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强北，这三个字一直是深圳发展的一个传说。
自从改革开放后成立深圳经济特区，它便有着“中国硅谷”的美誉。
华强北，它还是一个复杂的江湖。
水货遍地，灰色利益交织，被人诟病作“假货天堂”。
在这个曾经不起眼的小地方，至少走出了几十个五百强企业。
也有许多梦想和金钱在此处夭折，无数人跑路、跳楼、发疯，流浪街头......
从1984年总设计师首次视察华强北，四年后格电子配套市场建立，
再到后疫情时期的当下，美妆、直播纷纷入场，乘风破浪。
毫无疑问，老江湖即将续写新的传奇。
1.万丈高楼平地起
华强北的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1979年，那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春天。
在广东酷暑未退的秋季，清远粤北兵工厂的领导们围坐在办公室，满脸愁容。
彼时的兵工厂是由一些生产军用无线电半导体的企业联合而成，是广东科技顶尖的企业。
改革开放后要不要从这片山沟沟搬离？这成了会议上始终争论不下的一个问题。
最后，在厂领导的坚决之下，会上一众人同意了搬厂的决定。
为了减轻上级审批压力，他们学着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方式，写“万言书”，盖“血手印”。
令兵工厂一众企业领导惊讶的是，仅仅过了三天，“万言书”就得到了答复。
领导们拿着回复意见奔走呼号，一个月后，三个主厂被大货车载到了深圳福田。
走在今天福田的深南大道，车水马龙，高楼耸立，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有活力的地段之一。
但在四十年前，彼时的福田却只有一片农田，荒地，稀稀落落的木屋还有成群的麻雀。
货车到站，而前来迎接的广东省领导在看完划地申请以后走到旁边拔了一根杂草。
正当众人疑惑不解的时候，领导却将杂草往远处一挥，说道：“就那了，给你们划的地。”
落户以后，三个兵工厂改为民营企业，专做民用家电，过往的军用代号也被取消。
工厂众人琢磨了半天，最终决定将企业的名字改成“华强”。
因为“华强”这个名字，意即中华强大。
不久，随着市内道路规划的需要，华强公司附近新规划了一条路，叫“华强路”。
来自中国各地的工程兵开始在深圳河这片方兴未艾的土地上挖山建厂。
而当初那些所谓的“工厂”，只不过是些用茅草搭建起来的小平房。
但也就是这些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茅草屋，构成了深圳特区经济发展的先声。
一开始，建立起来的工厂还不叫华强北，而是叫做“上步轻工业区”，专门做电子加工。
但由于华强公司入驻得早，过往的商客和当地居住的居民喜欢称它作“华强北”。
1981年1月20日，正对着宝华大厦，隔着一条华强北步行街的深圳电子大厦正式动工。
8个月后，高约70米，共20层的大厦竣工，成为当时深圳经济特区唯一一栋高楼。
在深圳河对岸的香港落马洲，这群人一直将大厦的建设看作特区发展的晴雨表。
那些紧盯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企业主和商会，看到电子大厦建成后无不松了口气。
“这一回，中国即将拥抱世界。”
2.合众为一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被中央调遣的基建工程部持续南下建设深圳。
1983年，华强北的新建工厂已经达到了50家，而在4年前，落地工厂不超过5家。
声势浩大的华强北也吸纳了电子工业部和兵器部等大型工业部门入驻。
一年后，总设计师再度南下视察华强北，观看了一场人机对弈的表演。
他用一口地域味极浓的川普说出了流传至今的话：“电脑要从娃娃抓起”。
转眼间，1985年在深圳华强北成立办事处的电子工业部正式组织发起“整合计划”。
将在深圳各地分散零散的小型电子企业整合成立了深圳电子集团。
之所以电子工业部做这件事毫无阻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企业前身均为国企。
深圳电子集团旗下整合了华强、康佳等117家电子企业，这些企业如今依旧活跃在一线。
三年后，深圳电子集团更名为赛格电子集团，并在华强北开辟出一个电子配套市场。
从现在往前看，可以说电子工业部的这一举动直接让华强北成了亚洲最大的电子交易市场。
在赛格声名鹊起的同时，仅一街之隔的华强电子集团决定将老厂房迁到关外。
而原来厂房的旧址仿造“赛格模式”新建起了一座达6万多平米的“华强电子世界”。
华强和赛格，自此成了深圳华强北这一地标的两个霸主。
其他小厂在这一阶段也迅速蜕变，太平洋、新亚洲等电子市场纷纷建立。
无数的“一米柜台”在这些市场中迅速占领位置，每一个柜台就是一家商铺。
