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江：程颢的伦理政治志向、淑世及实践（一）

◎王中江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

摘要：宋代 “士大夫精神” 的自觉是儒家入仕、淑世传统的一个新展开，它不仅表现在宋代士夫夫对天下责任和使命担当的自我期许和自我承诺上，更表现在他们的行动和实践上。作为其中之一的程颢则称得上是典范式人物。他既具有强烈的“求道之志”和淑世的热情，也具有从事地方政务的才识和务实精神， 在不同的地方和职位上尽职尽责，身体力行，充分践履了儒家的公正、爱心等一系列美德，受到人们的广泛赞誉。

关键词：程颢；伦理政治；志向；淑世；实践

宋明道学或广义的理学的开创者之一是程颢（还有他的弟弟程颐），实践它而最有成效的人物应首推程颢。这样说不意味着否定北宋其他人物发挥的作用，也不意味着接受道统论者把程颢说成是孟子之后儒学的真传者。对于程颢的道学或者哲学和思想，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研究；对于他的生平、行事和活动，我们在传记和个别视角下也有所考察。但是，对于程颢这样的士大夫来说，这是不够的。这不止是对他的思想和学说需要进行社会史的研究而言的，对他的哲学、信念和他的生活、行为和实践之间具有的密切关系的考察也是如此。

历史上，儒家的学说、道德信念始终同淑世和政治实践有高度的互动关系。一个儒家信徒决不 是一位纯粹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至少就他们的愿望来说不是，何况儒者在过去大部分时间中，他们的身份和角色一直是多重的——治学、修身、行道和治世等。宋代士大夫对此有更进一步的自觉，他们的哲学同其生活、行动和实践息息相关。程颢是其中最具典范性的一位。他的道学、伦理原则为他的生活、行动和实践提供了信念和指导，他的生活、行动和实践印证了他的信念和原则。从两者的关系来探讨这位儒家人物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重要角度，我们对他的认识因此将发生一定的变化，他的形象也将因此得到不同于已有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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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士大夫精神”和程颢的“求道之志”

唐宋转变和宋代革新的主要地方之一，是宋儒涌现出的并逐步兴盛起来的士大夫的天下使命感、道义感和淑世易俗的担当精神。这种精神往往以宋代新儒家自觉地批评佛、道对事物的否定性立场（“无”和“幻妄”）及出世表现出来。促使这一精神产生的部分原因，是宋代从唐代的贵族门第政治、藩镇割据政治、后唐的武人政治转向平民政治，转向君主和士大夫的共治。于是，儒家以不同于汉唐的新形态复活了，儒者和士大夫人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人们谈到宋代士大夫的使命自觉，大都会以范仲淹（还有宋初三先生）为这一精神（“忧天下”和“乐天下”）的发动者。程颢（1032－1085）则是光大这一精神的重要人物之一。

在程颢人生和思想成长的年轻之时，直接受到年长于他的周敦颐和张载的影响。周敦颐和张载是北宋五子的两位，也是北宋士大夫精神自觉和宋代儒学复兴的重要人物。按照程颐的记载，他的兄长十五六岁时，受到周敦颐论学方面的触动而发生的转化：一是开始厌恶一般人旨在求得功名利禄的科举习气（“遂厌科举之业”），二是立下追求道和真理的志向（“慨然有求道之志”）。这两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我们认识程颢的“士大夫精神”提供一个出发点。程颢之后的人生选择、志愿和行动，都是在这一正一反立场发展起来的。

先说第一点。宋代扩充科举制度和对文官政治的注重是相辅相成的。在一般意义上，宋代的科举制度同时具有选拔人才和选拔官员的双重意义。对一些人来说，科举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是获得官职和俸禄，即世俗所说的“功名”的机会；对另一些人特别是对于儒者来说，科举考试主要是获得从事政治事务和淑世的机会。程颢对科举的厌弃，指的是世俗追求科举功名的习气，而不是完全排斥科举制度。这正好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没有放弃科举考试。确实，程颐入仕走的仍是科举之路。他的母亲预测他能够金榜题名并应验了。26岁时（公元1057年，嘉祐二年），他考中进士，获得从事政治事务和实践他的政治理念的机会和方式。

