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在：厚诋先贤墨子，是对自己及中华文化的极大不尊重——兼与李竞恒博士商榷|墨者永在行

文/刘永在，网名墨者永在行。

8月13号的南方周末刊发了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师李竞恒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曰《墨子摩登近卢梭：谈墨家在近代的“复活”》，儒家网则将题目改为《墨家和现代灵知》。“复活”两字是打引号的，这表明有两个意思，一是墨学在近代并没有真正复活；二是对近代复活墨学（既对墨学，又对墨学研究者和当代新墨家）的愤恨之心。短短两千余字的文章，诸如“墨家教团…仅仅只是历史的灰烬”、“墨学本身其实已经成为死去几千年的木乃伊”、“复活一个死去了两千年的古代异端思想”、“试图复活死去多年古代异端”、“当异端一个个被从坟墓中唤醒”、“晚清墨学从坟墓中复活”、“从坟墓中复活的墨学”、“墨学从坟墓中的复活”、“晚清以来各类复活远古异端思潮”、“晚清民国以来那些试图通过复活远古异端木乃伊”、“晚清以来对墨子等古代异端知识的发掘”“复活墨学尸体的声音”等等，这样极端的言词或来自其本人，或借他人之手，多达十余处。

对于墨学的偏见，不外乎受“汉代以来中国的主流历史文化传统”─或者说儒家儒学底色的影响，这并不令人诧异，毕竟按照儒家圣人孟子的话来说“能言拒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圣人之徒无论是污蔑“杨朱墨翟无父无君是禽兽”，还是谩骂杨墨之徒是“放豚”，亦或者将杨墨之学抹黑为“淫词”“邪说”，都是儒家的手段，站在儒家角度，这样的谩骂抹黑，则完全的以为是“浩然正气”的。而做圣人之徒的简便之处则是“能言”，至于言之有理与否倒是其次，以谩骂为能言，又的确是方便之门，所以“灰烬”“异端木乃伊”等等已然是比“禽兽”“放豚”等言词文明进步了。“能言”也并非只会谩骂，儒家曾试图能以理服人，然而的不幸是，终究逻辑颠倒：“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墨氏‘兼爱’，反不得谓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难言…墨氏兼爱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出来。”这位儒家大师面对兼爱何以不得仁的质问，坦诚“甚难言”，其强行的解释把墨子的兼爱说成是“将自己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但凡涉猎《墨子》者，都知道这是针对《兼爱》的“视人之亲若视其亲”的批判。

然而儒家大师的逻辑之差，也是不堪的，按照逻辑来说，“视人之亲若视其亲”的意思是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外人，而并非将自己的亲人像途人一般看。按照这儒家大师的逻辑，孟子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倒是在说，君把犬马、土芥看做大臣，而臣则把国人、宼仇看做君。这样的话，不但儒家不同意，只要讲点逻辑的人都不会同意，那么儒家大师将兼爱的“视人之亲若视其亲”解释成将自己父母与途人一般看待，不仅墨家不同意，任何能讲道理的人也不会同意。所以虽然“《兼爱》已见斥于孟子”，且又有后儒填坑，终究毫无道理可言，只能遗笑千古了。至于四川刘某对墨学进行批评：“翟之说适与朱反，重大群而以之没小己，其视天下也，惟有大群之效率耳。凡在群之中皆当服其首领，舍身家以奉公利”。重大群者，实是儒家的特色，荀子说，“人之生不能无群”，“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人君之所以管分之枢要，是因为“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天下所有土地的占有者，人君当然的就有统治民众的权力─“明君制民之产”，且民众要对人君“亲之如父母”。在这样的大群之中是没有个人权利的。百姓们只能“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否则的话就被诛杀“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反观墨家明确提出“天下不若身之贵也”的主张，又提出“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对于个人及小家的一桃一李，都强调要完全的保护，不能侵犯。无他，桃李虽小，但是个人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为“周生之本”，必然要予以保护。对于人群的首领─人君，儒家是要人们无条件服从的，哪怕君主有错也要“不奉君命，虽善，以叛言”。而且在儒家，君王是不会有错的，即使有也要归罪于臣，或者为君隐讳。

真正令人惊讶的是，作为复旦的历史学博士，李先生对待历史的态度─坟墓，将历史讽喻为坟墓，这恐怕不但是对自己所学专业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对整个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明的不尊重。历史不是已死去之物，而且祖宗先辈们不断进取，走向文明的过程，即使我们现在，也是在历史之中的，将历史讽喻成坟墓，也同时将奋活于世的人们贬作“行尸走肉的活死人”，妄自菲薄的历史学博士竟何以如此仇视民族历史与同胞？面对历史我们应当心存敬畏，那是我们先辈曾走过的路，我们将沿着先辈的路继续前行，我们的后辈也将沿着我们的路前行，历史是连绵不断的，是生生不息的过程。

