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二本学生”带到公众视野，是我的写作初衷 |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

非· 虚构

《中华文学选刊》第4期“非虚构”栏目曾推荐黄灯《我的二本学生》一文，引发了读者热烈的讨论，全书近日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黄灯在一所二本院校从教，长期的课堂教学以及课后的师生交流，使她成为这群学生成长变化的见证者。《我的二本学生》相当于她的教学札记，这里面有她15年一线教学经验的分享，对4500个学生的长期观察和长达10年的跟踪走访，也有两届班主任工作的总结思考，更有近100名学生的现身说法，是黄灯向读者描摹一群年轻人生活剪影的尝试。

为了让读者真切了解二本学生这一群体的社会性现实，在书中，黄灯做了跨越时间的、空间的、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对比，借以考察时代变化、生源地、家庭流动情况对学生就业去向和人生目标设定的影响。

书中最真切动人的，是一个个具体学生的采访日志。在这些用学生名字命名的章节中，访谈个体向读者倾吐着他们对于高考的回望、对于城市生活的生疏、对于毕业的迷茫以及对于就业的慌张。在这些倾诉中，你将了解他们彼此之间的社交距离、他们和这个社会的认识过程；他们与父母兄妹之间交流的阻畅、与故园乡土的亲疏；他们对于网络文学和游戏的认识、对于新媒体时代的适应和迷失；他们对于考公务员和考研之间的权衡，对于安稳和漂泊的抉择。还有他们对自己人生还有父母乃至国家责任的担当与跋涉。这每一个被当事人讲述出来的故事，都带着看得见的呼吸、烟尘、脚步，还有凝视。在这些极为细致和具体的生命切片中，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二本学生，而是八五后、九零后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所有人。他们所遇到的困惑和难题，并没有将他们彼此区分很开，反而，成为他们共享的课题。

《我的二本学生》

作者：黄灯

出版时间：2020年8月

看见他们

《我的二本学生》序言

文 | 黄灯

读者即将翻开的这本书，其实是一本教学札记。换言之，本书更像普通高校教务处要求老师提供的教学反馈，我不过用另一种语言、另一种形式，表达了对多年从教经历的审视。

1995年，我毕业于湖南一所地方院校，按今天的划分，也算是二本院校的学生。2005年，我博士毕业，进入广东F学院当了一名教师，见证了八零后、九零后两批年轻人的成长。我的人生经验，包含了双重视域下的自我成长和见证他者成长的参差图景，这种亲历，伴随对现实的体察和感慨，让我直观地感受到一个问题：短短二十多年，那些起点像我一样的二本学生，到底面临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又承担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压力？通过念大学，他们在立足社会的过程中，在就业、深造、定居等具体的人生节点，是否如我一样，总能倚仗高等教育提供的屏障，越过一个个在今天看来无法逾越的暗礁？

我的教育工作，为我提供了审视这一问题的机会。从保留的学生名单看，我教过的学生多达四千五百多名，无数课堂课后的近距离、不间断的师生交流，让我充分接触到一个群体，并真正看见他们。细数我的从教日常工作，也无非就是教公共课、当班主任、以导师制的形式私下里带学生，参与日常的教学、教研活动，辅导学生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三下乡实习、挑战杯项目，给各类比赛当评委，随时接受学生的求助和咨询等，但这种琐碎、立体的职业体验，却让我获得了诸多见证学生群体成长的维度。随着时光的推移，以及对学生毕业后境况的跟踪，我深刻意识到，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众所周知，在大众化教育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获得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不可否认，只有少数幸运者能进入几十所光彩夺目的重点大学，更多的则只能走进数量庞大的普通二本院校。以我任教的广东F学院为例，尽管学校处于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但从生源而言，接近一半来自广东的粤北、粤西和其他经济落后区域。我的学生，大多出身平凡，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和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务农、养殖、屠宰、流连于建筑工地，或在大街小巷做点小生意，是他们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和当下学霸“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在高校的金字塔中，他们身处的大学毫不起眼，但对于有机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可能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是寂寥村庄的最亮光芒和希望。来到繁华的都市后，他们对改变命运的高考充满了感激，并对未来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他们来到大学的路径，完全依赖当下高考制度提供的通道。在应试教育的机制里，他们一律经过了紧张的课堂教学、题海战术、千百次考试的淬炼，从高考中艰难突围，就这样一步步来到大学的校园，来到我的课堂，并在不知不觉中养成温良、沉默的性子。