政治是一个需要权力和运用权力的领域。对于具有政治目标的儒者来说，为了实践和实现他们的政治期望，就必须获得从事政治事务的机会，也就是说必须获得政治上的职位和权力。但真正的儒者同一般的考取科举功名的人不同，他们是带着强烈的政治目标和冲动走向政治世界的。他们不以获得官职和权力为目的，只是将之作为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按照韦伯的说法，他们是将政治作为自己的生命、以政治为天职和为了政治而生存的人。为政治而生存的人，当然也要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得报酬和俸禄，但他们不同于那些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和靠政治而生存的人。他们热爱的首先是政治这项事务本身，愿为它而献身，并在政治事业中获得内在的满足感。程颢就是宋代儒者中为了政治而生存的人之一，具有政治上的使命感和抱负，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信念而投身于政治的事务。

程颢通过科举入仕或者获得权力的始终，一直都认为他不是为了世俗上的功名利禄，而是为了治世和淑世。按照《庭闻稿录》（杨公之子迥所记）所说，程颢不同于常人，他关怀的是天下国家而不是个人的功名，“圣人志在天下国家，与常人志在功名全别”。对于程颢来说，一位真正的儒者无论求学还是做事，都要远离求名求利之心，“学者须是务实，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则为伪也。大本已失，更学何事? 为名与为利，清浊虽不同，然其利心则一也”。从程颢的公私之别来看，从事政治事务的人有功名利禄之心，就是私心和私欲；相反，如果他超越了功名利禄之心，时时刻刻牢记着公众的利益，秉承道义和公正行事，就是公心和公德。如果说权力容易使人腐化，那么如何防止权力的腐化就一直是政治事务的一个难题。儒家一般站在一个更高更积极的立场上来看待公共权力的使用。在儒家看来，一位具有道德自觉、自律和自我约束的人（贤人、君子乃至圣人），他就能够克制自我的私心和私欲，克服权力的滥用。从人的内在约束和自我的道德操守出发来从事政治，即使用现在从事政治领域的标准来衡量，也不能说它是完全过时的，虽然现在更注重的是制度约束。回到程颢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他对道德意志和德操的期许和承诺。

程颢年幼时在家庭中受到的良好伦理道德教育给他带来的影响不能忽视。东晋时代有一位被誉为廉吏的吴隐之（字处默，濮阳鄄城人，?-414年），到广东上任时，路经距广州不到20里处的石门，此地有一处泉水被当地人叫做“贪泉”，传说路过的官员如果喝了它会变得贪得无厌。显然，这是人们出于劝诫官员廉洁自律这种良好动机而编出的故事。具有强烈道德自律的吴隐之对他的亲人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他特意来到泉水处，不仅酌而饮之，还写下表述自己廉洁情怀的《酌贪泉》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他自比廉洁、清高的伯夷和叔齐，誓言不改初心。事实上，吴隐之为官的洁身自好和清廉勤俭声闻朝野，受人称道，同西晋的金钱拜物教（《钱神论》）盛行和东晋的生活奢华形成明显反差。有一次程颢的母亲给他讲了这个故事，他听后很受触动，写下一句诗“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其中，“中心如自固”表达的是道德意志和自律情怀，同他年长之后表达的信条具有内在一致性。比如，在《遗书》卷六，程颢有“内重则可以胜外之轻，得深则可以见诱之小”之言；在《遗书》卷十五，他有“学者先务，固在心志”之语。在“外物岂能迁”，程颢优先修炼“心志”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上一句的“内重”和“得深”。一个人有了这样的心志，他就能超然地面对外在物质和名利。程颢在政治生活中的经历，验证了他的信念（具体行动后述）。

