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霞：钱大昕的诗学主张及理论渊源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钱大昕是乾嘉时期最为渊博专精的学者之一。虽然他一生以经史子学著称于世，然其初入仕途即受重用，却是因1751年乾隆南巡献赋行在而被特赐为举人，官内阁中书。换言之，他是因文学才华而踏入庙堂的。王昶在其墓志中云：“君弱冠，与东南名士吴企晋、赵损之、曹来殷辈精研风雅，兼有唐宋。官翰林十余年，所进应奉文字及御试诗赋，恒邀睿赏，故诗格在白太傅、刘宾客之间。文法欧阳文忠、曾文定、归太仆，从容渊懿，质有其文。读其全集，如见为端人正士也。”这是他的莫逆好友对其文学才华的概括。

钱大昕与妻兄王鸣盛年轻时均以擅写诗歌和古文得名吴中，诗著被沈德潜选入《江左七子诗选》。他们在紫阳书院亲炙于沈氏，承这位“江南老名士”指授，后世便认为沈德潜是钱氏诗学上的导师，实则不尽然。钱氏诗学的启蒙老师是其父钱桂发，他在《先考小山府君行述》中说：“府君独喜教不孝为诗，示以唐人安章宅句之法，又谓诗文非空疏无学者所能为，贷钱为不孝购书，恣其翻阅。”钱桂发是贤明之父，能自拔于俗流，在举子们矢志功名而不屑为诗时，教导儿子作诗，并诲之以诗与学之关系；对于学术，他亦保持相当通达的态度，教育钱氏兄弟“但务实学”，不以科第为急。钱桂发之学来自其父钱王炯，钱大昕《先大父赠奉政大夫府君家传》言祖父既重视小学，又“四部书靡不研究”。家学的潜浸濡染为钱大昕的诗歌和古文写作打下了基础。

钱大昕因献赋而被特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对这样的恩典，“貌不矜张”的他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作诗云：“葵藿忽回初日照，莺鸠何分上林栖……却笑杜陵夸献赋，五年才得尉河西。”王昶言其诗“清而能醇，质而有法”。吕友仁认为钱诗是学者之诗，“是史学家的诗”，他“大量的咏史、纪游等诗，都可作如是观”。

钱大昕的诗学观受乡贤张锡爵和张鹏翀影响甚深。少年钱大昕曾受学于张锡爵。张锡爵晚年自号钝闲诗老，“盖以辛敬之(辛愿)、程孟阳(程嘉燧)自况”，钱氏称张锡爵“诗家长城，超程轶辛”(《钝闲诗老张先生墓志铭》)。钱大昕认为辛愿所短在于朴直，程嘉燧乏于风力，张锡爵“有实有华，根柢盘固”，诗既丰丽又有风骨。张锡爵弱冠之时便与张鹏翀、张揆方(张云章之子)、朱厚章等人结社酬唱，“抗志希古，不为俗学，间就正于族父朴村征士，所得益博而醇”。他学诗就正于张云章，钱大昕言其“根柢盘固，亦正而葩”，当不是虚誉。

张锡爵与张鹏翀乃族人兼诗友，诗论接近，张鹏翀和御制诗时云“小臣生长文章薮，早作诗坛牛马走”，表明其诗学来自嘉定诗教传统。张鹏翀好盛唐之音，“不趋险僻，不尚纤靡”(马荣祖《张南华宫詹诗序》)，他的诗观渊源于程嘉燧的性情论。

一般而言，少年时期所受影响往往会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终生的印记。因此，我们可由张锡爵、张鹏翀的诗论来理解钱大昕少时所处的诗学环境。钱氏岳丈王尔达论诗宗苏轼、陆游。苏、陆虽是宋诗宗师，但精神风骨与唐诗相通。钱氏受岳丈影响，诗学取径唐宋大家，一如其古文之路数。他的诗论集中在《李南涧诗集序》《瓯北集序》《春星草堂诗集序》等文中。

钱大昕评李南涧诗曰：“读之似近而远，似质而雅，似浅而深，中有所得，而不徇乎流俗之嗜好，此非有不平而鸣者也，此不言穷而工者也，此真合乎古诗人之性情而必传之诗也。”这是典型的“性情论”，强调“不徇乎流俗之嗜好”。《瓯北集序》更充分地表露了他的诗观：“沧浪比诗于禅，沾沾于流派，较其异同，诗家门户之别，实启于此。究其所谓别材别趣者，只是依墙傍壁，初非真性情所寓，而转蹈于空疏不学之习……秀水谓诗必原本经史，固合于子美读书万卷、下笔有神之旨，然使无真材逸趣以驱使之，则藻采虽繁，臭味不属，又何以解祭鱼、点鬼、疥骆驼、掉书袋之诮乎？夫唯有绝人之才，有过人之趣，有兼人之学，乃能奄有古人之长，而不袭古人之貌，然后可以卓然自成为一大家。”他的诗论综合了严羽与朱彝尊两家之长：以学识为根本，以真材逸趣为动力，才、趣、学缺一不可，方能卓然自成一家。他的“才、情、学”合一之论与“嘉定四先生”(唐时升、娄坚、李流芳、程嘉燧)、黄淳耀、钱谦益诗论一脉相承。实学加真性情，也使他的诗自别于他人，不需袭取古人面貌。他既反对空疏不学，又反对无性情面目地掉书袋，可见其视野开阔、胸襟坦荡，能出唐入宋，博采诸家之长。

钱大昕在《春星草堂诗集序》中再次明确了自己的诗学观点：“昔人言史有三长，愚谓诗亦有四长，曰才，曰学，曰识，曰情。放笔千言，挥洒自如，诗之才也；含经咀史，无一字无来历，诗之学也；转益多师，涤淫哇而远鄙俗，诗之识也；境往神留，语近意深，诗之情也。”

钱大昕的诗论兼容了王士禛“神韵说”之才情与叶燮、沈德潜之诗教，甚接近叶燮以理、事、情为诗之本的观点。叶燮《原诗》提出“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才、胆、识、力”四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理、事、情三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叶燮是沈德潜的老师，沈氏《说诗晬语》多袭叶燮诗教，钱大昕上溯至叶燮之论不足为奇。他将叶燮的“物、我”结合、精炼，凝练传神地提出诗之本“才、学、识、情”，即合叶氏的“理、事”为“学”，合“胆”于“识”，合“力”于“才”，要求物我交融、情事交融。这更符合实际的创作状态。客观地讲，他的诗论比沈德潜之论更为切实，在此指导下作诗，因其有“真我”的存在，故更能去陈布新、摆脱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