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城管与商贩冲突：摊贩与城管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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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狐狸先森几点钟

日前，重庆城管与商贩发生激烈冲突，城管追打女店主后被其拿刀砍伤。

摊贩和城管的冲突，总能时不时地上头条。

对于摊贩，城里人可以说是爱恨交加。

爱，是因为离不开，赶公交的时候买个早点，逛街时买两件便宜又好看的衣服，深夜吃个夜宵，这些，都靠摊贩提供，可以说，他们极大地方便了城市生活。

但另一方面，摊贩影响市容市貌，破坏居住环境，甚至带来治安隐患，这又令人担心和恼火。

其实，这种现象不是中国独有的，全球各大城市，像纽约、巴黎、孟买、北京、里约热内卢……

摊贩的身影随处可见，他们的存在，有着深刻的原因。

01

摊贩在社会经济中的位置。

经济学家把社会经济，分成两大部分：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

正规部门指的是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各类私营企业、商家等，他们构成了社会经济的主要内容。

剩下的，就被归入非正规部门，它们包括家庭作坊、自由职业者、乞讨人员等，当然，还有摊贩。

也就是说，城市摊贩属于非正规部门。

那么，他们在社会经济中，占多大比重呢？

据估算，2010年的时候，我国全部就业人口中有5.2%是城市摊贩，论规模，只相当于正规个体私营经济的17%。

光看比例，城市摊贩似乎微不足道，可别忘了，中国是人口大国，再低的比例，只要换算成绝对数量，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

2010年，我国城市摊贩的人数在1664万到1949万之间，取平均值的话，约1807万。

如果把农村摊贩也算上，这个数字，将高达3500万。

这是什么概念呢？比重庆的人口还多。

02

城市为什么会吸引摊贩呢？

国际上的流行看法是，随着城市化发展，农村人口纷纷涌入城市，但是正规部门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容纳不了那么多劳动力，于是相当一部分人，进入了非正规部门，其中就包括去做摊贩。

这是经济学家对于摊贩为什么会产生给出的普遍解释，印度、拉美的经验，证实了这个解释。

一般的认识，也会认为，中国城市里的那些摊贩，也是来自农村。

1949年以后，我国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制度，人口不得随意流动。

所以直到1970年代后期，我国的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80%以上。

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人口流动的控制逐步放松，农村人越来越多地跑去城市找机会。

受学历、技能、社会关系等因素的限制，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做农民工，去建筑工地搬砖，进服装厂做小工，做公司保洁员等等。

农民工虽然赚的是辛苦钱，但毕竟算正式工作，而有些人，连做农民工的机会都没有，只好走街串巷当摊贩，挣点小钱。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有中国学者调查发现，很多摊贩是城市居民。

而且如果农民因为找不到工作，才做了摊贩。

假设真是这样，那反过来理解，随着经济发展，就业岗位增加，摊贩的数量就应该减少。

但现实恰好相反，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城市摊贩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

如果说农民工因为找不到才做摊贩，那这点说不过去吧。

中国城市摊贩的产生，是有复杂的原因的。

03

城市摊贩的第一类群体，就是农民。

从根本上说，这是城乡差距太大的产物。

城里越来越富，在农村种地的农民却赚不到钱。

没钱，孩子的学费和老人的赡养费就没着落。

所以只能进城谋生路。

当然，进城不等于当摊贩。

实际上，多数摊贩干过建筑工、清洁工、餐馆服务员、矿工、保姆等各类工作，直到最后，才选择去摆地摊。

这是为什么呢？

最容易想到的一点是，打工收入太低，而且缺乏保障。

有中国学者曾经采访了一些摊贩。

一个河南籍摊贩说，她刚到广州的时候在餐馆洗菜，一个月八九百块钱，干了两年，也才1100块，而且已经到顶了。

另一位河南籍摊贩表示，他在北京当建筑工，包工头常常克扣工资，或拖欠工资。

相比之下，做摊贩虽然收入不稳定，但总体上赚得比打工的多，还不用担心工资被拖欠。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打工规矩太多，很难兼顾家庭。

