跟董夏的初识、交往，就在这种极度亲近但又带着想象的距离里。她跟我有相似的少年时代，她常常让我想起我的发小。她们都在单纯甚至可以说封闭的环境里长大，家教甚严，父亲把这唯一的女儿视作男孩般培养，而她们也被保护得很好。这样的结果就是，虽然董夏现在也是个大人了，但一旦认定或信任了谁，纯真热切得简直让人心生怜惜。

在工作坊，董夏被拿出来讨论的小说是《黑拜》。跟她同年写的另一篇小说《费丽尔》一样，《黑拜》里也有一只狗，一些日常空隙里的悲怆。讨论有时候很憋闷，我和吴越绕着胜因院散步。连着是大雨天，路面和植物湿得发黑。吴越问我怎么看这些被讨论的小说。我说喜欢董夏。吴越说没想到，又补充说，你们挺互补的。我又说了几句，没什么新鲜的见解，大概是作者需要知道不写什么，董夏的小说里有对人的珍惜，这很珍贵。这些话我大概是没对董夏说过，好像怕话一说出口，我作为读者隐秘的幸福就被空气冲散了。也有对这段关系的珍视，赞美得轻易，多半变成了客套。我并不确定但又可以确定，我跟董夏之间，不需要这些。

过了两天，吴琦要来工作坊找我。正好我和董夏共同的那两位朋友也来了，就说一起吃饭。李唐、徐衎他们本来要先走，董夏让他们留下来，等一等，跟吴琦见一面，说关注年轻作家的平台不多，《单读》很好。可等到天黑了吴琦才到。匆匆忙忙大家跟吴琦加了微信，我们五个人就出发去吃饭。我跟吴琦第一次见，可大概因为有那两位朋友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几乎都在聊日常琐碎，欢脱得像是学生时代的暑假啤酒聚会。如果不是第二天还要一早就参加工作坊，在那晚的气氛里，五个人一起去按摩沐足唱K享受生活，也完全顺理成章。那几天董夏的小说集《科恰里特山下》刚在单向空间做完活动，但她也不提，默默吃她的麻婆豆腐套餐。我倒是有点急了，跟吴琦说让他一定要看看这本书。

《科恰里特山下》 董夏青青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4月30日版

我陆续把《科恰里特山下》推荐给朋友，慢慢地推荐理由也说得顺溜了，比如“董夏的出现让人忘记作者的年龄和性别”。这句话应该是黄德海说的，我看到后就记住了。念叨这句话，大概是因为，代际、性别，都是压在女性写作者身上的重负。我羡慕董夏已经获得了某种自由。希望她被更多的人读到。除此以外，第一次读董夏小说的吃惊感还是在我心头不散。吃惊是因为，在各种“不能”的现实里，各种屏障和限制之中，她居然建立起了质地密实又如冰川般剔透的精神存在。这是董夏心中的文法，不只关乎小说。她笔下的世界陌生又遥远，却因生存之难而共通、切近了。我忍不住会想，董夏是怎么下了决心要去新疆？她看起来几乎算瘦弱，而如果一切都理所当然，她应该像我们那两位共同的朋友一样，留在北京，过安定的生活。

还是在工作坊期间，一个晚上，大家聚在李唐和徐衎的房间聊天。我去晚了，去了后发现董夏不怎么说话，坐在靠墙的角落玩消消乐。她给大家点了外卖的比萨、啤酒，自己却没怎么吃。后来才知道，我来之前董夏刚哭过。她跟她母亲在微信里聊天，她说想过两个月青创会结束后回趟家，因为中秋节。可父亲不准，说回来几天又要走，闪得慌，还不如不回来。

新疆离湖南确实太远了。我几乎想找“咱爸”理论理论了。但每对父女，都有他们相处的难题。董夏跟我开玩笑说，等哪天他摔不过我了，也就好了。是这个道理，但作为一个女儿，我不忍心看老头犟。

如果不去新疆。如果不去新疆，董夏就不是董夏了。这话并不是说去新疆才让她成为今天的她，而是她的性格、成长经历注定了她要走出跟一般人不同的这一步。董夏大学毕业时，跟家人吃饭。父亲下厨做的饭，边吃边跟她聊毕业后的安排。董夏听着，然后说，可能不能听你的了，我想去新疆。又说了几句，父亲伸手把菜盘扔了出去。“我很难过，但没办法，有些坑肯定得自己走的。”