他们的去向，更是在严酷的择业竞争中，有着触目可见的天花板。根据我的观察，在中国大学的层级分布中，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去向会对应不同的城市。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一层层，一级级，像磁铁吸附着各自的隐秘方阵，干脆利落，并无多少意外发生。任何群体中，若要跨越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和阶层，个体要经历怎样的内心风暴和艰难险阻，只有当事人知道。作为二本学生，他们踏进校门，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内心所持有的念想，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毕业以后，他们大多留在国内、基层的一些普通单位，毫无意外地从事一些平常的工作。

我得承认，作为教师，我对世界安全感边界的认定，来源于对学生群体命运的勘测。二本学生作为全中国最普通的年轻人，他们是和脚下大地黏附最紧的生命，是最能倾听到祖国大地呼吸的年轻群体。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多年来，在对学生毕业境况的追踪中，负载在就业层面的个人命运走向，到底和大学教育呈现出怎样的关系，是我考察学生成长过程中，追问最多的问题，也是本书竭力呈现的重点之处。我想知道，学生背后的社会关系、原生家庭，以及个人实际能力，在就业质量中所占的具体权重。如果其权重越来越被个人实际能力以外的因素左右，那么，对大学教育的审视，将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命题。

在中国快马加鞭的教育背景中，无论名校的光环怎样夺人眼球，都不能否认多数的年轻人，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挤过这座独木桥，而只能安守在各类普通大学，这是我写作本书一个基本的观照和讨论前提。毫无疑问，在自我瓦解、自我提问式的写作过程中，本书承载的落脚点，意在探讨中国转型期青年群体尤其是普通青年群体的命运和可能，换言之，这些文字不仅面对教学日常，更面对青年成长、命运和去向，它打开和呈现了一个群体隐匿的生命境况，是有关年轻个体的生命史和心灵史。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之所以将目光更多对准广东学生，这固然和我所在的高校是一所地方院校有关；和我作为一个内地人来到广东生活后，所经历的异质性生活经验有关；更和广东复杂维度与我先前的南方想象的落差有关，但其直接动因，则源于一次课堂的偶遇。

2006年5月17日，周三。课表上，排给我的是计算机系的《大学语文》，根据教学进度，当天安排的是作文课。因为天气是少有的大台风，学生在二栋简陋的教室，都能感受到大风在龙洞山脉中的肆虐和威力。我将原本准备好的作文题，临时改为《风》，让学生现场完成。作业收上来后，一个名叫邓桦真的女孩所写的内容，让我无法平静。从她简短的叙述中，我还原了一个家庭的基本脉络：多子女、半年没拿到生活费、家庭月收入不足一千，因为父母年龄不到四十五岁，桦真申请的助学贷款被拒。她所描述的状况和无奈，让入职不久的我极为震撼，以致在一种不安和难以放下的焦虑中，当天就通过校内邮箱，向全校的老师为她发起了募捐。

多年来，惯看广东经济发达和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亲闻珠三角火热的经济势头对全国吹起的号角，我对南方的理解和想象，始终停留在发达、开放的单一向度。偶然的《风》，让我第一次纠偏了这单一的印象，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我的班上，仅仅通过一次课堂作业，就能窥视到比我年轻很多的学生群体中，竟然还有面临吃饱穿暖层面的现实困境。因为顾及学生的自尊，我没有打听这个女孩的更多消息，毕业多年，也不知道她身处何处。

