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钢：唐山大地震的亲历与记录

衲读

唐山大地震震后场景

本文为钱钢2010年8月24日在山东德州讲座的文字实录

此处有删节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唐山大地震亲历和记录》，这件事情跟《唐山大地震》那个电影是没有关系的，那电影既不是亲历也不是记录。

唐山大地震，十一天后我进入灾区

这是（1976年）7月29日的人民日报。你们可以看一下。7月29日，唐山大地震的消息还是第一时间发布的，不能说没有发布消息，地震的消息是发布了。只不过地震消息的标题是怎么起的呢……

我在编辑部时就想去救灾，所以你们看，每个人都是复杂的，我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本能要去参加救灾，跟你们今天很多的想法是一样的。我在两天之后出现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一架架的三叉戟飞机起飞，但是飞机场没有什么人，满飞机装的是装尸体的袋子，一飞机一飞机的尸体袋运往唐山。我就要求跟着尸体袋飞到唐山去，被严厉喝止不可以。机场不让我上飞机的人就说，唐山完全打不通电话。那时候没有手机之类的，灾区一片混乱，听说还有瘟疫，你下去要找不到人很危险的，你只能跟大队伍去，不能自个儿去。所以我就放弃了，转到跟随上海医疗队的防疫队去了唐山，我先坐火车，再坐汽车，从北京进了唐山，大概进唐山的时候，已经到了11天之后。

[展示照片]这是我当年看到的一些情况，你们去过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甚至有的朋友去过海地、智利、印尼，很多场面看的是相似的。

当时部队徒手冲入唐山，没有带任何东西，这些就是跟汶川很像。我到唐山的时候，抢夺生命的进程还没有完全结束，我到唐山还有活着的人被救出来，最长的有13天的。你看当年的尸体，我见到的就是这个样子，你们不只一位去过震区。可能你们留意，汶川地震是8级，唐山地震是7.8级，当然汶川地震的震级强得多，汶川地震六度以上的区域和唐山地震6度以上的区域做对比的话，汶川的6度以上区域是唐山同样地区的4倍。汶川地区死亡人数到目前为止能够推算出来的是85000人左右，死亡的确切人数加失踪人数，唐山地震却死了24万多人。昨天晚上朋友问我会不会更多，我说会更多，可能超过30万，因为16万重伤里面还有陆续死去的人。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唐山地震的死亡人数是汶川地震的3倍，这就是我今年（2010年）写的一篇文章所强调的，不要忘记中国的“胡焕庸线”。

所谓胡焕庸线，是指从中国的黑河划一条线划到云南的腾冲县，这条线分开了中国人口密度的密、疏两大部分。在这条斜线的东边集聚了中国的绝大多数人。胡焕庸这位地理学家1935年提出的时候，那时候96%的中国人在线东边，4%的人住在线西边。到2000年，是94%的人住在线东边，6%的人住在线西边。汶川就在这条线上，正好在这条线上。也就是说，汶川地震发生在中国的人口密疏分界线上，其实，如果你们去过汶川、茂县、理县这些地方，人口都稀少、不多。汶川有16万人。换而言之，这个地震如果往东边挪几十公里就不一样了。

唐山是一个工业城市，百万人口工业城市，地震发生在城市的正下方，叫直下型地震。震源又不深只有16公里，这样的地震瞬间发生导致唐山大量死亡。所以我们当年进入唐山的时候，看到的情况相当惨烈，我想这个惨烈是高度集中的惨烈，就是这个城市高度集中。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晕得厉害。就是陈婉莹教授写的感受到台风的死亡气息，就是尸体的死亡气息，满城的死亡气息。这是当年我们见到的这些情景。我从上海走之前，很多人给我送来小纸条，要我去寻找他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一些亲属。我的母亲打电话到上海要我去找从前我们家的邻居一个蒋叔叔，要我去找他，不知他们家的人是死是活。我带了一大叠纸条，都有门牌号。可是到了唐山摸进城去找的时候，发现绝无可能，没有街道，街道完全是废墟，根本没有街道、也分不清门牌。我到处去找蒋叔叔，他是唐山市的民政局长。非常凑巧，到了唐山的第二天，我就在医疗队的病房见到了他，听到他很熟悉的声音，一下子就看到了我小时候熟悉的叔叔。他很吃惊，因为我好像从天而降，从小孩变成一个大人，他吃惊，表情极其复杂，全部在瞬间爆发出来。他当时穿了一个破烂的汗背心，我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我的军装一下脱下来，给他穿到身上去。他一个民政局长穿了我戴了两片红领章的军装到处跑了很多天。我从上海走的时候带了一些急用的东西，预防饥饿，我带了一罐子椰子糖，据说两颗椰子糖可以当一顿饭。我把一罐椰子糖（我救命的饭）都给了他。