农民工通常上有老、下有小，不少人还把孩子带着。

他们都需要照料，尤其是女性，肩上的家庭责任更重。

但工厂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迟到、早退、请假，经济上都会有损失。

一名广西来的女摊贩说，从前她在印刷厂打工，工资不错。

可有了孩子以后，没时间照顾，只好辞职。

而摊贩的时间比较自由，想收摊就收摊，灵活多了。

除此之外，打工的上升空间有限。

农民工从事的工作，技术含量低，很难提高技能，当上管理人员的概率也很低。

不少摊贩表示，他们在工厂里干了七八年，还只是个普通工人，觉得没有前途，就离职了。

所以说，很多人决定当摊贩，并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是因为原来的工作不符合自己的期望。

他们是主动选择成为摊贩的，这跟流行的观点，很不一样。

04

城市摊贩的第二类群体，是下岗失业人员。

这个群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国企改革。

那些效益不佳、长期亏损的国企，要么资产重组，要么私有化，要么破产。

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国企员工下岗。

据统计，从1997年到2005年，全国下岗职工的数量，达到2200万。

与此同时，政府推出“再就业工程”帮助将近2000万人重新找到了工作。

尽管成效很大，但仍然有200多万名下岗职工，处于待业状态，其中不少人，开始以摊贩为谋生手段。

一位来自湖南的摊贩说，在老家的时候，他在当地国企上班。

后来企业倒闭、职工下岗，为了养活三个孩子，他只好跑到广州摆小摊。

这位摊贩的处境，很有代表性。

除了国企，私营企业同样面临亏损、破产等风险，每年都会解聘一些员工。

因为技能、年龄等原因，他们很难再获得满意的工作，只能做摊贩。

此外，社会上还存在着某些边缘人，包括残疾人、拾荒者、流浪者等，他们通常找不到正式工作，也会加入摊贩的队伍。

一位湖南农村的年轻人告诉调查者，自己身患残疾，又不甘心吃低保，就来广州找机会，可工厂都不要他，所以只能摆地摊来养活自己。

05

城市摊贩的第三类群体，是小商人，以及想要经商的年轻人。

所谓小商人，指那些曾经在公共市场、购物城和商业街等地方，开店铺的人。

他们怎么会离开固定的经营场所，来做流动摊贩呢？

原因是，他们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困境，最终决定，还是摆地摊吧。

例如，一位毕业于广东工业大学的大学生表示，自己本来在市中心租了个店铺，售卖民族工艺品。

可租金连年上涨，从两三千飙升到两三万，实在承受不起，干脆摆地摊了。

还有一些人，想要经商，但苦于缺乏资本跟经验，所以就从摆地摊做起。

一位女性摊贩说，做生意最关键的，是要知道去哪里拿货性价比最高，还要掌握一点服务技巧，这些，通过做摊贩都能学到。

城市摊贩的第四类群体，是低收入者。

他们大多数是底层工薪族，工作辛苦，但收入微薄。

单身的时候还好说，一旦成家立业，开支急剧增加，就必须赚点外快了，而摆地摊，是最容易操作的方式。

一位女性摊贩表示，她在服装店上班，工资两三千块，刚够养活自己和两个女儿，存不下钱。

出来摆地摊，是想贴补家用，也给孩子攒学费。

06

这就是构成中国城市摊贩的四类群体。

从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两点结论。

第一点，从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来看，四类群体具有相似性，他们都处在底层，要么曾经是农民，要么是下岗工人、社会边缘人。

普遍收入低，甚至没收入，也得不到尊重，上升通道非常有限，这是他们做摊贩的主要原因。

第二点，从动机看，这四类群体又很不一样。

曾经的农民工，是因为对现有工作不满意，才去做摊贩的，具有主动性。

那些想靠摆地摊积累资本和经验，为经商打基础的，主动性就更强了。

而对于下岗失业人员、低收入者来说，做摊贩，更多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仅仅是求生存而已。

07

接受这两个结论以后，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城市摊贩的社会价值。

首先是吸纳劳动力。

我国的城市摊贩，约有两千万人，是大学毕业生的2倍多。

这么庞大的人口，如果都依赖政府救济，将给社会造成沉重的负担。

而做摊贩，不仅让这两千万人能够自力更生，还创造出经济效益，改善了生活水平。

进一步说，这两千万人去做摊贩，对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也是非常有利的。

试想一下，如果农民进城后无事可干，成为社会闲散人员。

如果国企职工下岗后，满肚子怨气无处发泄。

又如果，低收入者彻底失望，将会带来多少社会隐患？

而现在，他们至少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使生活陷入绝境，这其实就间接地维护了社会秩序。