但她的作业，她的《风》，却让我对流水线般的课堂，从此多了一份驻留的聚焦。

在完成《大地上的亲人》后，我曾多次追问，我笔下触及的一个重要人群，我的外甥、侄子、堂弟，那些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的亲人，如果没有遭遇留守儿童或者外出打工的经历，如果考上了大学，将会面临怎样的生存和命运？生活是否会呈现出另一种可能？这种追问，显然来自我个人经历与职业经历的触发，构成了我考察学生群体的另一个隐秘维度。巧合的是，从2005年至今，我所教学生的年龄跨度，恰好囊括了我上面所提各个年龄段的亲人。我从事的职业，恰如另一扇窗户，让我得以拥有机会，预设亲人的另一种面相、另一种生存。尽管在《大地上的亲人》中，我为他们没有机会念大学而深感遗憾，但目睹一些境况相似的孩子念完大学之后的真实处境，内心有一种隐秘的释然。相比我有过留守经历的亲人而言，我的学生和他们的唯一差异，就是负载在文凭上的那一丝并不确定的期待。卸载掉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身份的各种兜底后，他们的人生开始与市场直接搏击。

我不否认，学生的命运，农村孩子的命运，其实也是我的命运。他们的现实，不过预演我晚出生十年、二十年后的生存，这种时空错位的命运互证，不过再一次强化了我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在急剧分化的现实语境中，我企图通过文字勾勒高校学子的真实场域，以凸显普通青年进入社会后突围、奋斗以冲破自身局限的路径。

我不否认，在写作过程中，因为不同时代对照所产生的反差，以及诸多个案中一次次确认学生命运和背后家庭之间牢固的正向关系，我内心陷入了不知所措的茫然。在进入他们背后更为真实细致的生存肌理，目睹他们日渐逼仄的上升空间，以及种种难以突围的生存场景后，我内心确实有着难以排解的压抑和沉郁。

作为从教者，我亲眼看见全社会最应具有活力的青年群体，越来越多的年轻个体回退到更为封闭的网络世界。不少学生认定今天的便捷和丰富理所当然，今天的失衡和坚硬也理所当然，他们不追问高房价的来由，难以感知各类存在的差异，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手机、网络、信用卡的时代，也无法想象一个不用租房、没有房贷、教育成本低廉的时代。他们甚至有意无意地转过头去，从不直面大学毕业的起跑线上，同样年轻的躯体去向却千差万别的现实。他们认定个人奋斗，自动剥离个体与时代的关联，在原子化、碎片化的具体语境中，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被轻易转移到了个体的机遇、命运和努力程度上，个体层面学生与命运的抗争，和整体层面学生无法与命运的抗争，两者构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作为见证者和施教者，我想知道他们的隐密。我不否认，对于年轻群体而言，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精神历程，这一切竟然都在无声无息中完成，在市场化、成功学、工具理性明码标价的惯性中完成。我想知道，在现代性进程中，年轻人，尤其是底层年轻人，事实上成为这一进程的直接后果，成为市场化、工具化的直接承载者后，这种后果和当下教育目标及现代化进程，到底呈现出怎样隐秘的关系？我想知道，当一个具有精英观念的老师和毫无精英理念的学生群体相遇，当一个抱持理想主义的中年教师和一群持有现实立场的年轻群体相遇，他们中间是否存在互相看见和唤醒的可能？

至于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为什么更倾向于喋喋不休地讲述学生的故事，倾向于让学生自己出场，并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呈现他们更为细致的成长经历、生存状态、生命去向，是因为我一直坚信，在找不到确定性和结论以前，倾听更有力量，让他者发出声音必不可少。无数学生的剪影在我脑海翻滚，我只能依据文本的需要，严格遵从本来的边界，让不多的学生来到我的笔端。对于个体生命的表达和理解，我向来不喜欢戏剧化的呈现，警惕情节化的凸显，我更看重普通生命节奏里所隐含的人生真相，过滤掉学生身上那些新媒体时代极易吸引眼球的事情，我更愿意凸显他们倏忽眼神背后的仓促和隐忍。

