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存在着这样一个最为寻常而又最为奇怪的规律：
无数的伟人——他们基于不同的现实，怀抱着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堪称伟大的目的，创造出许多至少自认为十分完美的思想、制度或者机构。
但是因为人性与时势使然，在他们去世之后，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往往会沿着一条他们完全想象不到的轨迹发展。
锦衣卫就是这样一个机构。
朱元璋及其辅臣们创设它的目的，起初只是让它履行仪仗职能。
但是，基于现实的需要，太祖本人及其继承者逐渐赋予它越来越多的权力。
权力纠葛 ×祸福兴亡 ×缉奸弭盗
易强 著
后浪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而锦衣卫在拥有了足够多的权力之后，又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或者通过与其他组织的合作，争取到了更多的机会。
最终，它起到的作用，或者说它的发展轨迹，已经远远偏离了创始者的初衷。
历史作者易强在新作《锦衣卫》中为我们讲述了锦衣卫、东厂、西厂与皇权中的爱恨纠葛。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时间为线索追溯了锦衣卫的前生今世，揭开了历史中锦衣卫的真实面貌。
《锦衣卫》中没有玄幻离奇的故事，却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引领我们思考锦衣卫制度是如何在皇权的挤压下一步步走向它初设时相反的道路。
这是国内首部以时间线索讲述「锦衣卫」的历史著作。
下文节选自《锦衣卫》。
1
绣春刀、飞鱼服
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尤其是武侠小说以及影视剧本中，提及锦衣卫官校的服饰以及装备时，言必称“飞鱼服”“绣春刀”。
飞鱼服往往被作为锦衣卫官校的日常官服，而绣春刀是官校必配的杀伤力极大的武器。
根据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收藏家、史学家孙承泽的记录，“绣春刀极小，然非上赐则不敢佩也”。
既然“非上赐则不敢佩”，绣春刀定非可以亵玩的寻常器物，佩带它的时间与场合一定极有讲究。
综合各种史料，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可以佩带御赐绣春刀的情况，主要是陪伴圣驾御朝以及祭祀之时。
例如，孙承泽提到“锦衣卫堂上官，每驾出，则戎装，带绣春刀扈从”。
《大明会典》则记载道：凡大朝贺，御殿。掌领侍卫官俱凤翅盔、锁子甲，悬金牌，佩绣春刀。一员侍殿内东。一员侍殿内西……凡常朝，御皇极门。掌领侍卫官俱凤翅盔、锁子甲，悬金牌，佩绣春刀， 直左右阑干首。……
凡视牲、朝日、夕月、耕耤、祭历代帝王，俱用丹陛驾。锦衣卫堂上官，服大红蟒，衣飞鱼、乌纱帽、鸾带，佩绣 春刀。千百户青绿锦绣服。各随侍。
可见，在很大程度上，绣春刀是用于礼仪场合的“礼刀”，而非用于军事场合的“军刀”。
有机会得到御赐绣春刀的，也主要是极得皇帝信任的“掌领侍卫官”“锦衣卫堂上官”，也就是锦衣卫掌卫事者，而非一般武官。
根据明制，只有御用监才有资格出品绣春刀。而锦衣卫官校通常使用的佩刀，以及御前带刀侍卫使用的佩刀，则归兵仗局制造。
御用监是正四品的内廷机构，凡御前所用围屏、床榻诸木器，及紫檀、象牙、乌木、螺钿诸玩器，都由其监造。兵仗局是正五品的内廷机构，主管军器的制造，下面还设有一个火药司。其他军队使用的一般兵器，诸如戟、槊、节、角、锣、刀、盾、弓、箭、小鼓等，则主要由工部下属的正九品机构军器局制造。
至于飞鱼服，与绣春刀一样，并非所有锦衣卫官校都有资格穿在身上；有资格穿在身上的官员，也并非可以穿着它出入任何场合。例如，上引史料即提到，在伴驾视牲、朝日、夕月、耕藉、祭历代帝王期间，锦衣卫堂上官要穿大红蟒服以及飞鱼服，千户、百户等则只能穿青绿锦绣服。事实上，关于锦衣卫服制的规定并非一成不变。
例如，根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确定的服制，锦衣卫指挥使穿的是虎豹图样的官服。
到了景泰四年（1453年），官服上的图 样变成了麒麟。天顺二年（1458年）下发的一道谕旨则规定，官民衣服上不得有蟒龙、飞鱼、斗牛等图样。换句话说，至迟从这一年
开始，飞鱼服成为御赐服饰，非御赐不能穿着。
2
官 X 代的跳板
假设你可以穿越时空，回到洪武十五年（1382 年），即锦衣卫初设之年，进入位于南京承天门外西南侧的锦衣卫署衙，你可能会发现，官校们整日都忙于礼仪方面的事务，例如陈设仪仗、纠治文武大臣在朝堂上的失仪过错，而非缉奸弭盗、敲诈勒索、巧取豪夺。
或许你可以在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1385—1387 年）的南京找到锦衣卫治理诏狱的蛛丝马迹。可是，要想一探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你需要调整穿越设备上的时间仪器，前往永乐四年（1406 年）、也可能是永乐六年（1408 年）的北京。想要摸摸这个机构最早的印信，则必须前往成化十四年（1478 年）。
如果你想切身感受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盛景，去了永乐三年（1405 年）六月的太仓刘家港，并且登上了那艘世界上最大的海船，你会发现，通使外国也是锦衣卫的职责之一。
