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与重臣公器私用的权力游戏，看秦汉时期行政权力的传承与世袭

从春秋时期开始，中国开始进入到贵族制社会的发展阶段，贵族在整个官方体系中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特殊权力和资源。在秦代之后，全国统一的官僚体系开始正式运作，位居政坛核心的权臣开始和贵族分享国家的各项红利。由于秦代飨国短暂，所以很多方面呈现得并不明显。到了汉代时期，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也需要股肱重臣和心腹近臣来为自己处理行政上的若干事务。所以贵族和权臣共同掌管公共权力的情况由此出现。汉初主要是军功贵族集团凭借着开国之功以血缘、爵位为纽带将身份地位不断传承下去。历代的列侯都拥有参与国政的机会，甚至有些人可以官至三公位极人臣，比如周亚夫。汉中期之后就是以外戚和白衣公卿为代表的权臣体系，他们凭借皇帝的宠幸和与皇帝之间的血缘姻亲关系而得以将国家公器独揽于自己家族内部，并且实现世袭。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贵族与重臣的权力游戏

春秋战国时期，权力一直在贵族的掌握之中，普通人无法染指上层政权。商鞅变法之后才打破了贵族世卿世禄的体系，普通人才得以跻身上流。而到了秦代之后，以三公为首的官僚体系开始运作。他们是国家政权的实际执行人，是皇权意志的践行者，所以他们的手中也握有强大的政治权力。由于当时的知识不够普及，官僚和贵族家庭出身的子弟享有先天的优势。比如秦朝的丞相李斯在位多年，他的儿子李由也做到了三川郡守，是秦朝的封疆大吏。在天下大乱之时李由扼守险关要隘——荥阳城，后来被刘邦的部下曹参所杀。据《史记》记载：

“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

李斯本是布衣出身，完全都是因为得到了秦始皇的赏识才能够官拜丞相。他的子弟身份显赫也是因为权力的世袭和代际转移，凭借李斯的重臣身份而得以青云直上。如果不是李斯被赵高陷害加上陈胜吴广起义以至于天下大乱，那么李由的未来前程还是一片光明的。

而到了汉代也是如此，汉初为了奖励军功册封了大批的列侯和关内侯，这些人就成为了汉朝的新兴贵族，并且长期垄断了国家的行政权。从高祖至汉文帝末年，这批贵族都是高级官员的不二人选。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审食其、周勃、灌婴等人都是军功贵族集团中的头面人物，相继而成为汉朝丞相。到了汉景帝时期，军功贵族的第二代领袖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走上了丞相的宝座。汉代的国家公器正式在军功贵族的手中实现了代际传递，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令权力代代传承，长盛不衰。周亚夫最后被汉景帝罗织入狱，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要打破这种乱象，将权力真正收归皇帝的手中。据《汉书》记载：

“（汉景帝）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无何，亚夫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与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怨而上变告子，事连污亚夫。书既闻，上下吏。”

这样的处理方式很明显就是要制裁周亚夫，注定在劫难逃。代替他丞相之位的是布衣出身的卫绾，彻底扭转了军功贵族一家独大的局面，可见皇帝早就有所安排。

到了汉武帝时期，皇权进一步高度集中，十余任丞相皆没有善终。可是在他驾崩后，权力却再度出现了世袭的情况。汉武帝指定的首席辅政大臣霍光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弟弟，霍光病故后他的儿子霍禹随即继任了大司马一职，而霍氏家族在朝廷中的分布情况也令人咋舌。据史料记载：

“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出为安定太守。数月，复出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顷之，复徙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

这样的布局很明显就是要把权力长期地传承下去，将公权力变为某一个家族的私有物。虽然汉宣帝剪除了霍氏家族，但是数十年后汉朝的最高行政权还是被外戚王氏家族所掌握。王氏兄弟子侄之间互相传承接替执掌大司马之位，直接导致西汉江山被王莽所篡夺，这场权力的游戏也最终划下了句点。

为何汉朝的行政权力会出现世袭情况

首先，汉朝的爵位世袭制度对于行政权力有影响侵蚀作用。行政权力是官僚所掌握的国家公器，它和贵族世袭享有的爵位不同。汉代的爵位除了刘姓诸侯王之外，基本上只局限在一县之内。列侯的权力也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对于整个国家的大政方针影响十分轻微。但是，爵位的世袭会激发起列侯对于政权的渴望与恋栈之心，他们幻想着国家大权也可以在一个小圈子内进行传承和世袭。这样既可以保证他们爵位的稳定，也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这也是皇帝下决心大力打击这些力量的原因，据《汉书》记载霍氏一族败亡前夕，有人上书云：

“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

想要实现政权的世袭，必然要任人唯亲、党同伐异，大力压制年轻一辈甚至是排除异己。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会招致怨恨，所以无论是汉初军功集团还是霍氏一族都难以逃脱败亡的命运。

其次，皇帝的更迭不受人力与制度的控制，很大程度上会出现政治上的惯性。汉高祖时期，由于国家的人才选拔制度没有完善，所以只能够运用皇帝身边的军功贵族集团。这一现象本来应该在汉惠帝时期改变，但是没想到汉惠帝中途夭折，致使无法推行国政吸纳人才，实现新陈代谢。后来又发生了诸吕之乱，使得国家政坛盘根错节，事态十分复杂。所以，汉文帝继位后也一直尊重元老的权益，直到景帝时期才开始大力革新，改变旧貌。汉武帝后期也是如此，霍光等大臣是为了在汉昭帝成年之前辅佐他而存在的，但汉昭帝也是英年早逝。昌邑王刘贺和汉宣帝相继登基称帝，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只能是让政权稳固在一些人的手中，即使是出现了代际之间的更替世袭也只能听之任之。可是，待到汉宣帝羽翼丰满之时一举将霍氏家族连根拔起，以此证明了皇权的威严。可见与虎谋皮的权力游戏，最后往往只会带来一片凄惨零落的胜利。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很多的权臣和贵族通过血缘的纽带和特殊的身份地位，在已经享有了世袭的爵位之外，还妄图想要将行政权也彻底垄断，世代传承。这样的情况在汉代初期的军功贵族集团中和后来的外戚集团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由于已经影响到了国家的正常良好运作，这种权力的游戏往往都会在最后由皇帝出手彻底了结，成为历史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