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军事地位的演变及其原因
长城作为中国的名片象征，其实在我国许多的古代朝代中，对长城的历代修建重视可以说是国家的军事大事。因为，中国在千百年的历史中，作为一个重要的农耕文明，不像位于北方的游牧民族那样流动性巨大。因此，在中国的古代修建像长城这样重要的军事要塞就显得十分必要。其中今天要讲述的就是曾经作为大明王朝在对抗北方草原民族的铁蹄侵袭下起到重要的作用军事要塞位置—神木。
神木作为我国陕西北部、秦晋蒙三省接壤地带。可以说是“黄河揽怀南下、长城横腰西飞。”
在历史上，神木地理位置是位于明朝时期延绥边防镇中重要的组成一环，不仅修建看大量的军事要塞与长城相互映衬下对抗北方草原民族袭扰，而且在神木当地及以南地区经济上经过秦到明千百年的发展开垦，依然成为历史上富饶的土地。为此神木该地区在明朝军事上具体起到怎样的作用，而其经济又是通过什么发展为富饶之地，下面我为大家将详细参数。
一、神木的地理位置对明朝军事的影响
神木位于陕西省北端，地处黄河中游，长城沿线。北接内蒙古，东跨黄河入山西，西越榆林、定边直通宁夏，是晋陕蒙三省交界地带的中心。整体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而东南又接黄土高原，因此东南地区又多丘陵地势多险要，更是利于方便修建大量的关隘；而依据周边黄河水域体系，形成天然的“水长城”，其地理位置优越，史称“南卫关中，北屏河套，左扼晋阳之险，右持灵夏之冲”。
并且神木的战略地理位置还十分的重要，根据神木“南卫关中，北屏河套，左扼晋阳之险，右持灵夏之冲”的说法，可以看见神木相当于当今交通要冲，并且又是挨近北方草原，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因此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在神木一带加强了军事和行政的管控，包括军事修建长城，而经济行政则是设立县郡。
而唐宋时期，神木的位置一样重要，在唐朝后期，吐蕃王朝与唐王朝就争夺西北地区的控制权发生了许多战事，其中就有唐大历十三年八月吐蕃进犯神木，凭借这地势险要再加上军事要塞的作用下，被唐郭子仪派李怀光击退。而在宋朝时期，神木作为抵御西夏的袭扰，作为前沿阵地更是其军事地位显著。因此地理位置为神木在历史上地位决定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神木在明朝时期的军事地位变化
神木在明成祖时期，并没有发挥之前的军事前沿重镇的作用，因为明朝建立之初的国体大方针是北上伐蒙，因此在明成祖北伐时期，神木更多的是位于明朝板块的腹地，因此地理位置上也就失去了原来的前沿御敌作用。在此期间神木的军事地位在明朝初期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然而在之前明成祖五次北伐时，在对外局势大好的情况下，明朝廷对于西北的神木一带局势错判，特别是在北伐后，并没有对该地区进行相应的地区建设重视，因此在正统年间，该地区逐渐失去了政府的管控力度，明显的就是撤离东胜卫，这直接导致了河套地区的战略空洞。
为此北方的草原民族继续卷土重来，以河套地区为战略跳板对大明造成了重要的边防威胁与袭扰。尤其是在春冬季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对神木以南的地带进行大量的南下掠夺袭扰。由此神木在此时期的军事地理位置就不得不显得十分的重要了。
在正统之后，明朝在被屡次的边患袭扰下，逐渐开始重视了对神木的长城边防要塞建设与当地的军事人员的扩充。其中就修建长城中，在历代之前王朝修建基础上，又扩增了外墙，称为“大边”，而内线则为“二边”。以大边和二边两道大型长城要塞的相互映衬下，再加上周边的天然山地河流的“天然长城”作为屏障下，有效的抵御防卫了神木一带免受蒙古的袭扰。
由此其神木的军事地理位置也在正统时期后，不断受到明朝廷的重视，神木的军事要冲前沿也为此重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三、神木周边地带的经济发展对军事地位的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特别是作为军事这方面，在对经济的持续输出上是具有极大的依赖的。而神木在长期经历数代王朝的经营，再加上神木境内，自古水草丰美，森林茂密。
为农耕经济的发展建设提供了强大的自然条件支持，在历朝历代就有许多迁户到此地进行开垦发展，特别是在当时明朝在实行的屯田制上允许放宽了私人到边境的土地开垦，并且当时当地官员的积极发展建设下，大力修建土木水利，建立引渠灌溉，使得神木逐渐变为富庶之地。
而再加上之前屯田制的相互配合影响下，吸引了从内陆各地的平民到此安家乐业。而当地人口的增加又为带动当地的市场贸易提供了大量的需求，再加上神木本身位于边关地带，因此无论是对内对外都能很好的做到内外贸易的纽带，从而增加了当地的经济市场繁荣。
而人口的增加和市场的繁荣大大的提高了当地的赋税，而当地的农业大量修建开垦，又为当地的粮饷提供了支持帮助。后备兵员也大大的得到补充，也减缓了大后方的人力物力资源压力与调配。
最后，神木在历史上对防卫草原游牧民族的侵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正是像神木这样的军事地带，成功的在历史上抵御住草原文化的南下，为农耕文明的发展延续提供了必要的保护作用，为此神木在历朝历代的军事要冲的作用十分显著。如今的神木虽然没有了历史上的军事地位性，但是其交通要冲的地理优越依旧发挥着余热。
参考文献：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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