其次，摊贩的存在，方便了城市生活。这跟摊贩的经营内容密切相关。

摊贩主要售卖水果蔬菜、自制熟食和饮品，这三样，占据了售卖产品的46%以上。

其他产品，还包括服装、玩具、工艺品、日用品、电子产品等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摊贩不卖的。

城市摊贩就像“流动超市”，他们极大地便利了城市居民的日常消费。

这种便利性，在大城市就显得尤为重要。

经济学家陆铭在《大国大城》这本书里指出，北京、广州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拥有庞大的工薪阶层、中产阶级和高端人才，他们需要有人在餐饮、服饰、休闲等各方面提供服务。

这种服务是多层次的，他们既会去高档餐馆、购物中心消费，也会在路边摊吃早点、夜宵，买短裤、耳坠、充电器什么的。

而后者，就是摊贩的商机了。

这也是为什么，摊贩喜欢往北上广深跑，而且喜欢到市区摆摊，因为那儿潜在客户最多。

对这一点，城市居民平时可能感触不深。

但是，假设有一天，北上广深的摊贩统统消失了，那么，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很快会发现，生活不再那么便利，吃个早点、买个小物件，都变得麻烦了，生活的成本也在上升。

所以说，城市离不开摊贩，这是城市居民的需求所决定的。

08

但另一方面，摊贩也确实造成了很多困扰。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占用公共空间。

摊贩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要摆摊，通常就得违法占道。

单个来看，一个摊贩似乎占不了多少地方，但是累计起来，面积就很吓人了。

例如，广州市区大约有30万名摊贩，总共占用了32万多平方米的公共空间，相当于45个标准足球场。

想象一下，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新建45个足球场，会是一幅怎样的景象？

公共空间被占用，对两类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类是周边居民。

摊贩们占据人行道、阻碍交通，已经令他们很不满了。

而那些烧摊，油烟飞扬、污染环境、制造噪音，就更让居民厌恶，于是就很容易产生矛盾。

彭浦夜市，曾经是上海最热闹的夜市，每到晚上，街道两旁就摆满大排档、服装摊，形成了一条长达两公里的摊贩聚居区。

这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成为上海最繁荣的夜市。

彭浦夜市的名声甚至传到国外，有老外千里迢迢，专程过来体验一把。

但对周边居民来说，夜市带来的吵闹、混乱和肮脏，严重干扰了日常生活。

居民不断投诉，要求整顿，他们还多次跟楼下的摊贩爆发冲突。

于是，在2013年11月底，政府决心取缔，彭浦夜市自此消失。

另一类对摊贩不满的群体，是正规商户。

他们的槽点在于，自己要办证件、付租金、缴纳税费，而这些成本，对摊贩来说几乎不存在。

如果双方卖同样的商品，摊贩就能把价格压得很低。

正规商户认为，这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而作为合法经营者，自己的权益理应得到保护，有关部门应该驱逐摊贩。

对地方政府来说，摊贩同样带来了很多困扰。

首先，摊贩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对正规商户的合法经营造成冲击，以及摊贩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占用，这些都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管理成本和执法成本。

特别是在摊贩集中地区，基层工作人员常常忙得焦头烂额。

其次，摊贩的构成鱼龙混杂，大多来自偏远地区、社会底层，而且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这就很容易造成治安隐患和安全隐患。

最后，摊贩售卖的大多是廉价低端产品，对经济发展贡献并不大，也不可能升级。

因此地方政府通常会认为，摊贩的存在，拉低了产业品质和生活品质，不利于树立城市形象，对招商引资有害处。

上面的种种因素，造成了摊贩和城管，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彻底取缔吧，这两千万人的生计怎么解决？

任由发展吧，投诉又满天飞。

摊贩问题，在中国都是松一下紧一下，时不时动个员，城管扫荡一批摊贩，等风平浪静了，摊贩又出来摆摊。

投诉积压多了，城管又开始下一次“扫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城管和摊贩起冲突的新闻时有发生。

那摊贩问题，就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了吗？

摊贩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

城市和摊贩的冲突，可以说是全球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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