在董夏的小说里，有不少男性角色。这些行伍中人，跟塞外的飞沙走石一样，性格虽各样，声响也不小，但心事都堵在胸口。我总觉得这后面有个父亲的影子。我问过董夏让不让她父亲读她写的小说。她说父亲眼睛不好，看字吃力，就听母亲念，听完也评点。同一本杂志，谁好，哪里好，至于自家女儿，哎我知道你要写什么，但是……这个老爹，真的是，我又想跟他决斗了。

董夏青青在新疆

在新疆生活不是闹着玩的，下部队去踩点也不是寻常事。董夏讲过她跟军医去巡诊的事。北疆的某连队所在地，风巨大，她跟着军医去巡诊，这种大风里根本没法打伞，结果天开始下冰雹，周围连棵树也没有，只能站着。军医鼓励她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必须硬着头皮往前走。他们往前走，刚走出冰雹区，又飘来一片云，下起掺着雪粒的冻雨。等到了牧民家，董夏已经不会说话了。

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里，在边境线上，人和人之间的交集却是炽热的。日常的琐碎起伏又退潮，在沙滩上留下人声音的痕迹。去年11月，董夏的小说《费丽尔》发在《小说界》，我看了后给她发微信。我知道，说“我很感动”“写得真好”都太刻意了，只是把她创作谈里的一段话拍照发了过去。关于《费丽尔》，董夏自己的声音讲得最清晰、最明朗，“生活在苏约克这个地方的人，人生最幸运的在于见到的大多事物都比他们自身的寿命更长久，这些事物存在于他们面前，从他们到来直至离开都未发一言，但接下来还会再来一些人，用有涯的生，陪伴和对抗荒滩之上无限的虚无。万物通过斗争得以净化和存在，挫败与有限的胜利也是永恒的一部分。”我愿意把这种打动我的力量捂得久一点。

新疆太远了，可我常常觉着，董夏切实地存在于我的生活里。她经常说让我们几个朋友去新疆玩，“羊娃子又肥又美了”。有天我在玩一个脸型测试的小程序，刚好董夏发微信来，我于是发给她让她也测一个。我的结果是圆脸圆下巴，很想知道董夏的结果是不是瓜子脸。我们就这样，在互发表情包中嘻嘻哈哈。在微信里我们基本不聊文学、写作，但她的写作又分明存在于我的世界里。甚至我默默地盼望，董夏写下去，写很久。那不是一个与日常生活无关的远方，而是文明冲突的前线。康拉德、奈保尔、库切，我能列出名字，但只是想说，董夏经验的独特性和当代性，还有国际性。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我最想跟董夏一起做的一件事。不是去新疆找她玩，也不是在长沙相聚，而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能一起写一出戏，那就是最好的事。我们都热爱契诃夫，也都因《安魂曲》而落泪。都花了不少时间在戏剧的世界里流连钻研。那个想象出来的，只在几个小时里有效的世界，却是我们都相信着的所在。我相信那些微弱的声音，任世界破碎、时间碾压也不能被摧毁的事。这几乎像个盟誓。这种太严肃的事，是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日常聊天里的，但我知道，我并不需要问“老董，你觉得呢？”她就是。

董夏青青在新疆

去年12月，我在机场突然接到董夏的微信，说想讨论一下“MeToo”。这事本身很重要，我也确实想跟她聊聊，但心烦意乱得根本没法说话。我回她：“我爸今早脑出血，进了重症监护。”董夏一时没回复，过了好一会儿，她的微信才发过来：“我刚在食堂，信号极差一直发不出去。”跟着是一个红包，她坚持要让我收下，“图个六顺的吉利。”我登机，脑子里嗡嗡响。她反复说让我一定收下，又问我爸的情况。我解释说钱不用了，“等他醒了，一定告诉他，有老董的念力加持。”

第二天，我从ICU探视出来，董夏发微信来问情况，我给她回：“不用担心！老董。他也是个当兵的人，有很强的求生意志。”发完眼泪却出来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当兵的人”这四个字，说完感觉既释然又心酸。父亲昏迷了一周终于醒来，董夏再问时，我终于可以报个平安。

以上这些我写下的，竟然都发生在一年之内。2018年7月，我跟董夏在北京认识。

董夏青青

1987年生于北京。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硕士。著有小说集《科恰里特山下》等。曾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奖。现供职于陆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文化站创作室。

当我眼神黯淡时

文 | 董夏青青

2018年7月，我和爽姐在《收获》杂志与清华大学主办的“青年作家工作坊”第一期班上见面。那之前几天，我们通过朋友圈点赞，发现她要好的哥们儿和我要好的姐们儿是一对恋人。而我在新疆的一个朋友，也是军嫂，曾编过爽姐的书稿。

