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7年，也就是宋治平四年的冬天，在轰轰烈烈“濮议”过去之后，英宗赵曙病倒了。继他即位之时生的那场“病”来说，赵曙这次是真真实实的病危了，而此时，他才年仅36岁，正当盛年的他即将在病榻上悲惨地度过他的余生。
治平四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宋英宗的病情突然加重。在当时的首相韩琦的坚持下，奄奄一息的英宗握笔在床沿写下了七个字，“立大王为皇太子”，这是指将他的长子赵顼立为皇储。当时大学士张方平奉命拟写遗嘱，于是英宗长子，颖王赵顼被立为皇太子，这也就是后来的宋神宗。
十五天后的正月初八，宋英宗赵曙因病驾崩于福宁宫，后葬于永厚陵。在首相韩琦的主持下，年方二十的颖王赵顼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宋神宗，尊皇太后曹氏为太皇太后，皇后高氏为皇太后。北宋王朝在这一刻迎来了神宗的时代。
宋神宗赵顼，英宗的长子，即位之前即被封为颖王，他出生时“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成云”，可见这孩子是被上天眷顾的。这是历史记载中惯用的手法，皇帝的出生都会带有祥瑞的征兆，证明他的出生是不平凡的，他的人生注定会有所作为。这样例子数不胜数，宋神宗也是一样。
赵顼的成长过程是非常特殊的，由于他的父亲赵忠实，也就是后来的英宗不是仁宗赵祯的亲生儿子，所以年幼的赵顼没在皇宫里长大，更没有受过皇子必备的传统教育。他在自由的环境中慢慢成长起来，长成了一个不带迂腐之气，性格独立的青年皇帝。他比起其他的皇子，他更了解民生疾苦，更想造福天下万民。
所谓“子不类父”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宋神宗的性格和他的父亲赵曙完全不一样，这在他其后的统治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神宗不想像他的父亲英宗那样无所作为，在年轻的赵顼心中，一直有个远大的理想，让宋朝在他的手中摆脱所受的屈辱，恢复开国时的气象。
他的一生一直都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平民百姓的利益，这不止是在宋朝，在中国的整个历史之中都是极其少见的。神宗即位三天后，三司使韩绛上书言，国库入不敷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亏空。宋神宗大吃一惊。那么这个巨大的亏空是怎么形成的呢？
首先，宋朝繁冗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军事制度给北宋的经济造成了过重的负担，再加上自与西夏开战以来，庞大的军用开支占用了国库相当一部分，更何况每年朝廷还要送给西夏国一笔十分丰厚的岁币。如此一来，国库已然空虚，支撑国家运转已然勉强，何谈再有其他作为？
面对如此局面，年轻的宋神宗百思不得其解，然而朝政还需处理，国家的运转，民生、军事等各个方面都需要钱财，但如何为国库增收是当务之急。自古以来增加钱财无非两途，一是开源，二是节流。
于是神宗下旨，自皇帝始，朝廷上下谨当节俭，英宗的葬礼规模在一定的条件下被削减，他更减少了他登基赐给臣下的恩赏钱。“节流”他已着手去做，至于“开源”，刚即位的宋神宗虽然血气方刚，志向远大，对此却是有心无力。
要治理好一个国家，首先要了解这个国家的运转状况。英宗的丧礼过后，神宗下令臣下讲言，围绕的中心是“论仁宗、英宗两朝积弊。”这已属老生常谈，臣下们纷纷上书言事，但基本都是官面文章，不痛不痒，击不中要害。
此时，司马光上书认为要除仁、英两朝积弊，要点在于“官人、信赏、必罚”三点，神宗对此也很赞同，于是继续向他询问具体政策，并清司马光帮助他改革政治，造福百姓。这时，司马光让神宗失望了，他虽然有想法，但对于实际操作却没有具体且行之有效的办法。
在司马光之后，前朝宰相富弼又回到了开封。这位谦谦君子在英宗朝混乱的朝政打击下离开了权力斗争的漩涡，神宗即位，广开言路，他似乎又看到了新的希望。国有明君，自然值得他出山辅佐。虚心求教的宋神宗马上接见了他。
富弼以他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年轻的神宗，为君之道在于隐藏自己的喜好，如果城府不深，臣子就会为了迎合君主的喜好搜刮民财，取悦主上。但关于富国图强，富弼认为神宗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不应轻易言兵，更不能草率想要改变祖宗法度，这样只会贻乱天下，失去民心。
司马光、富弼等元老重臣的温和治国方略远远满足不了年轻的神宗想创造一番事业的热情。宋神宗想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成就千古伟业，但满朝上下却找不出一人能帮助他实现富国强兵的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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