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点，即从程颢在科举和政治上超越功名之心来看他的“士大夫精神”自觉。而从程颐说他兄长的“求道之志”来看程颢的“士大夫精神”，我们要面向的则是程颢更广的精神和行动世界，是贯穿他一生中的志愿和目标，这是其“士大夫精神”自觉的第二点。在哲学和学问上，程颢受到释道的影响实际上远不像程颐说的那样“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从十五六岁见周敦颐受其影响有“慨然有求道之志”，到修学和科举入仕，再到后来的为学，都看不出程颢泛滥于诸子和出入释老的明显经历，他走的主要是正统的儒学路线。在致力于重新阐释和塑造儒家、复兴儒家的人文主义和贤人政治的过程中，他表现出抵制所谓释老的出世主义和逃避主义的明确立场。程颢的“求道精神” 既是追求儒家的道德真理的过程，又是实践它的过程。

程颢追求的道德真理和信念是“天理”，也是“道”“仁”“公”等。他说他的学问接受不少先人和别人的东西，但“天理”是他自己“体贴”出来的。这是他治学自得的夫子自道，也是宋代理学诞生的标志。程颢发展了儒家的天理、理、道和“仁” 的信念。程颢的天、天地、天理、理、道，既内在于万物之中，又是万物的所以然和所当然，即“天人无间断”。整体上，儒家的各种信念、伦理道德在程颢的学说中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他说：“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例如，他认为仁是义和礼，也是智和信。《识仁篇》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仁也是公，是物我的兼顾：“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做仁。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与此相关，他的万物一体之仁注重的又是万物的整体贯通性和互亲互爱。对程颢来说，万物一体仁也是道和理，它们都内在万物之中。体认万物一体的仁爱精神，就是充分展现万物的生意和生命情怀，就是克服小我、小己，克服界限、区隔，发展出一个大我和大己，就是内外统一和合一。《识仁篇》说：“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程颢在《定性书》中表达的“定性”和心灵之境与此是一致的。

张载给程颢的信提出的问题是，人的道德修炼目标如何避免受外物的诱惑并保持内心的宁静（“定性”），用荀子的说法就是将人的心性从人被物役使转化为人役使物。对程颢来说，张载的这种立意太低了，这不仅会导致心性有内外的问题（“以己性为有内外”），还会导致人对于外物疲于应付、难以克服的困境（“苟规规于外诱之除，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顾其端无穷， 不可得而除也”）。程颢认为定性的根本不是心性对于外物保持不动心，而是静中能定、动中也能定（“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是物我之两忘（“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在程颢看来，君子的学问是保持虚心和大公（“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由此，他能够恰如其分地应对来自外界的任何事物。程颢立论的境界，可能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

程颢不求功名利禄的“厌科举之业”的超然和追求道德真理的“求道精神”整体是统一的，都属于宋代士人担当天下使命和责任的“士大夫精神”的一部分。上述对于程颢士大夫精神的考察，主要侧重于他的志愿、信念和伦理原则方面。但正如一开始就强调的，程颢不是只表达心愿、信念和伦理原则的人，他还是他的信念和伦理原则的实践者，是一位淑世的行动者。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从不同方面主要考察他的这方面的角色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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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识、机智和理性

为政治而生存和投身于政治的人，不仅要有热忱和热情，更要有贤明、才识和敏锐的判断力和行动力。人们不难具有理想和价值，也不难具有好的动机，难的是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价值，以及如何把好的动机变成好的结果。用理想去代替行为的人，缺乏实践能力；用良好的动机去代替结果的人，只会凭着信念和热情去行动，不懂得如何去获得良好的结果。如果单独做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他做得如何，其行动结果影响的主要是他一个人。但在政治领域中，一位执政官的行为如何，其结果自然影响到许多人。他的权力越大、动员的资源越多，他的行动结果产生的影响就越大。儒家的人文主义政治同样要运用权力。执政者特别是位高权重的人治理社会，就像医生治理病人那样，不能只凭着信念行动，也不能只凭着热情行动，他必须具有只够的才智和判断力。他既要谨慎、明辨是非，要能做出好的判断和可行的决策，也要刚毅和果断。对程颢来说，这些能力是从事政治的士大夫所需要的“才”，再加上诚，人就能普治天下（“才与诚一物，则周天下之治”）。