用爽姐的话说，就算不在清华我们也会在某地相识，时间早晚的事。这一年多我们没再见过面，保持着微信联系。我虽然姓董但不懂的很多，不时向她求助请教。她每每有求必应，不管手头在忙什么，总先回复再耐心作答。

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郭爽在新快报社工作了四年，在南方都市报社工作七年，期间她做记者的时间不超过两年，其余时间在当编辑。对我这样的外行来说，分不太清记者和编辑，好像在报社工作就是做记者，其实不是这样。郭爽说有本侦探小说叫《诗人》，里面对记者、编辑分工的描写很准确——编辑在动脑，手里拿着鞭子，而记者在外面到处挖料。郭爽自喻就是那个不断在动脑，打电话哄骗记者，为了稿子威逼利诱的人。

在刚开始工作的三个月，她一直在跑突发新闻，采访城里发生的重大事件。要说印象最深的采访，或对她产生深刻影响的经历，恰恰就集中在这三个月，做突发新闻的期间。

那时，郭爽分到的基本是命案采访，或者重伤采访。她曾去被围蔽的城中村采访自杀的外地人，去医院采访被小偷报复刺成重伤的环卫工人，老城区不想继续治病而跳楼的老人……还有更多复杂的案情，涉及情欲、伦理，而那些命运漩涡中的人常常只拿出自己“唯利是图”的一面示人，是非对错无比浑浊。这所有事都是郭爽没见过没想过的，但吃这碗饭就意味着她要拿到消息源，写出报道，硬着头皮也得上。

那时郭爽二十一岁，从小生活在比较封闭的环境，大学又在厦门这样一个安逸、不张扬的城市，无须接触过多人。而广州那个大都市一下子把她拽向地面，强迫她像学习粤语一样学习展开远超预料的生活，在强烈冲击下度过工作的第一年。

在纸媒的日子，郭爽基本上一直在适应，也一直不适应。身为记者她不喜欢采访，不管是要求最快、最准确，多方地打探消息，还是跟名人面对面地访谈对话。那时候的她不信任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做记者两年后迅速离开转做编辑，也是一种应激反应。

2009年跳槽去南方都市报，于她而言并非“人往高处走”，只因为那时她在中山大学读研究生进修班，而南都在招副刊编辑。她觉得副刊应该很静态，就去了。事后看来这些都环环相扣，如果不去读那个英文进修班，她之后可能也不会去德国。

在南都，因为郭爽是做新闻出身，领导很快把她调去了新闻岗。虽是文化新闻，但也要做专题、做特稿、抢专访。作为编辑，最累时她一个人面对六个记者，也够不可思议的。这样的工作状态一直持续到2014年，她来到职业的分水岭。

在她印象中，2014年之后所有事情都不好玩了。之前支撑她干工作的热情，是去发掘被遮蔽或者萌芽状态的新人和新事物。当时还没有“表情包”这个热门词汇时，她就策划过表情包的专题（那会儿还叫GIF动图）。她为作家、画家、舞者、学者，还有在农村或者小地方做事情的人策划专题，为了通过选题会跟领导辩论甚至吵架。那时她与大家都在践行朴素的媒体价值和标准，就是希望好的作品和出色的灵魂能被看见和发现。但2014年后，郭爽能感觉到自己周围的气氛和人在起变化。偶尔她会出去参加一些活动或者采访，年轻记者看她不断做着笔记会说，你这么认真啊。这样的话让她感觉到这个行业的规则或者玩法已经变了。追求质量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还不一定带来好处。那些心已经散掉的记者们只比郭爽小几岁，面对买房买车的生存压力更大，她能够给予部分理解的同时却也心生退意。

2014年，郭爽开始找工作。最接近彻底离开和转行的一次机会，是去香港面试一个类似非政府组织的机构。领导是位五十来岁的女士，和郭爽很投缘，薪资什么的一下就谈好了。最后她说，你要想好了，来的话也许要又一个十年，这真是你想做的事吗？

郭爽回家考虑了几天，莫名其妙就给那位女士写了封邮件，说我最想做的事应该是写作吧，如此没去香港。

那时候她的家属在创业，她不能马上辞职，就又拖了两年。尽管她已经非常明确这个行业不会太好了，也明确了写作的意愿，但选择依然是多项的：是去另一个当红的行业？比如影视，或者像有的同事去三大互联网巨头做公关？还是就不要考虑这些了，开始写作？

2014年，郭爽申请到了德国的项目，2015年去了两次德国，2016年辞职，2017年又去了一次德国。时至2018年，我们在胜因院21号楼的长桌上聊起她的《九重葛》《饲猫》和《拱猪》。