我知道，相比学生群体的丰富和我笔下人物的有限性而言，我的表达，具有天然的局限。我既无法通过穷尽对象的学理式写作获得答案，也无法通过严丝密缝的推理来寻找结论。唯一能够依仗的，不过十三年从教生涯中，通过对学生群体的持续观察，以及来自师生关系的长久联系、观照，所获得的感性认知。通过打开有限个体的命运，我发现他们的生命故事，竟能验证自己的某种直觉，并在这种直觉中，帮我找到一种理解时代的可靠方式。我知道本文无法提供整体性的观点，不过呈现了个体见证的生命景象，但我不能否认，正是具体的生存，让我意识到中国普通青年群体，在时代的洪流中，某种必然的遭遇和突围的可能；我不能否认，正是鲜活的个体生命，丰富了我对年轻人的认知和理解，稀释了此前对这个群体常见的曲解和成见。

——本书出场的年轻人，全部来自我任教的广东F学院，时间跨度始自2005年直至今天。写作的线索，主要依赖我教公共课、先后两次当班主任的观察、私下的导师制施行过程，以及我对广东学生的刻意聚焦。我欣喜地看到，尽管年轻人的奋斗夹杂了无数心酸，但他们蓬勃的生命力，依然呈现出了生命本身蕴含的创造本质。他们努力、认真、淡定，有着无法想象的韧劲；他们蕴含的巨大力量，足以迸发出各种可能。

今天，二本院校的起点，也许让他们默默无闻，但没有人否认，无数个体的努力，正悄悄改变群体的命运，并事实上推动社会更为稳固的站立。

世界已悄然改变，对大多数人而言，日常生活并未产生太多的变化，但那宏大的转身，终究会渗透进我们生活的细枝末节，会介入年轻的生命。

看见他们，看见更多的年轻人，是我作为一个在场者记录的开端。

访谈：我始终没有找到一条理解90后的通道

采访 | 黄锫坚

来源 | 正午故事

本文作者黄灯课间休息和学生在一起

黄灯是广东某高校的教师，她的《我的二本学生》等系列文章在文学杂志和媒体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二本院校学生的整体生存状况，往往被主流媒体忽略，但其校园和职场经历，其实更代表中国年轻人的普遍状况。这一系列文章在编辑成书后，已于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据黄灯观察，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的去向对应着不同的城市和职业层级。二本毕业生的职场前途，有着显而易见的天花板。“我深感这个群体在就业焦虑和现实生存的压力下，已过早透支了生命的能量，削减了青春的锐气，其思考力、创造力已悄然磨损而不自知。”

当然，即便同为二本学生，不同年代的机会和际遇依然存在巨大差异。黄灯对比过三个班的就业去向和精神气质。2006年，她担任了062111班的班主任，和该班同学度过波澜不惊的大学时光，后来又通过QQ和微信群，关注着这些同学毕业后的去向。2016年，黄灯再次担任班主任，这时的班号是1516045。两个班级的入学时间相隔九年。而黄灯自己则是1995年岳阳大学本科毕业，这是内地的一所普通大学。

以这三个班同学的经历为样本，黄灯描绘出三个年代的社会变迁和三代青年人（70后、80后、90后）的努力奋斗和内心冲突。

黄灯的大学同学大多去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农村，确实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而且八成同学都一直在同一单位或系统工作，这充分显示了，在国家包分配的就业政策下，个人和单位的粘连非常紧密。

而062111班则不同。在毕业8年后，黄灯统计发现，52名同学全在广东就业，小部分在广州、深圳和珠三角其他地区，其余大多回了生源地，遍布广东。有意思的是，52名学生在毕业时没有一人选择考研。黄灯发现，062111班学生（即80后）与自己这代人存在一些细微差异：他们更认同商业准则，更有做生意的勇气。很多时候，黄灯就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客户，办公室里永远擦不完的皮鞋油，吃不完的茶叶、红枣，还有丝绸被、洗发水，都来自学生的推销，她的日常消费中，一些护肤品、小首饰、正式一点的包，都来自学生的供货。这种全新的师生关系，完全颠覆了她以往的认知。

