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艰难抗战，是谁打出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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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泽兰小生

九一八事变后，抗击日寇的第一枪，是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总局局长黄显声打的。当时，他率领2000余名警察与日军在沈阳展开巷战，与不战而退的东北正规军形成强烈对比。

那么，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抵抗之后，又是谁打出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枪呢？

一、日本虽投降，战争仍继续

许多人觉得答案不言而喻。

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军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一颗原子弹，用跨时代的武器打出了自己在二战中的“最后一枪”。

实际上，美国方面还曾酝酿过一个预计投入250万兵力、旨在攻占整个日本的史上最大登陆作战“没落行动”（Operation Downfall），不过这个直指日本心脏的“灭国一击”未能获得实施机会。

8月8日，结束对德作战的苏军也大举南下掀起了“八月风暴”，日本苦心经营的伪满洲国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土崩瓦解。

眼见大势已去，日本天皇裕仁于8月15日向世界公开发表了那份有名的《终战诏书》。次日上午，蒋介石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名义向全国军民发表广播演说，宣布全国为欢庆抗战胜利而放假3日，饱经苦难的人们顷刻间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之中……

打住！虽然当时的人们确实因战争胜利而欣喜若狂，但这并不意味着战火就此彻底平息。特别是在形势复杂多变的东方陆战场上，全面反攻并非简单的最后一击，反而更像是开启了一场混合着多种政治因素的新较量。

先看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

以往的不少文章都将发生在湖南的芷江会战（1945年4月9日至6月7日）称作国军的对日最后一战，但距学者秦俊近些年来的研究成果，发生在河南境内的南阳会战（1945年3月21日至8月19日）更符合这一历史定位。

是役中国方面投入兵力14.8万人，日本方面投入兵力7万余人，西峡口成为双方争夺最激烈之区域。此战之所以持续到了8月15日之后，盖因被中国军队分割包围的日军与外界彻底失联，每日仍顽固地实施半小时炮击，直到8月20日方才放下武器并无条件接受了中国第一战区发布的受降命令。

次日，日本派出的乞降代表今井武夫等人抵达芷江，与时任国军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就具体受降事宜进行接洽，双方至此全面止战。

再看共产党主导的敌后战场。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公开声明；其后两天，朱德以八路军总司令的名义对各地中共武装连续发布了七道命令，要求各部对日伪军展开受降工作并坚决消灭一切顽抗拒降之敌。在美国的授意与蒋日的协商下，中国境内所划分的15个受降区全部由国军部队单独负责，在华日军只接受来自于国民政府的受降命令，对于中共方面的投降要求一律无视，甚至准许其采用“武力自卫”的方式进行拒绝。

不过，正如《让子弹飞》中张麻子的经典台词——“他要是体面，你就让他体面，他要是不体面，你就帮他体面”，对于自愿放下武器的日军，八路军均给予其受降资格，而对于那些顽抗到底分子，则给予一记重拳。

在迫降作战（1945年8月15日至9月2日）期间，八路军武装累计解放中小市县150余个，并取得了两项重大战果：

其一是八路军在苏军的战略配合下，于8月23日解放了民国时期察哈尔省的省会张家口，这也是抗战胜利后解放区范围内唯一一座大城市；

其二是东北抗联及地下党组织协助苏军主力，于8月26日攻克了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市的虎头要塞，这是日军与盟军之间最后一场大仗，后人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此终结”。

与西峡口日军不同的是，虎头要塞内的日军其实通过广播听到了《终战诏书》，但业已疯狂的高级军官们坚信这是敌人的心战宣传，逼迫守军战至全军覆没，将本来已要结束的战争又血腥延长了11天。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东宁要塞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况，部分暗堡在8月15日后仍有小股日军活动迹象，直到8月30日才在苏军的火力打击下完全消失。

▲解放张家口经典画面：大好河山

二、解放战争期间的日寇作乱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与一众同盟国代表在美国海军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之上，正式履行完了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法律程序，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终于画上了句号。喜讯在国内广泛传播时已是次日，这就是今日我们选择在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的由来。