所以，墨子说要尊敬历史，要热爱历史：“爱尚世与爱后世，一若今之世人也。”爱历史和将来就像爱今世之人一样。因为在墨家看来，“尧之义也，生于今而处于古，而异时。说在所义。”对于历史的否定，是儒家的做派─巫马子谓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誉先王，是誉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誉先王，是誉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誉而不誉，非仁也。”尊敬历史，热爱历史，是因为历史是我们的生生之根。所以“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墨子说：“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今闻先王之道而不为，是废先王之传也。”历史是先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对历史的尊重，将使我们在前进中，免于误入歧途。

对墨学充满了偏见，并且对历史充满了愤恨，使李竞恒博士流为“至为狂悍”，从而得出“除了晋朝鲁胜等极少量的注，或明代李贽、清朝汪中那样的迷狂怪诞之人尚有对墨学的肯定言论”这样的偏执看法。墨子说“举物而暗，无务博闻”，作为历史学博士竟然只知道仅有两人有肯定墨子的言论，而且还是“迷狂怪诞之人”，实在担不起一个“博”字了。而历史至今，历朝历代都有对墨子肯定的言论。庄子称墨子是“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文子称“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司马谈说“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费也。”刘安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刀，死不还踵，化之所至也。”班固说“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陶渊明称赞墨家“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尊于名，不忮于众，此宋刑、尹文之墨；裘褐为服，日夜不休，是以苦为极者”。长孙无忌称赞墨家“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上述尧舜禹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粝梁之食，铜棺三寸，贵俭兼爱，严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一般认为，儒家重“亲亲”，讲究“孝”，然而在历史的评论中，墨家却是最重孝，成为孝的代表，不论是班固还是长孙无忌都持此说。欧阳修虽然批判墨子，仍然对墨子墨学给予了肯定“墨家之言贵俭，此其所行也。然其强本节用之说，亦有足取者。”一代大儒韩愈则明确指出“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些对墨子肯定的人和言论，不知道历史学博士可曾闻否？抑或这些也都是“迷狂怪诞”之人？

两千年来的确是“孔孟之道”这一宙斯的统治，汉代以来的中国的主流历史文化传统也的确是儒学，然而这个两千年来的所谓传统，所谓的演化秩序，并非自然的演进，而是统治阶级的强制推行，并非民众的选择。中国的传统，向来有两个，一个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孔孟之道”，一个是墨子传承的“先王之道”。历史不是统治者的家史，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推翻维护统治阶级的“孔孟之道”，回归墨子传的“先王之道”，不再将两千年的“孔孟之道”当做佻祖，正是人民的选择。

阅读延伸：《李竞恒：墨子摩登近卢梭：谈墨家在近代的“复活”》，南方周末，2020年8月13日。

《民报》创刊号中的墨子像

墨家教团基本伴随着秦朝一起走向毁灭，汉代或许还有一些残存，但也仅仅只是历史的灰烬了。在西汉中期以后，基本不再有墨者活动的痕迹，《墨经》的传承也几乎断绝，除了晋朝鲁胜等极少量的注，或明代李贽、清朝汪中那样的迷狂怪诞之人尚有对墨学的肯定言论，墨学本身其实已经成为死去几千年的木乃伊。

只是到了晚清，才又有人开始研究墨学，将其作为救世的新方法，试图通过复活一个死去了两千年的古代异端思想，来完成对今世的拯救。根据王汎森研究，这种试图复活死去多年古代异端来救世的想法，在晚清比较常见，而且是走向激进主义，走向毁坏传统的第一步。如章太炎赞美盗跖、商鞅、王充、刘歆、曹操等异端：“当异端一个个被从坟墓中唤醒，一个个站在历史的幕前时，也正是传统的基础一步步崩坠的时候，章太炎把久为士人所不愿道、不敢道的异端，一一表彰，并寄深意，这些作为，便直接或间接地促发清末民初传统的大崩溃”（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4页）。晚清墨学从坟墓中复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的产物，成为了打倒一个延续了两千年演化秩序的武器。

谭嗣同在讨论“仁”时，除了引用孔学的“仁”“性”之后，便迅速提到墨学的“兼爱”，认为墨学之兼爱就是“仁”。“善用爱者，所以贵兼爱矣”；“呜呼，墨子何尝乱亲疏哉！……不达乎此，反诋墨学，彼乌知惟兼爱一语为能超出体魄之上，而独任灵魂，墨学中之最合以太者也”（《仁学》）。谭嗣同要冲决一切罗网，破除纲常名教，将复活墨学作为手段之一，用其调和佛教和基督教，用爱无等差的“兼爱”取代传统的等差，并辅之“以太”等近代科学术语。