而面对1516045班，即90后们，她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隔膜。面对062111班的同学，黄灯很自然地履行着班主任的职责，理直气壮地去找同学谈心，讨论人生意义、念大学的价值和父母的期待。这些同学也会听从教导，改变学习态度。但是，1516045班的同学，却大多是一张张看不出表情的脸，他们低头看手机，让黄灯难以进入他们的频道。

她明显感到，师生间存在的不是“代沟”，而是“渊”，是“海”。除了真实姓名，这些孩子在班级群里都有自己的昵称，这组成了一个魔幻的世界。他们用昵称和符号建构了一个隐蔽的世界，一个属于自己、阻挡他人进入的世界。黄灯在文学课上发现，相比经典文学作品，90后更喜欢网络小说，比如《鬼吹灯》、《盗墓笔记》、《诛仙》等。说到这些书，孩子们脸上绽放出了心领神会的笑容。作为一个文学专业的教师，黄灯对此一片陌生，她找不到话语进入那个玄幻、穿越的世界，那完全是年轻人阵营的暗号、密语。除了网络小说，打游戏同样是90后们重要的生存方式，这是进入虚拟世界以放松现实压力的一种方式。当面目模糊的一代人被贴上“丧”“无感”“低欲望”等标签，黄灯感到更多的未知和深深的茫然。

她想起有位同学在毕业前夕对她说的话：“我们这一代的真实面目不会从外表看出来，我们都有自己的保护壳，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自己吞。”

关于三代人的差异，关于二本学生的心灵矛盾，正午与黄灯进行了一次访谈。

正午：大致谈谈您的写作初衷。和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学田野调查相比，您在调查和写作方法上，有哪些不同？在搜集素材时，学生的经历和感受是来自他们的作文作业还是后来的调查（比如QQ和微信采访）？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是一本被学生推动而写作的书，我将之视为一本非虚构写作的教学札记。2005年博士毕业后，我进入广州一所普通的二本院校任教，学校以财经类专业为主，我的教学工作，主要是给全校不同专业的学生上公共课，诸如《大学语文》、《经济应用文写作》等，得以接触不少学生。2006年5月，通过课堂作文《风》，我了解到一个女生的家庭情况。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在此以前，我一直将学生视为工作对象。在此以后，我将学生当作需要特别关注的个体，意识到他们的各种真实处境不应该被忽视。

因为我自己和许多学生的起点相似，从教过程中，我总是忍不住将自己和学生进行对比，会想自己晚出生十年二十年后的境况。十几年漫长的教学，让我密切接触了80后、90后两代孩子，我脑海中有很多对教育的感性认知，有思考也有困惑，以及具体的实践和对实践的反思。时间久了，这种来自亲历者的表达愿望就会特别强烈。尽管我无法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但我想将这种模糊、粗粝的现场感，通过个体的视角、有限的观察呈现出来，尽量从整体上将二本学生这个群体带到公众视野，这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

应该说，我不像记者和社会学家，没有刻意去做什么调查。我所获得的信息，都来源于职业的需要和便利。在课堂和学生建立了信任关系以后，学生喜欢在课后找我，讲述他们的困惑和成长经历，喜欢写东西给我看，而我则要尽力解答他们的困惑，帮着解决具体的问题。我所获得的写作素材，来自和学生的日常交往，我珍惜和学生的相处，会保留他们的作业、试卷、短信、邮件甚至微信记录，也会看他们的朋友圈，了解其日常生活。如果说有什么调查方法，那么，留意日常的点滴，就是我的方法。日常即田野，是我一直坚持的理念。