这就是我跟当时很多人有不同的机缘，因为这位蒋叔叔，所以我到了唐山以后就留了下来。当时他们家四口人（夫妻加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没有一个人死亡，算是不幸中之的万幸。我做的事情就是把他的儿女送上浙江医疗队的火车，送到杭州我家去，然后我就住他们家，好像他们的孩子一样，经历了灾后所有灾民的生活。比如说那个时候要上街去领水、衣服、食品，我说这个领实在是很文雅，不是领是抢，真抢，当然不是抢劫，抢劫发生在别的地方。我们是去争抢，争粮食、衣服、水，水是从北京用消防车运来的。

最难忘，送走唐山孤儿

唐山的火车站倒成一片废墟。我得到了一个机会，参加护送唐山孤儿。蒋叔叔是民政局长，唐山有数千个孤儿放在唐山非常危险，没有父母，我参加护送这些人到石家庄去。今天我们叫孤儿院，当年有一个革命的名称，叫做育红学校。现在我们从唐山开车到北京、石家庄几个小时就到了，当年开一整天，开到北京大半天，我在车站送了一大批孩子，我作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参加护送。

有人问我，钱老师，当年你在唐山救灾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说还是送孤儿。为什么呢，你很难想象，天蒙蒙亮，我们到车站前面，看到一片蓝颜色，这些小孩都穿着崭新的蓝衣服，很多的农村孩子，蓝衣服上别着或缝着一个白布条，写着他的村、名字，这个布条有的缝得不结实，会随时掉。如果掉了，这个孩子不会说话，不会讲自己是谁，就失去了他个人的身份信息。一大批小孩在那儿，小哥哥带着小妹妹，小姐姐带着小弟弟。有的小孩两个手，左一个手表，右一个手表，父母亲的财产被好心人挖了出来。有个小孩守着一个缝纫机头，那个年代家里边最值钱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他们悲悲切切在哭？不，他们在笑。这些小孩很高兴，有的孩子不要说火车，连汽车都没有坐过，这回不但坐了汽车来到了火车站，还要坐火车经过北京。

那个年代时兴送一件礼物，搪瓷的杯子。你们看到家里面有搪瓷写的字，这小孩拿着搪瓷杯给我讲，叔叔你看，我有一个新杯子，是一等品。后面写着一等品几个字，那个小孩拿出一个卷了又卷的钱跟我说，叔叔，我有一块钱。不知道什么人给他的，小孩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任务这一整天送上了火车要哄他们、逗他们、骗他们，绝不能让一个孩子哭起来，一个孩子哭起来全部人都会哭。孩子们那个时候的欢乐是假的，他们是经历了大灾难。我从唐山上车一路哄着他们，哄到北京、石家庄，已经到了晚上。石家庄的车站上面，锣鼓齐鸣，欢迎这些孩子。

蒋叔叔跟我讲，我们带孩子的人这个时候不要跟孩子再见，趁着乱扭头就走。他们很懂人情世故的，一天下来孩子们跟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复杂的关系。好几个孩子在我身边是不离开我的。他们虽然没有哭、没有闹，这些孩子真好，他们其实把你当做他唯一的亲人了，所以我在最后，下火车之前也是咬了咬牙，趁着混乱低着头就跑。然后石家庄的人吹着号、打着鼓一下接上汽车就送走了，另外一波人被送到了邢台去。