“才识”的重要性在程颢的政治生涯中很快得到体现。程颢科举及第（1057年）后第二年，就被委任为鄠县主簿（1058—1060年）。这是他从事政治事务生涯的开始。从事任何实际工作都需要经验，政治领域同样如此，或者说更为重要。此时，程颢还很年轻，其人文知识和学养不等于就是从事实际工作的经验和能力。传记说县令不了解他，这在情理之中。宋代的县主薄是掌管文书并兼理官署诉讼等部分事务官的佐吏（有人将之类比为现今的秘书长），在地方政府中的职位虽然并不显赫，但要具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程颢上任后很快就兼理了一件诉讼案。这是当地叔侄之间因宅地中发现的钱币（陪葬的“瘗钱”）而产生的纠纷。侄子的叔叔借居侄子家的房子，叔叔偶然中在宅地中发现了一些钱币并认为应该归属于他（发现者）。但侄子说这些钱币是他父亲埋下的，应该归属于他。双方争执不下，侄子将他的叔叔告上法庭，请县令裁决。县令感到这个案子棘手，不好裁断。但程颢称判断这个案子并不难。他敢这样说，应该是胸有成竹。显然，没有证据无法直接证实原告说谎没有。程颢要弄清楚的是这些钱究竟是不是原告的父亲埋下的。他从原告那里得到的证词是，他的父亲埋下这笔钱是在四十年前，他的叔叔租赁他家的宅子有20年的时间。程颢从挖出的铜钱中看出，这些钱都是四十年前所铸的古钱，世间不会选择古钱作为瘗钱埋藏于地下。程颢从中得出结论——原告所说不实。面对程颢的理正辞严，原告只好认输。程颢凭借他的查证和敏锐的判断力帮助县令裁决这件诉讼案，让县令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程颢在政治上的才识也因另一个案件得到证明。1064年，程颢开始担任晋城县令（1064－1067）。在此，他遇到一起诈骗案，凭借自己的才识和判断力作出公正的裁决。当地有一户富人张氏，他父亲病死后的第二天，竟有一位老叟突然上门，声称他才是这位张氏的亲生父亲。这位张氏既惊诧又莫能言辩。他们前往县衙求县令作出裁断。这位老叟声称自己是医生，他远出为人治病时，他的妻子生下这位张氏。由于家贫，她将孩子送给了张家。程颢听取了这位老叟的供词后，冷静地诘问这位老叟有什么凭证可以证明他所说的是真实的。老叟有备而来，知道空口无凭，呈上一张纸，记载了哪年哪月，他妻子把自己的儿子给了“张三翁”。程颢凭直觉一开始就怀疑这位老叟说的不是真话。当他看他“张三翁”的“翁”这个字时，程颢询问张氏的年龄等情况，他敏锐地发现这位老叟是在说谎。当时，张氏的父亲才四十岁，怎么可以称之为老翁。他识破了这位老叟的谎言。这位老叟对程颢的机敏深感惊讶，不得不承认说自己是在说谎并当庭认罪。