当然，作为班主任或者导师，我会尽量抽时间和学生做一些深度访谈，我知道很多孩子的故事，我的故事也对他们敞开，我不用QQ或微信采访学生，我喜欢面对面和学生说话。这是一种互相信任、特别美好的师生关系，我感激我的学生，他们让我的职业生涯获得了真正的支撑。

正午：二本学生这个概念，隐含着一种和985、211高校学生的对比。简单总结一下您的二本学生的背景，比如来自哪些地方、家庭背景如何，就业方向大致是哪些行业和职业？

黄灯：我对“二本学生”的概念，来自学生的灌输。在和他们的交往中，他们特别在意自己的二本身份，不少学生会在作文和平时的聊天中，提到自己和一本学校失之交臂的遗憾。随着对学生观察的深入，我发现这个身份对他们就业、考研都会产生实际的影响，而在我念大学的时候（1990年代），这种来自原初学历的直接影响要小很多。

我的学生90%来自广东，其中一半来自乡村，其他的则来自小镇、县城和广东的不同城市，当然也包括广州、深圳、佛山、东莞这些珠三角城市。相对而言，来自乡村的孩子，经济条件要差很多；来自城市的孩子，整体而言经济条件要好很多。当然，也有一些来自乡村但闯荡成功的家庭，而来自城市的也有个别是下岗工人的困难家庭。因此，很难对学生的家庭背景做统一的叙述。但我知道，在班上，有些孩子天天为生活费发愁；而有些孩子，父母拥有上市公司。这种极为强烈的对比，会毫无违和感地在同一空间出现。

至于就业情况，吸纳学生最多的是各类金融机构，这由学校的特点决定；其次是各类公司；还有就是考公考研（在2010年以前，这个比例很低）；当然，自主创业的学生也不少。说到具体的职业，大多是银行从业者、保险推销者、文员、会计、培训机构教师等。

正午：来自广东的学生，和来自内地（比如湖南）的学生相比，似乎有更多创业、开工厂和继承上一辈生意的机会。这方面有哪些故事？过去几年，新一代珠三角的年轻人还能继续接班上一辈的工厂和作坊吗？

黄灯：提到创业，广东学生比内地学生应该更有热情。我有不少学生在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做生意，比如卖保险、在学校周边开饭店、承包送快餐等。他们会首先向我推销他们的产品，这种全新的师生关系，是我以前没有体验到的。尤其潮汕的孩子，对做生意有天然的认同，这让我极为惊讶和震撼。当年我在武汉读书时，多次看到当地本科生为了考研，一次又一次地租房，为了再考一次，不行就再考一次，可以说，对学术特别执着。但我到广州念书后，很少见到这种现象。我任教的学校，也很少这种现象。他们如果有就业机会，会优先考虑就业，而不会为了考研额外花去多年时光。这种差异应该来自城市对学生的潜在影响。

具体的例子我在书里提到不少，这里不再赘述。值得补充的是，尽管学生的创业都是一些小生意，但确实极大地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学生中真正回去继承上一辈生意的倒不是太多，因为家长从事的大都也是一些小生意，他们更希望孩子在大城市立足，从事一些稳定体面的工作，能够过得轻松一点，不要像他们这么劳累。更重要的是，据我了解，孩子们也不愿回去接手父母开拓的摊子，他们更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正午：书中也提到珠三角地区家庭的特点，比如多子女家庭、留守儿童等等，这些背景对学生的生活和精神冲击大吗？另外，下岗也是一些学生父母经历的重大事件，这些对青年成长的影响大不大呢？

黄灯：通过和学生交流，我发现计生政策对广东地区孩子的影响，确实比较明显。在独生子女政策深入人心的内地，计生政策对广东不少地方的约束微乎其微。我的广东学生，来自农村的，80%都不是独生子女，多子女家庭非常普遍，甚至6、7个孩子的家庭都较为常见，这让我特别惊讶。因为兄妹多，加上父母躲避计划生育，很多学生的童年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这对他们影响非常大。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女孩，父母将她藏在乡下老家十几年，一直到她上大学，都不能和家人正常交往，她为此非常困惑。