曾问郭爽，她身上那股石头里包着火的劲头从哪儿来（除了天蝎座自带的魔王属性）。她笑称隔代遗传。她爷爷是一名军医，朝鲜战场上，爷爷自己给自己割过阑尾。后来她看过一个资料，有位苏联军医这么干过。六十年代，爷爷转业去了贵州，一家人就此落在当地。我笑称她身上有无国界医生的气质，她说那不会，“我晕血”。

2018年秋冬，《正午时踏进光焰》出版。书名就像她给我的感觉：磊磊光明。狄兰·托马斯是如此元气淋漓的诗人，郭爽的人和文字却近似我对W.H.奥登的想象——温和理性、无自毁倾向。奥登提携过很多年轻诗人，战争时期为了帮助托马斯·曼全家取得英国入境证，与托马斯·曼的女儿结婚，在给她的信中写下一首题为《代价》的短诗。之后，他还帮助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逃到了美国。

《正午时踏进光焰》 郭爽 著

新星出版社

2018年11月版

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这首诗的结尾处，奥登写道：

我，如爱神和尘土，

有着同样的躯体，

围困在同样的

虚无和绝望之中，

愿我献出肯定的火。

而在《正午时踏进光焰》一书的尾声中，郭爽写下“要爱就爱活着的肮脏的人”。

广泛阅读西方经典和游历的背景，使得她的文学表述口吻不是来自模仿，而是来自真诚的世界观。与此同时，这也带来了她写作里敏锐的部分——人心的细微震颤。

在读《九重葛》时，和郭爽谈起对她语言的感受，认为其中有古典文学的功底。她聊到小时候背过很多古诗，但从八岁开始，她读的小说几乎都是国外的，骨子里对小说、对人的理解是西方现代的，也包括看待世界和事物的角度。从现实经验来看，从爷爷辈的省际移民开始，他们就已斩断了和家族的紧密关系。在家属院，身份分层的松散关系和亲戚不在身边的状况，也让她觉得婚姻无须考虑除了对象本身之外的什么。加上和她父亲之间也不太像传统的父女，使得她精神上的自由度更高，和所谓传统的经验保持了微妙的距离。

今年，她入选“水手计划”，去日本研究远藤周作和“战后”一代日本作家的轨迹。郭爽讲她之所以做这个选题，正是因为她有很深的困惑。她觉得自己深受西方文明影响，但年龄越长却越思考这背后中国性的一面。写《九重葛》时正是她困惑得比较厉害的时候，所以跟她之前的小说相比，行文是收敛的，她想在语言里建立现代的却又与中国古典不间断的审美状态。她敬佩远藤周作的一点在于，他通过宗教透视了日本现代性背后的复杂与悲哀。而在远藤周作写作的后期，他的思考也有了转向，写了《武士》等历史小说。去日本，或者说通过写日本，她想思考——现代性到底是什么？

讲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剧《坂上之云》中，志在改革俳句的文学家正冈子规，在说到日本将不得不与中国切断文化脐带之时，念起一首俳句：

空山狂风起故乡田间的樱花啊

如今可已飘零

那刺透荧幕的痛感，令人印象深刻。

多年前，郭爽在做记者时参加过一次国际版权大会，很多英美顶级出版人汇聚广州。这也让郭爽思考，在很多西方人眼中，中国的文明很像孤岛，虽然也是多元文明里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真的能撼动外国人的灵魂吗？全球化已是现实，而中国当代写作的可能性在哪里？偏巧，郭爽就身处这罅隙，在接受滋养与质询的同时，期许着自己找到并写出不可磨灭的东西——一种不是理想主义的想象，而是真正不可磨灭的属于人心的东西。

朋友曾问我和爽姐喜欢哪位剧作家，我俩同时说，契诃夫。今年三月，她和朋友做了关于剧本《樱桃园》的对谈。最近，我们再次聊起契诃夫，说到汉诺赫·列文的《安魂曲》。

对爽姐而言，跟当代的剧作相比，《安魂曲》是挺古典的题材。恰恰在其间，可观看到现代刚刚来临时人的状态，那时人跟神还没有脱离。而那可能是人的好时光？既不是旧约时代处在上帝全然统治和喜怒无常中的恐惧蒙昧时期；也不是进入现代之后，工厂取代自由民，人开始个体化，原以为颠扑不破的价值摇晃粉碎。那是在个人和上帝的关系如父如子般微妙的背景下，人类刚刚成年时创作的戏。

这段话是我目前听到的关于《安魂曲》最动人的描述。我也曾在剧中获得安慰，当怀抱死婴的少女向老人发问，当那首诗被吟诵。这让我知道，人的痛苦终会被看见以及照拂。包括文字在内的艺术的漫长工作，不也正如诗中所说？