直到现在，华强北所有的电子市场均都沿袭了过往“一米柜台”的传统。
用今天的视角去看，位置小店铺多，谁会想去这里摆摊？赚得到钱吗？
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这些柜台在当时简直无比吃香。
华强电子市场发盘的时候，6万平方的商铺招商，3个小时后一抢而空。
由于登记人数过多，就连华强集团的发放的申请登记表都不够用了。
只要当时蹲在华强集团的办公室拿到铺位申请表，在街上就能卖出5万块。
“抢到了铺位做什么都能发财。” 这是彼时华强北流传最广的一句话。
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放在那个激荡蓬勃的年代却没有人会质疑。
外商和资金纷纷涌入，而深圳华强北就是大陆直面金钱的第一道窗口。
3.“玩火自焚”
2003年，华强北的工厂能够造收音机、MP3，几乎能够造出所有日用的电子产品。
但在类似手机这类高技术壁垒的电子产品面前，它却只能折戟兵败。
也就是在这一年，台湾联发科打破了技术壁垒，推出了一款单芯片的手机解决方案。
一开始只是摄影、MP3，后来更是普及了触摸屏和视频功能，而这些仅需要小小的一块芯片。
换言之，厂商在拿到芯片以后，加个电池和外壳便能大批量生产手机。
凭借着完整到“完美”的电子产业链，华强北迎来了它最巅峰，最疯狂的时代。
台湾联发科成功的技术攻关，推动了集成芯片的大量生产。
借着香港的窗口，无数的水货和山寨货一股脑地涌进了华强北。
这些手机写着型号，写着功能，但唯独没有关于厂家的任何信息。
但这些质量问题并不是商人们所关心的，他们更在意什么时候能拿到货。
毕竟在一台上万元的正版手机面前，会有无数人折服从而选择低廉的无牌手机。
为了抢货，渠道分销商几乎扎堆到工厂守着，工厂员工每天加班加点地赶制出货。
而在如今，分销商往往会和代工厂有更为隐秘的灰色关系，经常是一商垄断一厂。
拿到货以后，分销商便会火速赶往华强北交易市场分摊给每个柜台商铺。
每天早上还不到8点，密密麻麻的从各地来拿货的商贩就盯准了载货货车。
卸货不到一小时，80%的“A货”就被倾销一空。
国内市场嗷嗷待哺的需求也致使华强北的生意火爆到无边。
市场柜台的月租一度被炒到了30万，档口的转让费甚至能在商业中心买套房。
但生产出来的手机只能在背后印上“SZ”两个字母，久而久之就成了山寨的代名词。
随着山寨机在国内畅销，后来还成了产品出海的“典范”。
华强北即便顶着亚洲最大电子市场的名头也禁不住“山寨”二字的臭名远扬。
后来甚至连许多外国大企直接点名禁用带有“深圳”或“华强北”字样的产品。
也就是在那几年，蜂拥而至的调查记者来到华强北，揭露山寨产业链黑幕。
2007年，迫于舆论压力的深圳市领导班子也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场”行动。
此后每年的315晚会华强北均会上榜，“山寨”已然成了深圳人心照不宣的秘密。
4.最后的辉煌
2011年，华强北山寨机迎来了最后的辉煌和终结。
深度调查了华强北市场的福田警方一举出动，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假货清缴行动。
那一天的曼哈数码广场居民楼，近千部山寨苹果、诺基亚手机被人从18楼往下丢。
那一年的华强北山寨帝国，无数处于灰色产业链上的商人、老板，工厂主纷纷跌落。
破产、负债甚至是自杀，这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如今早已被华强北人讲烦也听腻了。
“山寨龙脉一断，转型不成，华强北就死了。”
2013年，华强北工业区被封街改造长达四年之久，打算建成商业区。
在这段时间，华强北被整体改造，修建了地铁，道路也被重新规划。
四年光阴，山寨机行业没落，外部电商和互联网兴起，种种变化都将华强北推入了低谷。
2017年开年，趁着春节假期的好日子，华强北封街改造的挡板正式被拆除。
西边“华强”，东边“赛格”，两家大厂依旧在坚守，但人流如潮的状况已然终结。
随着矿机的“暴雷”，主打挖矿的华强北再度遭遇了恢复之后的重大打击。
“华强北已死”，“逃离华强北”的呼声不断在网上蔓延。
华强北辉煌的日子如今落下了帷幕，但关于华强北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直到现在，潮汕人依旧穿着拖鞋泡着茶招呼客人，在店铺盘着腿做着买卖。
客家人背着小挎包坐在椅子上给客人修着手机，玻璃橱柜外写着“手机维修”四个大字。
推着大件货品的背包客，站在路边开发票的大妈，来来往往的外卖小哥。
如今这些人才是自我革新后的华强北的真正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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