父母下岗的学生，也有不少，但广东的语境缺乏讨论下岗后果的契机，因为广东事实上成为化解内地下岗人员危机的地方。父母下岗对孩子而言，伴随着家庭稳定状态的消失，这不但意味着经济条件的恶化，也意味着他们精神世界遭遇的挑战，他们的未来要面对更多的不确定。在我的学生中，洁韵和胜轩就是下岗家庭孩子的典型代表。我很难斩钉截铁地说出父母下岗与他们个人命运之间清晰的逻辑关系，但我能够感知到这两者之间难解难分、密不可分。

正午：您在书中对三个群体做了一些对比，即70后、80后、90后，分别对应您的大学同学以及在F学院做班主任的两个班级。三代人最大的区别是哪些？在精神状态、就业机会方面，真有那么大差异吗？您说自己面对的不是代沟，而是深渊、深海，这种沟通隔膜真有那么严重吗？

黄灯：我所有的感知都建立在个人经验基础上，我不否认，这种判断可能具有一定的偏颇。

这三代年轻人面临的社会环境差异太大了，经历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每一个时代宏大叙事的变化都会作用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我很难说清楚三代人之间的清晰边界，但还是能感知到不同代际之间的语境变化。以农村大学生为例，70后一代享受到了更多的安稳和确定性，但选择的自由相对较少；80后一代在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面临了更多的选择，也面临了新的挑战；90后一代，面对全球化深度融合的大语境，在信息时代有新的突围机会，但面对生存成本的增加和激烈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概而言之，趋势变了，是三代人最大的差异。

至于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就业差异，我在书中已经提到。我通过个案写到了这种真实而巨大的差异，我在《我的二本学生》中也特意呈现了这些差异。面对90后孩子时，我感到茫然，感到始终没有找到一条理解他们的通道。他们有他们的语言、符号，有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和隐晦的世界观。我始终感觉和他们之间有一种隔膜，这种隔膜不来自年龄的差异，而是来自信息化时代带来的实际挑战。对我而言，这种感受不像代沟，而像深不见底的深渊，时间的流逝仿佛难以填平其中的罅隙。

在如何理解年轻人这一点上，我时刻意识到，这中间有太多的成见和盲视。

正午：关于90后，人们有很多标签式的印象，比如“屌丝”和“蚁族”，今天则有“小镇做题家”等等。就您的理解，哪些因素对他们的影响最大，比如社会变化、家庭因素、媒介变迁、文化影响等等。

黄灯：90后成长的背景，一是无处不在的市场化，他们进入大学，是作为一个就业主体而进入的，他们进校的时候，会本能地询问自己能否找到一个好工作，而不会问自己是否能变成一个更完善的人。二是无可阻挡的城市化进程，他们的命运、价值确认、就业取舍和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尽管有少量返乡大学生，将回到农村视作人生的归宿，但现实是，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大学毕业后，只能在城市寻找立足的根基。三是信息化，作为网络原住民，他们对时代的理解、感知、处理，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方式，信息和网络早已作为他们身体最为密切的一部分而存在。这种状态对年轻人的生存，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需要更多客观的研究和关注。

至于社会变化和家庭因素，这些都和90后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些在书里通过个案已经有比较多的叙述。

正午：每个人的经历和命运都会有很多偶然因素。有没有精神上健康而充实，而且没有太大生活和工作压力的学生？或者，即便生活和工作有压力和扭曲，但依然活得乐观和豁达的同学。举一些例子吧。

黄灯：从个体角度而言，当然会有精神上特别健康充实，没有生活和工作压力的学生。每到毕业季，总有一些我教过或者没有教过的学生来找我推荐他们出国深造。这些孩子有很强的规划，自律性也很强，家庭经济实力也不错，在珠三角，有不少这样的学生待在二本院校求学。自然，就算在一些面临生活和工作压力的学生中，也会有不少乐观和豁达的学生，毕竟青年人的本质是朝气蓬勃。