这是程颢在地方县政中凭借才识、冷静和判断力判决的两个诉讼案件。这两个案件都不是严重的刑事案件，而是民事纠纷案和欺诈案，不需要复杂的取证，需要的是裁决者的机智和敏锐，这正是程颢所具备的。程颢担任主簿的才识等，还有后来他担任晋泽州晋城令（1064-1067）等地方官职的表现，都证明他是一个公正、正直的官吏。例如，他在担任地方官职不久，有一位更高职位的人想推荐他到升任更高一层的官职。按照记载，这位人士一再询问程颢希望得到什么官职（“多问所欲”）。这令正直的程颢感到不悦，他直言不讳地说“荐士当以才之所堪，不当问所欲”。政治领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人们推荐谁不推荐谁，难免受人之常情和人与人之间关系意识的影响。程颢也不能说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但他对关心他的好心人表达出如此立场，说明他认为这种做法失去举荐人理所当然要以人的才识为先的原则。程颢的才识有来自他的家庭教育方面（政治方面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也有来自他好学深思或天资聪颖的方面。程颐的《明道先生行状》说他“生而神气秀爽，异于常儿”。他的叔祖母曾抱他出去，不知道她头上的钗坠失，几天后发现并去找。当时程颢还不会说话，但他用手指示方向，家人按他指的方向去找果然找到了钗。家人对他的机灵感到惊奇。

程颢的才识不仅表现在明智和敏锐的判断力，还表现在理性、冷静和反对人们的狂执和迷信。在中国民间社会，过去乃至现在总是不乏热衷于制造奇迹、特异和神秘的江湖术士，也总是不乏对奇迹、怪异和神秘狂热和迷信的人。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中也难免有这种人。宋明新儒家整体上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不相信超自然的力量。程颢是理性主义者，他冷静地处置和消除了鄠县和上元县这两个地方传播很长时间的两个迷信。据记载，鄠县南山中的一个僧舍有一座石佛。当地盛传这座石佛每年都会放光，它吸引了远近许多男女前来观看。人们昼夜杂处在一起，混乱不堪。当政者由于畏惧神灵而不敢禁止，任其传播和迷惑人心。程颢不相信这是真的，他刚到这里任职不久就决定消除这一迷信。他采取的方法非常特别，他没有向人们去解释和说明石佛放光是一个迷信，而是采取顺水推舟的方法。他诘问僧舍的僧人，听说石佛每年都放光，有没有这回事。僧人告诉他确实如此。于是他告戒僧人说，快到放光的时候，一定要先告诉他。若他因公务不能前来，就应取其佛首送来让他观看。程颢冷静和机智中的严厉告戒立即奏效了，自此以后这里再也没有所谓石佛放光的奇迹。在江宁府上元县任职时，他消除的另一个迷信是当地人对像蜴蜥等有五色的“龙”的迷信。传说这种“龙”出自上元县茅山的一个龙池，一直以来都被视为神物而被严奉。这也是一种迷信，实际上它应该就是一种蜥蜴（又名石龙子、山龙子、蝾螈等），雄性者身有五色，生活在草中、壁上或泽中。一次（祥符中），宫中派出的使者或宦官（“中使”）从这一池子中选取了两条。在途中，他奏报说其中的一条飞空而去。程颢根本不相信它是什么神物。他捕而食之，这一做法让那些迷信者瞠目结舌。他要让人们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神物，只不过是普通的石龙子。通过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程颢的理性和机智，他采取的方法简单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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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敬、忠实和正直

从事政治事务的人，要有韦伯所说的“以政治为天职”的热情和激情，要有强烈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忠于职守、履行职责，为政一方造福一方。作为一位士大夫（儒者和官员），程颢是能够将韦伯所说的信念和伦理同政治实践统一起来的人。他具有强烈的政治信念和抱负，并以忠诚和敬业的精神，充分履行了士大夫的角色。上面我们注重的是程颢的才识和他的判断力，下面我们通过一些不同的方面，看看程颢是如何将他的信念伦理同他的政治实践和行动统一起来。