王复亨、李满、刘海、马贵等几位正四品锦衣卫指挥佥事一定会告诉你，这项职责非常辛苦，但升迁速度快。马贵在这一点上最有发言权，因为临出发之前，他还只是一名小旗（相当于班长，手下只有十名士卒）。
在明世宗嘉靖年间中后期，你将有机会见到一位身材高大、面容沉鸷、行步类鹤、总是穿着一袭火红色官服的人物，他就是锦衣卫历史上最具权力的传奇人物——正一品掌锦衣卫事左都督陆炳，他能让东厂太监俯首帖耳。
可是，如果你去了天启三年至七年（1623—1627 年），并且潜入魏忠贤的府第，你可能看到这样一幕：一群锦衣卫高官跪倒在这位东厂太监面前听其训话，他们脸色苍白、汗如雨下、浑身栗抖、体似筛糠；
其中包括他的两个义子，即锦衣卫掌卫事左都督田尔耕，以及锦衣卫北镇抚司掌司事都指挥佥事许显纯。
如果你在明朝停留的时间足够长，跨越的年代足够多，你一定还会认同这样一个结论，即锦衣卫是“官 X 代” ——姑且借用这个现代人耳熟能详的词语——的先锋队、休养所、领取津贴的去处，以及理想的升职跳板。
这是锦衣卫被授予越来越多权力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3
专制的独特资产
锦衣卫及东厂等相关机构是极具明朝特色的专制资产。
通过运用这些资产，皇帝试图收获可观的专制收益，例如维护帝位或者政权的稳定。
对于皇帝而言，专制收益并不限于政治层面，它还包括皇帝个人欲望的实现，例如实现其作为独裁者的自由与任性妄为，以及实现其作为普通人在生理、心理及情感上的需求，等等。
在很大程度上，正因为皇帝的个人欲望相异，在明朝的不同阶段，锦衣卫及东厂等相关机构掌事者的地位与权势各不相同。
例如，明英宗对太监王振的感情，决定了锦衣卫必然要屈从于东厂；
明世宗对卫帅陆炳的信任，决定了锦衣卫的权势必然要居于东厂之上；
明神宗对个人财富的追求，决定了锦衣卫及东厂等机构必然要投入大量的精力用于攫取财富；
明思宗对朝臣的猜忌与怨恨，决定了锦衣卫必然会成为他泄私愤的工具。
为了获得专制收益，明朝皇帝支付了昂贵的专制成本。这些成本主要体现在锦衣卫一再增加冗员带来沉重的财政压力，在锦衣卫任职的皇亲国戚及元勋权贵的家人或子嗣对人事制度的挑战与破坏，以及司法秩序的混乱带来的社会动荡等方面。
至于专制收益是否多于专制成本，则取决于皇帝个人的价值判断。例如，明太祖与明成祖可能更重视政权的稳定、社稷的福祉，而不是个人欲望或者私人享受的满足，但明武宗、明神宗的标准可能正好相反。因此，面对锦衣卫官校以权谋私的事件时，太祖与成祖可能会用重典，武宗、神宗则甚至可能嘉奖。成化年间的锦衣卫官员可以通过向明宪宗进献财宝而获得擢升的机会，但是这种投机的做法在洪武年间极有可能是死罪。
确实，皇帝的个人欲望或者价值判断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至少在两个方面相同：其一是他们都十分照顾自己的亲戚及亲信；其二是他们都坚守同一条底线，即决不姑息谋逆行为，无论对方是谁，无论对方有何种背景，或者立下过何种功劳。
其实，不管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制度下，任何人照顾亲戚与亲信都是可以被理解和容忍的规则。但在专制制度下，对皇帝而言，这条规则会带来巨大的专制成本。以锦衣卫系统来说，在锦衣卫担任要职的武官都是皇帝的亲信，而这些武官也会委任自己的亲信担任下级要职，如此依次往下。
整个系统似乎从上到下由一条信任链贯穿起来，按道理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拴在信任链上的每个人，他们的地位、品性、才干、欲望等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只要不触犯皇帝的底线，基本上任何罪过都可以得到原谅。因此，下级官员往往会倚仗上级的信任与支持─这种信任与支持一般都会通过分享贿金的形式进一步稳固与加强，在其职权范围内肆无忌惮地徇私枉法，于是，巨额的专制成本随之而来。
崇祯之初，给事中许国荣曾言：“其（锦衣卫及东厂旗校）受皇上重托，而冀其不欺（君）者，止掌厂、掌卫之臣耳，（然其）势不得不转寄耳目于伙长、旗番，此辈又辗转旁寄，岂尽忠肝义胆，见利不摇者乎？”这番话可谓一语中的，但它同时也留下不少余地。事实上，无论是明成祖的篡位，还是明英宗的复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掌厂、掌卫之臣”的鼎力相助。也就是说，为了自身的前途与利益，即便是作为皇帝心腹的“掌厂、掌卫之臣”，有时可能也会为势所迫，不得不做出卖主求荣的选择。这个时候，专制皇帝试图维护的专制利益（甚至包括自由与生命），被他倚仗的专制资产出卖了。
明末史家沈起甚至将厂卫列为导致明朝垮掉的罪魁祸首；他语出惊人：“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明思宗却在自缢殉国的前一刻哀叹：“皆诸臣误朕！”事实上，这笔长达两百多年的糊涂账，真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得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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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纠葛 ×祸福兴亡 ×缉奸弭盗
揭开明代锦衣卫的神秘面纱
易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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