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0年，巨额经费从哪来？档案解密：连大清高官都是内鬼

中国历史上，有职业“革命党人”，是从晚清开始的。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正式表明这种“职业”已完全组织化、公开化。

这些大清国“叛徒”，绝大多数出身良好，多来自地主、士绅、官僚乃至华侨家庭，家境本身是比较优渥的，以至于唐德刚说同盟会带有浓厚士大夫气息。但是，为了避免牵连，很多都与原家族划清界限，除个别有官费，多无正式工作，不名一文，流亡海外。说好听是“留学生”，可按时下标准实际就是“社会盲流”，连生存都难有着落。这些，看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就很清楚。

典型如“民国元勋”章太炎，1906年流亡日本时，担任革命党“核心期刊”《民报》的总编辑兼发行人要职，但收入实在微薄，以至于这位已近40岁的国学大师，三餐还要靠“盐笃饭”撑持——所谓“盐笃饭”，乃浙江方言，指的是拿筷子蘸一小碗盐就着下饭。而这还算小奢了，屡屡连这样的饭都吃不上。连孙先生的老婆孩子，一度都靠与他反目的长兄孙眉养活，遑论其他人。

但搞革命，是要巨大开销的。要场地、要动员、要招兵、要军火、要饷银、要组织化、要抚恤烈士，有时还真的请客吃饭，开支是天文数字，若单靠动嘴皮子靠理想主义，武昌门一块砖都办不下来。而且，革命又不是当土匪，没钱时就打家劫舍、杀官占衙门干上几票，很难像太平天国前辈一样彻底放飞。

所以，晚清革命党是穷党，一直经费奇缺，以至于极大地阻碍了革命事业。在一些民国史中，经常会提到说，革命阵营不能团结，“9次反满军事起事中8次失败”，核心原因都是穷闹的。但革命最后，马到成功传檄而定，也离不开资金的支持。

正如唐德刚所说的，广义上的“辛亥革命”，是涵盖清末民初中国革命全过程的，实际长达10多年。只是，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如此漫长岁月，巨额革命经费到底从哪来的呢？

从现有材料看，革命党本部的日常开支，以及一些零散经费，是靠革命党人缴纳会费支撑的。

是的，革命除了献身，还得交钱。据范泓先生研究，从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大会通过的《同盟会章程》看，所有报名入会者，都需要至少交纳1元日币，充当会费与年费。这笔钱，主要应付彼时设在东京的同盟会本部日常开支。

据当时留下花名册，1906年的同盟会会员登记在案，总共有956人。比较庆幸的是，这些人不少是留学生，年龄多在20至40岁之间，且一些还是大清政府公派，从政府中可得月饷在10—30元左右，拿出其中1元钱去“带路”，压力不大。而据孙中山1906年11月22日书信，那时同盟会本部省吃俭用，所需经费每月仅日币几百元而已。

而且，革命党老早就懂“摊派”之道，除了1元会费是硬性要求外，还有霸王硬上弓式的所谓“捐款”：会员年收入在200元以上的必须捐5%；年入高于1200元的捐10%。当然，革命党人连命都不要了，哪还会吝啬钱物，为了革命事业很多人毁家纾难，平日任务也多“自掏腰包”的，羞于找公家要钱“报销”。

所以，早期同盟会，虽然平地而起捉襟见肘，可也能勉强支撑。内部会费及捐款，虽嫌微薄，可也足以撑持早期的革命事业。毕竟，那时还不大需要动刀动枪，无非印印报纸，耍耍嘴皮子，搞搞宣传。

我们还可知道的是，在革命党人不断鼓动、《民报》等刊的得力宣传，及其彼时“反清仇日”思潮盛行下，革命党社会不少慷慨捐助。这项来源是大头，如虎添翼。

1905年11月26日，机关刊物《民报》创办，革命党有了“喉舌”。革命党人本多牛掰的知识分子，宣传机器一开动，顺理成章博取了社会大众同情。他们也擅长许诺，对于现实主义者就拿“革命即生意”撬开心扉，甚至说出押宝革命“比跟清政府捐官买顶子更有利可图”之类的诱惑，社会捐款得以猛增，资金可说源源不断而来。

搞革命，千万不要忽视“造势”的功用，比如《民报》这种报刊。一方面，它本身会盈利：第一号出版时，只印了5000册，到了次年即1906年5月份发行第4号时，印刷就达到了10000多册——要知道，民国时代第一大报《申报》直到10年后，全年发行量才不过2万余份。如按“发行量就是定价权”的经验法则，显然是有盈利的。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其煽动力。那时的《民报》定价为0.2元，发行量逐日扩大，宣传力度与日俱增，同盟会的社会影响力不胫而走。比如，1905年7月，大清为挽民心做姿态，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多好的布局！结果《民报》出击寸草不生，几篇文章下来就让这事变得滑稽起来。