更心酸的事情，就是第二天我们还要去看一看他们，到邢台的育红院，不能进去，在门口隔着窗往里面看，里面是炕（北方烧火的炕），炕上有几个小孩在那里打闹，结果有一个小孩眼很尖，看到窗户外头有人，竟然把我给认出来了，又哭又叫，跳下来在后面追我，这时候我们只好低头逃跑。那次我记忆很深，很难过。

我给你们看上面一张照片，这是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在火车上拍的，这个照片真实吗？虚假吗？我告诉你们既不真实也不虚假，说不真实是因为这个照片是摆拍的，每个孩子发了一个苹果，孩子们在笑就拍下来，这个照片当年叫做“幸福的唐山孤儿”。你说它虚假吗，我又亲眼看到这帮孩子在路上是没有哭没有闹，跟着我一路唱歌、做游戏、猜谜语。送走孤儿回到唐山以后，我向上海医疗队做了一次内容报告，结果这些医生、护士泣不成声。我第一次感受到，不用宣传，看到什么说什么，不带宣传色彩的如实报道是多么打动人心。从前写惯了宣传文章，这种不像宣传文章的讲话是我第一次，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

当年新华社报道《幸福的唐山孤儿》

1976年，我不可能写唐山

在1976年那个时候，我是绝对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书，连一个基本的框架都完全不可能有。我基本还是一个革命战士，满脑子的宣传意识，我去唐山除了救灾还有一个任务，给我的杂志组稿、诗歌稿，我自己还写了一首诗《烙饼的大娘》，在路边看到一个大娘在烙饼，她的铲子山西来的，她的锅河北送的，她的面来自山东，她的什么什么，社会主义大家庭真是温暖，还是这种思维。所以1976年是不可能写《唐山大地震》的，只能到以后才能写。

我是1979年进入的新闻业，那个时候有一样事情震动了我，《报告文学》刊载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他是在1978年2月份发表的，你知道这篇报告文学在报纸上登四大版，四个版才能登完，全国所有报纸都用四个版来登。里边还有深奥的数学公式，我们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徐迟说，各位读者读到这里的公式如果你读不懂可以跳过去，看下面的。

他写知识分子的命运，这对新闻记者是多么大的诱惑，我们可以写这样的东西。然后又来了《扬眉剑出鞘》，一个叫理由的作家，很有名。那个时候，徐迟、理由，女士里面有黄宗英，非常有名。这就是一个独有的现象，当报纸开始活跃的时候，又给套上了枷锁。可是文学杂志全受到了欢迎，一批作家发表了大批的报告文学，呼唤人道主义、披露历史真相、揭露现实问题。

到了1984年，我正在读大学，解放军文艺社的编辑跟我来商量，那个时候我在军报小露头角，我和我的同伴江永红先生合作的《蓝军司令》和《奔涌的潮头》先后两次获得了全国奖，在1982年和1984年。

这个时候解放军文艺就有一个特别大的创意，他们想给军队获全国奖的人一个特殊的安排，让他们用整本杂志写一篇文章。所以他们就跟我商量，能不能写一篇文章。当时另一位获奖者叫李延国，他就写了《中国农民大趋势》，洋洋洒洒非常让我动心。编辑就说，现在是1984年，再过两年是1986年，唐山地震十周年了，咱们写一个《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吧。我们的惯性是一个很根深蒂固的东西，已经到了这个年代了，我们的编辑一想啊，我们写文章总得有一个歌颂的对象吧，我们写唐山，目的是什么，目的还是要歌颂新生，思想是有“解放”基础的。什么叫“解放”呢，当时在唐山的重建中间，有一支建筑队来自邯郸，叫邯郸第二建筑队，采取了跟国内国有企业不同的管理方法，比如说计件工资、计时工资等等激励办法。这个邯郸第二建筑队的方法被胡耀邦高度肯定了。胡耀邦说，推广邯郸的改革经验。我们编辑就想，写个报告，应该歌颂邯郸的改革经验。所以让我写个报告文学，写唐山的重建过程中邯郸第二建筑公司的改革。这是蛮有趣的。后来我就利用读书的时间一次一次地回唐山，重新采访。我想跟大家说，毕竟是已经当了五年记者，专业的新闻训练受了不少，美国的新闻书也看了不少。当年的印象不足以让我写东西，我必须重新地回去进行核实，还要重新采访，更大规模的采访开始，一次一次地回到唐山。就很自然地想起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写一个城市的毁灭和新生，为什么不能写一个城市的毁灭？在我看来好像这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当年是一个问题，可是我回来跟编辑一谈，编辑跟我一拍即合，完全可以，就写一个城市的毁灭。