到了梁启超那里，墨学得到了更高评价，1904年梁启超作《子墨子学说》提到：“今欲救之，厥惟墨学，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墨子之政术，民约论派之政术也。泰西民约主义起于霍布士，盛于陆克，而大成于卢梭。墨子之说，则视霍布士为优”，“墨子论国家起原，与霍氏、陆氏、卢氏及康德氏之说，皆绝相类者也”。到了1922年写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也认为：“墨子固自有其最高之精神生活存，彼固以彼之自由意志力，遏其物质生活几至于零度以求完成其精神生活者也。古今中外哲人中，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由此可见，从晚清一直到民国，梁启超对从坟墓中复活的墨学，寄予了强烈的希望和高度评价，将其视为救世良方，并且赞扬其同情心、义务和牺牲精神，和耶稣一样伟大，其政治思想和卢梭、康德是同一高度的。显然，梁启超是要将墨学作为引入基督教思想、欧陆启蒙思想的对接桥梁，落脚点仍在摧毁两千年来的自然演进。

墨学从坟墓中的复活，一直伴随着晚清以来激进主义的发展过程。1905年10月《民报》第一号，“图画”就刊登黄帝、卢梭、华盛顿，以及“世界第一之平等博爱主义大家墨翟”，将其视为卢梭式的“平等博爱主义大家”。李泽厚提到：“时间过去了一二百年，墨子在近代中国再一次被重新发现。《民报》第一期撇开孔孟老庄，把墨子捧为‘平等博爱’的中国宗师，刊登了臆想的墨子画像。连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也呼喊‘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亡，厥惟学墨’。当时及以后，从各种不同角度治墨家墨学和服膺墨子者盛极一时”（李泽厚：《墨家初探本》）。

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墨学更是得到了各种赞美。胡适将墨子视为天人：“这是何等精神！何等人格！那反对墨家最厉害的孟轲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话本有责备墨子之意，其实是极恭维他的话。试问中国历史上，可曾有第二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么？”

偏保守稳健的士人，则对墨学复活持否定态度。如张之洞就认为，墨学属于“至为狂悍”的学说：“《墨子》除《兼爱》已见斥于孟子外，其《非儒》、《公孟》两篇至为狂悍，《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虽略有算学、重学、光学之理，残不可读，无裨致用”（《劝学篇》）。民国时期四川的保守派史学家刘咸炘也对墨学进行批评：“翟之说适与朱反，重大群而以之没小己，其视天下也，惟有大群之效率耳。凡在群之中皆当服其首领，舍身家以奉公利，自首领以下皆等视之，即父亦群之一耳，故曰无父”（《群治》），墨家教团是只有大共同体，而没有多层次等差的多元小共同体的丰富结构，这是无父的本质。

1922年，对于当时各种鼓吹复活墨学的声音，柳诒征评价道：“疑经蔑古，即成通人。扬墨诋孔，以传西教。后生小子，利其可以抹杀一切，而又能尸‘国学’之名，则放恣颠倒，无所不致”（《柳教授复章太炎先生书》）。他对晚清以来各类复活远古异端思潮的现象看得很清楚，复活墨学、商鞅等远古幽灵，其实是为了传播各类奇怪的“西教”极端思潮。此外，墨学还可以打着“国学”的旗号，对汉代以来中国的主流历史文化传统作无所不至的彻底摧毁和抹杀。柳诒征对晚清民国知识界的观察，其实同样可以印证到当代，比如王小波自称“墨子门徒”，理由就是“墨子很能壮我的胆。有了他，我也敢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赤诚分子，不怕国学家说我是全盘西化了”（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

柳诒征在1922年的观察和预言，在数十年后1996年的王小波身上继续应验，这确实是一个荒谬的画面。晚清民国以来那些试图通过复活远古异端木乃伊以“冲决罗网”的潮流，让笔者想到了沃格林（Eric Voegelin）对“灵知主义”（Gnosticism）的论述，在灵知主义的本体论中，“是通过对一个‘陌生的’、‘隐蔽的’神的信仰来实现的，这位陌生的神是来帮助人的，带给人他的消息，给人指示逃脱此世之恶神的道路……拯救的工具就是灵知本身”（[美] 埃里克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

普罗米修斯是古老、陌生的提坦之神，最终成为了灵知主义者永恒的精神象征，是反抗宙斯所统治这个世界的盗火者。晚清以来对墨子等古代异端知识的发掘，正是希望这些陌生异乡之神的知识，能够逃脱两千年来“孔孟之道”这一“宙斯”的统治和家园，用遥远而陌生的《墨经》作为获得解放的“诺斯”知识。这个意义上，从谭嗣同到王小波，就是中国现代灵知人不断寻找远古异乡之神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