而且，彼时社会状况也太刺激人心，也让人们愿意义务扶助革命党人。1906年前后，日本文部省配合大清，颁布《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群情激愤。继之党人陈天华跳海自杀抗议，舆论愈哗，反清仇日情绪弥漫海内外。人们对大清政府越绝望，就越愿意支持革命党，是以同盟会“捐款源源不断而来，虽然每笔的数字都不算特大”。

1906年底《民报》周年大会，参会读者6000人，当场捐款181人。稍后，收到世界各地华侨汇来捐款230多笔；其余，还有不少私人大笔捐助，譬如1907年，日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就捐款了1万元，直接资助惠州起义。甚至，后来有档案解密，同年大清重臣肃亲王善耆，竟也托人来无偿献款上万元，“只为表示好意”——这也许算是“内贼”吧。

所以，中期的同盟会，因起义小型，经费也还算充足。只是，好事多磨好景不长，不久之后，随之孙中山被迫离日、《民报》被封、章太炎入狱，革命党失去中心人物，缺乏有力领导，近乎一盘散沙。

由此，辛亥革命党人也半正式地告别日本，始将战场彻底搬回国内，与大清政府正面交锋。

作为“造反派”，辛亥革命党人还有一项伟大创新，就是发行债券，且主动深入募集资金，最有利地支撑起辛亥革命所需花费。

革命党人从同盟会组建到武昌起义成功，在这6年内，总发动9起较浩大的起义。这种起义，都是直接的军事对抗，可想而知花费得多巨大。对于谋划与筹集经费问题，近代史学者的一大共识是，孙中山先生用心最多、贡献也最大。

如今社会舆情，喜欢做“翻案文章”，总对孙先生冷嘲热讽，甚至不惜编排各种段子消遣，这是不公正不厚道的。基本可以说，孙先生是革命组织幕后的“财政部长”，没有他辛苦设巧搬来的经费支持，革命事业举步维艰。

是的，革命党9次重大起义，孙先生亲身参与的，只有潮州黄冈的那一次，但他并非逃避。革命本身是有分工的，他作为顶头“领导”、一介书生，并不擅长军事，所以前线工作基本委托给黄兴与胡汉民，自身则四海八方奔走，一心做党建与募款工作。尤其是筹款，他的能力与贡献，是无人可及的。有人开玩笑，说他是民国“推销第一人”。

他有经验、才干与魅力，解决革命的后顾之忧。他的手段，主要有二：其一，就是发行“革命债券”。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他就在施行这个计划，印制各类债券，承诺在革命胜利后分5期每年1/5的本金加利息，还给“投资者”。不管是投机也好，真诚也罢，这项举措让很多大官僚、资本大亨为之心动。例如，1906年2月，他在法国逗留，竟能从法国金融圈那弄回一笔大款。

其二，就是“动嘴皮子”，游走世界各地，募捐游说。比如在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这1年间，南方3省发动6次起事，他个人就筹措到了港币20多万元，更是结交了张静江等富豪“好友”——那次张一人就捐了5万元。1907年防城起义，他游说越南华侨捐款成功；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他在美国单笔募集到3万元。

当然，最大来源，当然是来自南洋的募捐。例如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花费达19万，这钱就多是孙先生从南洋等地募集而得。后来有史家统计，同盟会时期革命党人发动8次起义，经费约在47.9万港币左右，主要来源即海外华侨，而孙先生的贡献最得力。

但是，还需要下一脚注的是，孙先生为了筹措这些经费，是极其辛苦乃至屈辱的。

不仅奔波劳累，连本党同志也会怀疑他做手脚，他往往只能打掉牙齿和血吞。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就讲过，为了更好筹钱等，他不惜加入“洪帮’(致公堂)当‘洪棍’；1896年的‘绑架案’，差点让他送命；

1904年风雪交加的严冬，他一文未筹到，为了省钱，不得已形单影只、忍受饥寒，躲在纽约市贫民窟中，白天就出去打零工，遭遇各种歧视；就连辛亥革命成功之日，电报拍来时，他当时都正在餐馆端盘子。唐德刚说，“他个性倔强，永远不认输”！

可以说，孙先生确实可堪称整个民国时代，最伟大也最成功的“推销员”与游说家，不名一文，还是政府通缉犯，却仅凭着一张利嘴，就使得巨额经费四面八方涌来，足挡千军万马。说他是“孙大炮”，真名不虚传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