后来就在1986年的三月份，《唐山大地震》第一次《解放军文艺》用一本登了，完全按照我的想法就是以灾难为中心，以人为中心，以人的痛苦为中心。这样写在当年是新的，很快就引起了当时读者的注意，引起注意就是因为告别了神话，里面写了一些真话。包括当时的读者都认为这个唐山地震的死亡人数是从我这儿第一次公布出来的，其实新华社在早些年公布过，他们没有看到。但是这本书的发行量大，都注意到了。这本书卖一块三毛五，一小小的小书。

这个书上有大量关于大地震的证人、证言。比如说这个地震发生在凌晨，和汶川不同，汶川是下午2点28分，很多人在外面看到了，你要讲汶川地震怎么发生，很多人说得很细致。唐山不同，3点52分48秒，什么人见过唐山地震，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我在唐山撒开大网，找这些人不容易。不像今天我们可以互联网找，当时骑着破自行车找遍唐山，最后找到十多个，留下九个人的证言。最神奇的就是有一对老先生，他们的习惯是每天三点半起来打太极拳，他们刚到公园门口、刚拉开架式地震就来了。可是你听他的讲述就知道，那是别人怎么也不可能想象的，那个老头说，地震来的时候，他扭头一看整个唐山都着火，一片通红全烧起来了，这不是火，这是一种强烈的光。

有非常多的材料，比如说废墟里面坚持了3天、8天、13天被营救的人，我也访问了多位。那个时候不知道口述历史，事实上当年做的是口述历史。这些材料是原生态的，非常真切。比如讲在废墟中间坚持了13天最后获救的卢桂兰妈妈，我到唐山正好赶到这位老妈妈被救。我们在汶川最长的记录是100多个小时，唐山是有13天，还有15天的矿工，因为矿工有水喝，他的难度反而小于这个13天没有水的人，没有水、没有粮食的老妈妈，她的13天是生命的一个极限。我当时采访她的时候，她哗哗说了很多，语无伦次，这是当年的记忆。什么是真实的，那个语无伦次才是真实的，那个混乱的记忆才是真实的。你们想，一个人回忆在地底下的场面，最真实的是心理状态，而不是真的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东西。你们看一下，当年这个老妈妈怎么跟我谈的。

这个老妈妈讲话很有趣的。她说，哎呀，我哪知道是地震咧！妈的，臭黄鼠狼，刺儿猬猬！“大成！大成！”我拼命地叫我那儿子。他和闺女在家里也不知怎样。我叫大成快来，把砖头给我劈了，黄鼠狼刺儿猬猬把我给压在里面了。我渴坏了呀，我寻思闺女也该没了。医院这么好的房子都倒了，咱家的小屋还不早塌了？可怜我那老爷子，苦哇。十三岁就摆摊子修鞋，一辈子是个厚道人，他就死在我上面呀，我都没来得及送个终。可怜我那两个孩子。我那老闺女怕是活不成了，谁去救她呢？隔壁那娘们坏着呢，不用说不会去救，见着闺女尸首，还会去踹两脚。她恨我们呀，她不会去救。一提那娘们，我就气，她就是欺负咱家，想占我们房子，要撵我们出去，还说我养汉子。也说不上这是过了多少日子了，我就在生这娘们儿的气。有一阵子，迷迷瞪瞪的，觉得她拿着锹，从我头顶上过去，我喊，她就是见死不救。我那个气呀。我想，我非要出去，等着，会有人来救我的，我偏要争这口气……