9月9日，时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代表128余万日军，含驻台湾及越南之日军，不含东北境内的关东军，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递交了投降书，留下了那个永载史册的经典画面。

随后，中国战区内的16个受降区（含境外北越区）分别举行了各自的受降仪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着手准备审判日本的战争罪行，中国一方面派人赴东京全程参与，同时亦在国内组织各地高等法院与10个特设军事法庭，对有罪的日籍军政人员、汉奸、间谍等进行审判，包括“南京屠夫”谷寿夫在内的145人得到了应有的正义制裁。

如果只看这一条时间线，大多数人并不会感到有何独特之处，欧美国家对德国战败后的处置流程基本与之相同。可当我们将这条时间线放在更大尺度上来比对的话，日本投降后的这段历史就变得复杂起来。

用冷战史的标尺来衡量，我们就会清楚看到美国在日本处置问题上“前紧后松”的态度转变，时至今日，欧美国家与中俄两国在二战纪念问题上都未能步调一致，究竟是纪念“五八”、“五九”还是“九三”，小小的日期选择背后藏着大大的政治学问。

当时，国民政府不允许中共方面参与所有官方受降仪式，并纵容一部分日军作乱，迫使共产党不得不“将抗战进行到底”，打响了对日寇的“战后之战”。

首先，对于那些身处中共武装活动范围之内、尚未参与国民党方面受降活动的日军部队，我方均自主举行了相应的受降仪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下：

（1）1945年12月的沙沟受降，即八路军鲁南铁道大队在山东枣庄临城的沙沟火车站，完成了对约1000名日军的受降；

（2）1945年12月的高邮受降，即华中野战军在江苏高邮城内，完成了对891名日军和3493名伪军的受降；

（3）1946年1月的华丰受降，即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在山东华丰矿区的津浦路东太平站，完成了对约3000名日军的受降。

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发生于1945年12月19日至26日的高邮战役，粟裕领导下的华中野战军采用武力进攻与心战劝降相结合的方式，仅用一周就以微小代价拿下了日军盘踞6年之久的高邮城。当然，一直希望日伪军帮助自己“看住”高邮城、等待时机成熟后再来接收的国民政府，肯定不会对这场“抗日最后一役”给予什么正面评价，也不会给参战者颁发什么勋章。

▲高邮受降仪式

其次，对于打着“反共”旗号作乱的日本法西斯顽固势力，共产党方面均给予了严厉的武力惩戒。日本战败后，在华日军及侨民被分批遣返回国，但由于人数过于多、时间较长，不少日本人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到了国共内战的历史进程中，这在长期受日本殖民的东北地区尤为典型，譬如东北野战军就留用了不少日本技术人员与医护人员。国民政府判断敌友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反共”，就拿东北来说，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两例。

其一，1945年11月的辽宁鞍山剿匪作战。出关的八路军部队为了保卫这座刚解放不久的工业城市，与有3700人之众的邓国庆匪帮展开长达3天的激战，一举歼灭了这个由关东军残部、伪满洲国军警宪兵、国民党特务、当地土匪杂糅而成的反动武装。同一时期，鞍山市公安局还破获了山宅裕次郎、纪凤武等人“制造暴乱冲击党政机关、里应外合迎接国民党中央军”的犯罪计划。

其二，1946年2月的吉林通化平暴作战。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孙耕尧在国民党辽宁省党部的支持下，与原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达成了所谓的“合作协议”，打算发动一场以当地已投降日军为主力、日侨汉奸及国民党人员从旁协助的全面暴乱；2月3日凌晨，包括近4000名日本人在内的约1.3万名暴乱分子向共产党党政机关发起进攻，八路军凭借1000余人的有限兵力，在1天内取得了毙敌10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的辉煌战果。这一事件的史料在1985年被吉林文史委员会汇编为《他们为什么死在中国？》一书，后来还拍摄了同名电视剧。不过，鉴于参与暴乱的日军此前已被缴械，这场平暴作战尚不能动摇高邮战役“抗日最后一役”的地位。