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个越南妈妈的孩子，性格就特别乐观和坚韧。一个女孩，家徒四壁，父亲身体不好，哥哥吊儿郎当，全靠妈妈外出打工挣学费给她，尽管遭遇了无数困难，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好好努力，不但考上了研究生，还通过自己的发声，写出了具有极大社会反响的文字，帮助妈妈解决了实际的身份问题。还有一个男孩，家庭非常贫困，全靠父母并不稳定的微薄收入苦苦支撑一家的生活，他刚一进大学就被骗了几千块，但他没有消沉，而是及时告诉老师发生的事情，尽量化解了困境，随后又及时调整心态，积极面对现实。因为他的主动、努力，他找到了一份在珠三角房地产公司的行政工作，尽管目前还处于养活自己的阶段，但对他的家庭而言，这种改变已经非常了不起。

这些普通学生的精神状态，让我意识到教育的巨大作用，意识到二本院校对普通年轻人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从这个层面而言，整体上，各方应该尽量促使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让二本学生享受到更多教育资源，个体上，要鼓励底层大学生好好努力，因为他们的人生确实还未定型，还有各种可能。

正午：在一个财经类高校教文学是怎样的体验？文学阅读和写作，对学生来讲，只是一种挣学分的方式，还是有其他意义？文学除了锻炼表达能力，还能帮助他们从心理上得到某种安慰和治愈吗？哪些经典文学或当代作品，可以获得学生的共鸣？

黄灯：在财经类高校教文学，对自己是一个有趣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来自专业程度的差异，而是来自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交锋。我经常给金融系、数学系、保险系、计算机系的学生上课，这些学生的课程，都是清一色的应用性、工具类课程，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和领悟。在孩子密密麻麻的课程中，我很珍惜其中少有的一些文学类课程，对我而言，教学意味着拥有在学生心灵播种的机会，在学生心中播下一颗柔软的、与精神世界有关的种子，是一件性价比特别高的事情。

我不指望他们通过短短的两个学分获得多少文学常识，但希望他们通过课堂能够找到一个契机唤醒自己、接纳自身和倾听内心，并在相对自由的大学时光中，悄然修复被应试教育伤害的各类感知。公共课上，我几乎不让学生挂科，会尽量让他们在一种毫无学分压力的情况下，愉悦地学习，让他们将少量的文学课当作一种放松和调剂，获得打开另一扇窗户的可能。

很难说课堂能够安慰和治愈他们，但我们在学习《春江花月夜》、海子的诗歌、张爱玲的小说时，曾经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刻，这让我无比留恋。

最近几年，我终于拥有机会给文学专业的学生上专业课。很难说，哪些作品能获得学生的共鸣，但有不少作家作品能引起他们的思考，诸如鲁迅、沈从文的经典。“广东作家专题”吸引了不少学生的兴趣，因为我会尽力给他们创造机会和作家直接交流，通过课堂学习，王十月、郑小琼、塞壬等作家的作品，都会成为学生毕业论文选题的对象。

正午：在您教课的学生里面，女生和男生相比，有哪些不同？她们对自己有很强的性别意识吗？

黄灯：女孩子坐在前面，男孩子躲在后面。班级里，学中文的男孩永远寥若星辰，女生占据绝对的优势。因为班上的女生大部分来自广东地区，性格整体而言特别温存，当下流行的女权主义和女性意识仿佛对她们没有太多影响，也很难说偏传统，她们还是渴望有可靠的、具有发展空间的职业，希望通过个人的能力立足社会。整体上，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总结和分类，我自己不是一个性别意识明显的人，也许缺乏这方面的敏感和关注。

原发《正午故事》微信公众号，经授权转载

黄灯

湖南汨罗人。中山大学文学博士。著有《大地上的亲人》等。曾获琦君散文奖、三毛散文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曾引发全国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