她这是跟那娘们赌气啊。所以各位你们知道，原生态是最有价值的，你记录下来，连我事后想起来都忍不住笑，又感到可爱。这个老太太记忆发生了一系列的混乱，因为我采访她，她把我当成亲人。我在她家里过年，她给我包饺子，以至于过了很多年，她被请到北京来做节目，说着说着就说错了。问她当年谁救你的。她说，哎呀，我感谢啊，那个38军的钱钢把我给救了呀。因为，她对我太好了，我一个小记者采访她，以至于变成了营救她的人。后来我请节目组把这段删掉了，因为这不是真实的。

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

我不知道什么是调查报告，但是唐山大地震的第七章，确实我在不懂什么是调查报告的时候做了调查报告的事情，寻找真相、寻找证据、拨开迷雾，找到证人。当时做了一系列这样的事情。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你们看在1974年空前绝后的国家级的预警曾经发生过，就是国务院的69号文件。这个文件强调在中国北部的七个省市、自治区动员防范可能发生的强烈地震。

1974年就有这样一件事情，我今年看到一个披露的史料，披露了一部分宋庆龄史料，宋庆龄的一部分英文信被公开了，有一封信是这样说的。她说，最近，党中央号召我们防地震，北京肯定要发生强烈的地震，所以我不能回北京。那么，一旦我出现问题，要是我死了的话，我这批英文书就送给亲爱的某某同志、某某同志、某某同志。

这个69号文件，当时这个地区有多大，那么大的一片地方，公开地号召政府和民众防范地震，不是简单的事情。1974年的9号文件两次提到唐山这个名字。

辽宁省做了什么防范措施，你们看照片，接到上级通知最近有地震，电影改在露天放映。这就是1974年底、1975年初的辽宁，结果辽宁这个地震还真的来了。在1975年的年初就发生了海城大地震，这是我唐山大地震里的一节，说中国灾害史上奇特的一幕揭开了，暮色苍茫的辽南的大地上，四处回响着“当当”的钟声，有线广播一遍一遍发出严厉的警告，阻止快要冻僵的人返回自己的小屋。营口县地震办公室主任曹显清，一个多次到邢台学习“方法”、对地震预报充满自信和热情，被人称为“曹地办”的小老头，仿佛在念咒似的，看着手表喃喃自语：“小震平静后，时间越长，震级越高。从中午平静到现在已经6个多小时了。7点震就是7级，8点震就是8级。”7点36分，7.3级地震发生了！说实话这是被老头蒙上的。当时那个地震局跟省里面报告说的有5级以上地震，可没说是7到8级的地震。

唐山预报，功亏一篑

中国的事情就是有那么的奇特，海城地震，辽宁省当时的第一把手是毛远新，毛远新是个敢拍板的狠心人。预警是有代价的，在滴水成冰的日子把老百姓哄出房子，老百姓会冻死的。毛远新就下令赶出房子，解放军开会离开礼堂，结果这天晚上老百姓离开了房子地震来了，这个地震如果不预警，死亡的人数会跟汶川差不多，这是人口很密集的地方。由于预警，死亡的数不过一两千人。所以，当年整个中国，包括世界对当时地震预报充满了一种极高的评价。但是后来唐山就失败了，最后没有能够在临震发出预报，功亏一篑，唐山是非常可惜。但是这个故事极其曲折，而且这个故事一直延续到汶川，为什么呢？同一批人，他们人还活着，汶川地震前几年几次发出中期预报的就是唐山地震这些人，所以这个故事没有完。

我在微博上面开了一个微博版的唐山大地震，一段一段的史料放上去，我发现大家关注、转载率最高的就是国家地震局怎么没有预报这些内容。可是我要告诉大家，我这个调查在当年只能达到在1986年所能达到的水平，还有很多东西我还不知道。2005年张庆洲先生写的书《唐山警示录》里的很多材料我是不知道的。当然，如果要更新，还要自己再去调查核实这些材料。

[以下部分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