先看他的诚、敬、忠、信等伦理信念同政治实践的结合。上面谈到程颢强调在政治事务中才识的重要及其实践。才识在政治事务中固然重要，但单靠它是不够的。对程颢来说，它必须同政治上的诚信结合在一起：“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为而诚不足。今日正须才与至诚合一，方能有济。”作为政治伦理的“诚”，又同他的“恭”“敬”“忠”“信”等伦理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儒家传统中，它们都是基本的政治伦理。忠、诚、信等类似于现在一般所说的忠诚和诚信概念。忠诚和诚信注重从内心到表现于外的伦理。程颢有一个定义说：“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发己自尽为忠，循物无违谓信，表里之义也。”恭和敬合起来是现在说的“恭敬”。恭敬首先是在身体表现出来的形象和动作，当然它要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表面上的，因此，它同诚紧密相联：“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则诚”；“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按照说明，这些话都是程颢的语录。程颢这样说，又是如何做的呢?他的行动同他的这些言行具有一致性吗?事实上，程颢在政治上的一些行动和实践，印证了他的这些道德原则和伦理。这也正是他所说的仁勇的统一：“知之明，信之笃，行之果，知仁勇也。”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实际例子来看看。

政治事务中的常态是按章行事，但在特殊情况下，为了紧急处置突然的事态减少损失和危害，又需要采取非常态的做法，当机立断来应对事态，但这面临着承担违章行事的责任。正是因为事后要承担责任，官僚主义者宁愿失去时机也要照搬规章。程颢是优先考虑民众利益的人，他宁愿受到责问也要去做应该当机立断的事，主动地去尽自己的责任，并勇于承担后果。他执掌上元县时，有一年盛夏，灌溉许多稻田的塘堤大决，需要很多人才能将之堵塞住。按照规定，他应该先行呈报上级，上级再禀报漕司，然后再行处置，前后需要一个月。由于时间紧急，为了民众的利益，他不顾自己的得失，没有采取上报批准的通常程序，而是果断处置了决堤，保证当季稻谷的丰收。程颐记载说：“江南稻田赖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决，计非千夫不可塞，法当言之府，禀于漕司然后计功调役，非月余不能兴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将何食?救民获罪所不辞也。’遂发民塞之，岁则大熟。”这是程颢从真实情出发为了百姓的利益做出的负责的行动。程颢的责任感在清代受到乾隆的肯定，认为程夫子具有 “圣贤出仕之心”，他不是 “俗吏”，不为一己的功名，也不为文法所拘。

具有责任伦理的人，在关键时刻他们也能够挺身而出，解救危险。在镇宁军节度判官的职位上，程颢的尽职尽责精神赢得人们的赞誉。由于洪涝，地处濮阳的曹村的河堤有决口。当时，他正在百里之外的小吴进行抢救。州帅刘涣向他告急，请他驰援。面对重大的自然灾难，程颢连夜赶来，对在桥上等他的刘涣说，如果曹村决堤，殃及京城的后果可想而知，称“臣子之分，身可塞亦为之”。他请刘涣将所有的兵卒调拨给他，说如果他堵不住决口，请刘涣亲帅禁兵继之。他动员兵卒们说：“朝廷养尔辈，正为缓急尔……吾与尔以身扞之。”兵卒们受到感动而奋发。决口的水流甚急，有人怀疑抢救是否有用。程颢不为所动，挑选出一些善泅者，让人们拉起绳索，从两边同时救堤。经过数日的激战，他们使用各种办法，终于堵住了决堤，保护了河堤下游的安全，也保护了京城的安全。

