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者对“天下观”的相关研究

中国是何时具有“天下观”这个概念的？现当代学者又是对此如何研究的，本文进行了相关论述。现当代学者对于“天下观”基本上采取了两种路径进行研究，一种是纵向的天下观视角，另一种是从天下国家的视角。前者主要从历史学、哲学的角度来探究天下观的核心内涵，追溯其历史演变过程和脉络，尤其是从先秦到西汉时期天下观的成型时期是被着重研究的；后一种角度是从横向的天下国家的视角，从文化、疆域、民族等方面来研究天下观与国家、民族、疆域的关系。

在天下观的内涵和演变探究中，李宪堂（2012）认为，“天下观”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世界观”，它是以“天道”和“天命”的形式来呈现世界的意义，也规定了“人”进入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同时集中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价值取向、思维旨趣和认知偏好，也为中华民族的思维和人们实践活动提供了一个认知框架。

对于“天下观”的演变，他认为“鸿蒙初辟时期确立的 ‘天圆地方’的空间秩序是 ‘天下观’的预设性框架；上古先人谋于鬼神的 ‘测天术’是“天下观’得以形成的逻辑起点———由此建构起了一种影响深远的绝对中心观念；商周之际及其后的社会与思想变革确立了它的外在形态和文化内涵；战国时期 ‘以类行杂’的帝王学为它赋予系统化、条理化的有机秩序；秦汉大一统专制王朝的建立，使它最终成为一个意义完备且充实的概念，成为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民族性 ‘世界观’———内含民族独特生存体验的生命境域。”刘恩允(2011)从对儒家思想“天下观”的剖析中，认为“天下观”是把民心作为基础之一, 它是基于个体而又超个体的，从源头就使“小我”以“大我”的态度和方式去融于社会和世界。张颖（2014）对中国历史基因的探究中分析“天下观”，认为当代中国就是根据历史传承的“天下观”，从而形成了统一中华民族的认同。刘喜涛（2014）对历史上明朝时期的天下观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明朝的天下观亦可称为明朝的东亚观，可以概括为坚守中国正统，由 ‘天下一统’的传统 ‘单一中心’向 ‘多个中心’的天下观转变。”即从明朝建国伊始，天下一统的观念开始淡薄，随之而起的是多中心的天下观，就是开始认为世界至少是东亚世界范围内，是存在多个独立的国家，存在多种文化个体。

从横向天下国家的视角研究的学者中，都是从“天下观”与国家、疆域和民族的关系进行讨论和研究的，学者彭丰文在她著作《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中，对“天下国家”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解读，她认为，所谓的“天下国家”，即是主张“一个天下，一个国家”，也就是将天下所有土地和所有民族纳入一个国家、一个君王的统治之下，就如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对天下国家最好的诠释。正如李克剑（2015）所讲，“天下观”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可以说它就是中国古人的哲学观、地理观以及文化观和政治观的多重叠加，在历史文献之中随处可见“天下”一词，通常是“国家”的代名词，他认为“天下观”就是“国家观”，“天下”与“国家”息息相关。徐黎丽（2015）和李姝睿（2015）探究了“天下观”对中国边疆治理的影响，认为源于春秋战国之时的“大一统天下观”是历经战乱的古代中国人对国家类型的期盼和提升，受这一“天下观”对影响，边疆统一、国家认同和以和为主便成为中国边疆观念的核心。 就此观点，罗尧（2015）也提出，传统“天下观”中的“中国”是一个文化概念，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实体。不过，随着民国建立之后，中国的国家属性从传统的帝国转型成现代民族国家，在当时学者关于边疆地理研究著述的推动下，传统天下观逐步向现代的国土观转型。赵汀阳先生在他的著作《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把中国人熟悉的“天下”概念置于当今的全球问题思考之中，并且重新界定了中国的“天下”这一理论，赋予了“天下观念”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全人类的意义。扩展了“天下”新的范围和含义。

综上两个视角的研究，笔者认为“天下观”自出现到成熟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历代学者的认识和补充过程中，其内涵与深度都在不断深入和完善，其广度也在不断扩展，“天下观”传承至今，在文化、思想和政治治理等方面对国家和民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既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思想之一，也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至今的核心支柱之一。从鸿蒙初辟时期所确立的“天下观”预设框架，到今日“天下观”所表现的“国家观”以及“全球观”等，都增加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也促进了国家的和谐发展。而其中秦汉时期，作为“天下观”成型之时，是被历来学界所重视的，它系统化和理论化了之前“天下观”的成果，使其成为一个有自身完备意义的概念，形成融入民族和人民的一种文化观念和思想，既使得人们形成了文化认同从而促进了民族的团结，也巩固了国家的政治统治。就此观点，笔者认为“天下观”是一种文化概念，是一种哲学观念，是一种超越国家地理概念的思想。它在中国分分合合的历史进程中，从未断绝，并且在封建国家的“大一统”统治中，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层面和政治层面的作用和影响。正是人人心怀“天下之观”，认同和追求“天下大同”，才更希望国家和平与团结，被统治者自认为自己是“天下之民”，有着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感，使得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能够被代代传承、源远流长；也正是由于统治阶层心怀“天下”，心系“天下”，才更多的关注民生，维护统治，努力促进“善治”，政治策略和眼光也能够更加广阔和长远，从而也更好的维护了政治统治。

本文主要通过对秦代名相吕不韦主持编纂的著作《吕氏春秋》中“天下观”的认识和剖析，追溯“天下观”成型时期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过程，探究秦朝大一统前后的“天下观”，探析其对后世的影响，对当今中华文化认同感的影响。在先秦百家争鸣之后，以黄老道家为主，“兼儒墨，合名法”，“一字千金”的《吕氏春秋》，作为先秦时期的重要巨著，成书于秦国统一六国的前夕，其阐述的“天下观”通过对先秦百家的修正，形成自己的特色，其“大一统天下观”为历代统治者的政治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哲学上所体现的自然主义，遵从道家天、地、人的三个主题，努力阐明“天道”的内涵，也试图归纳治乱存亡的历史经验和规律，对政治管理有着重要意义，对哲学中的“天下观”发展和成熟以及道家思想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试从哲学的角度，对《吕氏春秋》中的“天下观”进行认识，以明晰其意义和影响，通过探究加深对现当代“天下观”的认识和理解，使优良的思想文化更好的指导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