▲同名电视剧海报

阎锡山也有主动联日的表现，他打着“防止山西赤化”的幌子，耗费重金聘用了大量日军日侨为己所用，人数最多时超过1万人，又补充进入不少中国士兵接受日本军官指挥，编成“崭编独立第十总队”（后更名为“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原“华北派遣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旅团长今村方策担任总队司令，独立第14旅团旅团长元泉馨担任太原绥靖公署中将副司令。后来，这些残留山西的日本人在1947-1949年间大多归国，余者在1948年10月至1949年4月的太原战役中被解放军全歼。

据统计，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山西残留日军被击毙人数在500以上，被俘人数约1000人，元泉馨、今村方策在绝望中自杀，而另一名重要头目城野宏则在被俘后接受了新中国的审判，在法庭上供述了自己参与指挥残留日军对抗解放军、亲眼目睹日军化学兵向解放军阵地发射毒气弹的情形。

1949年4月23日，随着太原获得解放，这段被阎锡山强行延长的日军侵华史被解放军彻底斩断，中国大陆上再也看不到任何日本侵略者横行作乱的身影。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是解放军，在东方战场的太原城下，打出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枪。

三、尾声：亚洲上空不散的阴魂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距离战争胜利之日已有75年，距离中日邦交恢复已有48年，距离冷战时代结束也有29年。但这并不代表那些在二战中犯下罪行的日寇被扫入了垃圾堆，恰恰相反，他们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下，以各种各样的面目融入到了战后75年的历史当中。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将重整旗鼓的希望寄托在了一部分日本军官身上，他台北圆山开办了一个有70余名日本军人担任教官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圆山军官训练团”，在1950-1952年间累计培训4696名国军各层级军官。

这群日本教官由冈村宁次牵线募集而来，带头人为化名为“白鸿亮”的原第23军少将参谋长富田直亮，简称为“白团”。这些日本人还秘密参与了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的推演拟制，可以说在假想层面上和解放军又进行了一轮隔空较量。

对于韩国来说，其建国起家的国防家底几乎全部来自于日据时代的伪军部队，而那个带领韩国经济腾飞的军事强人朴正熙，年轻时就曾以“高木正雄”的日籍朝鲜人身份就读于伪满洲国军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曾在伪满洲国境内与抗日势力作战。

日本战败后他逃回国内参加韩军，之后一路高升至陆军少将，并于1961年发动军事政变改写了韩国历史。

▲蒋介石与白团成员

在日军曾经肆虐过的马来群岛地区，1974年接连爆出了两条奇闻。1974年3月10日，一位名叫小野田宽郎的52岁日本老兵在菲律宾卢邦岛上，正式接受了来自老长官谷口义美少佐当面宣读的停战投降令，结束了他在山林中长达29年的顽抗生涯。

据报道称，他和其他几个早已投降或死去的同伴，在数十年间在当地累计造成了高达130人的伤亡。无独有偶，9个月后的12月29日，印度尼西亚政府在本国的摩罗泰岛上，也找到了有一个形同野人的54岁日本老兵中村辉夫，令其在躲藏“敌人”近30年后重见天日。

日本老兵三十年不投降的新闻本就令人啧啧称奇，但更令人感到五味杂陈的，则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归宿。犯下过众多杀人罪行的小野田宽郎，竟然在日本政府的斡旋下获得了菲律宾总统的赦免，并且以“不屈英雄”的姿态重返故土，成为了媒体争相报道的“昭和精神代言人”，一直活到2014年1月16日才因肺炎死去，终年91岁。

至于那些死在他枪口下的无辜生命，没有什么人会去关心。

▲投降后的小野田宽郎

读史至此，不禁令人长吁短叹。

附录：文中“对日最后一枪”相关事件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