宋代的扶沟县隶属于开封府，是京畿之地，要说它应该得到很好的治理，事实上并非如此。1078年开始，程颢主扶沟县政务，决心改变扶沟县每年都会遭遇水旱的灾害。扶沟地势低凹，每年夏季一旦多雨就排水不畅，发生水涝灾害；遇到干旱，虽然低凹，也没有水可以用来灌溉。这是需要长久之计，非一时之功。但官员们往往任期三年，很难有所作为。因此，一直以来，在扶沟地任职的知县们都听之任之。程颢深知在他短短几年的任期内也不能彻底改变这种现状，他决定先治理一部分河道和沟洫，开个头，后来者认识到这对当地很有好处，他们就会继续去做。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扶沟的教育和教化事业。不幸的是，程颢决心要致力的这些利民事业还没有告成，就因他被调离而只好中止，这让他十分感慨，甚至将之归于自己不可以把握的命运。但他并不因此感到后悔，他认为做了应该做的事，尽了自己的 “心力”。程颢对这一经历有一个自述：“以扶沟之地，尽为沟洫，必数年乃成。吾为经画十里之地以开其端，后人知其利，必有继之者矣。夫为令之职，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饥嵗 免于死亡，饱食逸居，有礼义之训，然后为尽。故吾于扶沟，开设学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几成而 废。夫百里之施，至狭也，而道之废兴系焉。是数事皆未及成，岂不有命哉与!然知而不为，徒责命之兴废，则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尽心也。”

从严格遵守为仁宗穿着丧服一事，可以看到程颢的忠诚、恭敬、不苟的精神和行动。仁宗逝世时，按照遗诏，官员们穿着的丧服要在三天之后才可换下。但在他任职的上元县州府，官员们在第三天早上到官府大学时，府尹就率领众官要换下丧服。程颢认为从第一天到第三天早上，严格算来只有两天，不够三天，要穿到这一天的晚上才够三天。程颢坚持认为穿三天丧服是遗诏所命，不能违背。对于程颢的坚持，府尹愤怒而不接受。程颢说，公要换掉就自己换掉，他不到晚上不会换掉。一府的官员看到程颢的严谨不苟，都接受了程颢的做法，没有人再换掉丧服。

程颢的正直、刚正还体现在他任职地方和兼任御史大夫助理的工作中。初次任职鄠县时，他对一位酒税监的恶行表现出既规劝又凛然大义的刚正之气，让当地的不少官吏感到惊讶。这位酒税监以好贿赂而臭名昭著。他身体强壮有力而有纹身，如同是黑道中人，经常向人们示威号称他敢于杀人。实际上，这是为了避免被追究恶行而故意采取的威胁、恐吓手段。这一招在当地很奏效，不仅社会的一般人惧怕他，就是州府监司也不敢追查他。程颢到这里任职和他成了同事，他担心程颢揭发他，就放出常用的招法加以威胁，向程颢放言，人们都说他自盗官钱，新主薄如果告发他，将他逼到穷途未路，他就一定要杀人。程颢并没有被他的威胁所吓倒，坦然面对威胁并笑着说：“人之为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禄，讵肯为盗?万一有之，将救死不暇，安能杀人!”程颢的话在柔和的语气中又带着义正辞严的强硬，这位酒税监被程颢折服了，默然不敢再言。有感于程颢的刚正之气，他私下偿还了所盗取的官钱并改邪归正。可见，程颢具有的高超政治艺术。信奉伦理和道德的人，容易以伦理和道德自居，对人求全责备、苛刻严厉。程颢正直、刚正，但并不是一位嫉恶如仇的人，也不是道德上的洁癖者，而是能够从好的方面和同情的角度去看待人。他对待酒税监的做法就是给他出路，不是去揭发他，而是让他悔过自新。这也是程颢奉行儒家的教化和感化政治的做法。

宋代的御史制度也是监察机构。御史官主要负责监察和监督（“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辨，小事则奏弹”），也有权进言和进谏。官阶低的是任殿中侍御史（或监察御史），称“监察御史里行”。程颢的职位是权监察御史里行，其职位看来不是正职。但他能够直接向神宗进谏和进言并直言不讳，说明他深受神宗的赏识和器重，也没有言微身轻之感，表现出士大夫的自尊和自信。监察御史的职责是监督百官和督查各种不规行为。这固然重要，但程颢考虑更多的不是这方面，而是去帮助朝廷找到朝政的缺陷并加以完善。神宗召见他时，询问成为一个好御史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他没有从一般意义上履行好御史职责需要什么来回答，而是说“使臣拾遗补阙，裨赞朝廷，则可； 使臣掇拾臣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这是更高的治国眼光。神宗赞赏程颢的回答，认为他深得御史之要。比起监督，程颢更热衷于对朝廷建言和进谏。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多次上奏书，就帝国大政提出建言，其中主要内容之一是有关推行儒家教化和贤人政治的（有关这方面后述）。