当我眼神黯淡时

请将我死去的眼睛

收进你睁开的双眼

并将我失落的目光收进你的胸膛

请给我腾个地方

因为天冷

因为我深深眷恋你的温暖

现在离你远去了

不会再来

只有我死去的眼睛在你注视的双眼中

在你活着的双眼里是我死去的眼睛

再活上片刻

只要

你也还活着

只要

你会记得

只要

为此，我问爽姐怎么看“何以安乐，唯顾念他人”这句话。爽姐说，从写作角度讲，那个顾念他人，可能意味着对世界还有好奇和包容吧。如果有一天她真的不写了，可能会致力于帮助年轻人。教育也好，基金会也好，总之是让人的才华不要被埋没。

在爽姐身上发生的事，比如从童年开始阅读经典，以及很早结婚、生活安定，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她没有那么“破碎”。而日常生活的滋养，也让她的精神世界看起来并不拧巴。平时她沉迷生活细节，乐意把自己的小家和生活安排得很有滋味。她最拿手的菜，据她的家属说是鱼：煎白仓。尽管目前还未吃到，但我坚信口感惊艳。尽管就那一周的朝夕相处，之后相隔大半个中国，可她结结实实地在我身边，比我更了解我的所想、所惧与所爱。

最近几次联系，每回打点都落在爽姐说要买菜或者做饭这件事上：蒸肉饼、烤羊排、烤鸭……

回味无穷。

我们的闲聊偶尔严肃一次，那回从奥登聊到艾略特，继而谈到战争。她说维特根斯坦“一战”时上前线，不断读托尔斯泰的书。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郭爽说。

暴雨欲来之际，东方也有一位李叔同。那一代人与我们不同，郭爽说，他们面对的是战争和秩序洗牌。

那我们呢？

齐泽克今夏接受中国媒体专访，长达两万字的对谈中，他首先谈到“至少在三个层面上，我们正向末日靠近”：一是人人皆知的生态破坏；二是新型的数字控制；第三，大意是巨大的阶级分化、阶层鸿沟的加深。

戴锦华也曾在多个场合谈到大时代的来临，每个人被迫迎向那个无可避免的时刻，做出回答、选择，并实践自己的选择。这一轮改变人类生产环境以及社会生态的技术革命，其最大特点是在世界范围之内完全未经抵抗，始终未经讨论。技术革命本身并不可怕，但它只为资本所掌握，而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欲求永无止境，而且到目前还没有能与资本互相制衡的力量。

资本主导了我们每一个爱恨情仇、生离死别的时刻。曾经关于生化、人工智能的过于激进的想象，如今都已变为现实，在人类追求以技术完善自我时，也开始了自我抹除。当经济危机再度来临，难道付不起房贷的收房，付不起肝贷的收肝？环境与能源所标示的文明玻璃穹顶，能拦住那收不住的发展雄心吗？谁又甘心做《我愿意学习发抖》的第一篇里那从金子换了石头后开怀大笑的汉斯？

《我愿意学习发抖》 郭爽 著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1月版

郭爽最喜欢的作家是卡夫卡，在她看来，没有第二个人像卡夫卡那样看世界，提供了一种非常个体化的、跟托翁或陀氏带有普遍经验的不同的目光。他在文字里提出了现代的启示或者说梦魇式的预警。此刻，却是欢欣、期待远大于疑虑。

当有人问及此种情状下我们该做些什么？一位老师的建议是多看电影、多读书，为迎向那个别无选择的时刻做准备。不在于逆转这个局面，而是停下来，思考我们因此失去了什么？什么情感内容蒸发、消失，且不复存在了。

也许，那些已经消逝或摇摇欲坠的，就是不可磨灭的东西。在郭爽看来，历史是时间的局部，可能在以后的人看来，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现状都已失效，只有人的内心活动还是真实的。即便未来人工智能机器人也成为地球居民，“人”是什么会重新被定义，但“人”是不会被清零的。

聊到看待一个作品的标准，郭爽说她的观点是，里面的人不能随便死，不能作为一个角色随便死。尽管世俗世界是权力结构的世界，作家如果不能跟权力挂钩，他的话语就不“重要”，但作者仍然要努力将那些该讲的话讲出来，在不断垒砌的高墙壁垒之间“捎话”，为人发言。

“明明已经有那么多危险又不可控的东西来了，但人不可能就放下纷争。”这是我们那天聊到烤羊排之前，她的一句叹息。

选自《西湖》2019年第10期

原刊责编：丁小宁

本期微信编辑：qxy

图片来自网络

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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