在他当面向神宗进谏时，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意见，即便是批评性的，都直接向神宗道出。譬如，神宗支持王安石的变法，程颢对王安石的变法则有不同意见并加以批评，当然他不同于司马光等人一味攻击、否定。他认为变法事关重大，应该充分讨论。王安石能力不够又很独断，又有那么多的人反对，一定要慎思明辨，不能强制推行。但他的进谏没有得到神宗的采纳。执意变法和完全反对变法这两种立场势不两立，但程颢没有走极端，试图调和折中，并对两方都有诚恳和宽宏之意（虽然整体上他还是属于反对变法派的一方）。因此，在神宗罢免的反变法官员中没有程颢。但程颢认为他的立场同朝政的立场也不兼容，出于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正直，他也提出辞职。历史上不少儒者（君子儒、大儒）致力于学问和道德真理，具有强烈的独立自尊意识，以德抗势。尽管地位悬殊，但他们在君王面前不卑而亢（譬如孟子），忠于国家，敢于直言，即便冒着触怒君王的风险。对于神宗的进谏，程颢表现出正直，神宗也有宽宏之量，不以为忤，也不假声色。例如，有一次神宗表现出对辞令的兴趣并畅谈不已，程颢提出批评，说这不是君主的当务之急。神宗听后深以为然。即使神宗不接受程颢的建议，由于程颢的忠诚，他也很尊重程颢。程颢多次向神宗建言“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大讲尧舜之事，不尝言及功利。热心富国的神宗感到程颢的进言不切实际，但对他不失礼节，又谦称自己不敢担当尧舜之事。程颢并不因此停止自己的进言。

在神宗的生日庆典上，为了贺寿，后宫嫔们会献上奇巧珍异之物。按说这是人之常情，但正直的程颢认为这会分散君主的心思。他在朝堂上提出异议，并建议执政取消这一做法。执政没有接受他的意见，认为这只是后官嫔的心意，不是皇上的意思，没有不妥。程颢坚持认为这种做法带来很多害处，执政的看法不正确。执政无言以对。同堂大臣虽然不是程颢的志同道合的人，但也敬仰程颢的正直：“他人之贤者，犹可得而议也。乃若伯淳，则如美玉然，反覆视之，表里洞彻，莫见疵瑕。”

程颢对人的诚信不分贵贱，一视同仁，即使对奴仆也以诚相待相知，同他相交的这些人受其信任也不欺妄。记载说，他在澶州派遣一位奴仆携带许多钱币前往京师采购物品，这位奴仆没有父母，也没有妻子和子女，孤立一人，程颢的同僚听说他对这样的人委以重任，既惊讶又讥讽。但这位奴仆按期而回，顺利履行了程颢对他的委托，之前怀疑程颢做法的人也叹服程颢他的知人善任。

可见，程颢是诚信、忠诚和恭敬等伦理的信仰者和实践者。他的学生朱光庭把“诚”看成是其为学之本：“大抵先生之学，以诚为本，仰观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运行，阴阳之变化，所以然者，诚而已。俯察乎地，广博持载，山川之融结，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诚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参合无间，纯亦不已者，其在兹乎! 盖诚者天德也。圣人自诚而明，其静也渊停，其动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圣人之诚者也，自始学至于成德，虽天资颖彻同，绝出等夷，然卓然之见，一本于诚。故推而事亲则诚孝，事君则诚忠，友于兄弟则绰绰有裕，信于朋友则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则不愧于屋漏，临政爱民则如保乎赤子。非得夫圣人之诚，孰能与于斯?”

文章来源：《现代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