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永明：圣人之道（一）

◎肖永明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

《中庸》的历史地位与阅读方法

在之前的几讲中，已有多位老师就《中庸》的概况、历史地位、内涵等方面做了非常详尽的介绍。在此我将把《中庸》的历史地位简要地梳理一下。众所周知，《中庸》本来是《小戴礼记》当中的第31篇，它和《大学》一样，都是从《小戴礼记》中独立出来的，《大学》则是其中的第42篇。《中庸》在汉魏时期并没有受到学者特别的关注，这种情况大致持续到了唐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韩愈和他的弟子李翱开始特别强调《中庸》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创立儒家心性之学，以对抗佛道之学的非常重要的思想依据和文本依据。

到了宋代之后，当时的统治者和学者都对《大学》、《中庸》极为推崇。比如，宋代的第四个皇帝宋仁宗就已经把《中庸》从《礼记》中抽离出来，将单独成篇的《中庸》赐予新科进士。这是一个有导向性、有特别意涵的举动，证明了《中庸》地位的逐渐升格。同时我们也看到，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在向皇帝进行经筵讲习的过程中，《中庸》已成为他们非常重要的进讲内容。所谓的“经筵讲习”是指当时的一些大儒去给皇帝讲经，给皇帝讲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在这个讲习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经》等等儒家的核心经典都是经筵进讲的重要内容，处于非常核心的位置。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宋明理学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理学家们尤其重视《中庸》。在他们看起来，《中庸》记载了儒家圣圣相传之道，按照朱熹的说法，即《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北宋时期，像范仲淹、胡瑗、欧阳修等，这些著名的儒家学者，都对《中庸》有比较深的研究，留下了相关的著作或者论断。而稍后的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也都对《中庸》进行解说，对《中庸》的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发。尤其是被称为“北宋五子”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他们从理学的角度对《中庸》的内涵进行阐发，对《中庸》的思想作了富有创新性的发挥。

到了南宋时期，作为宋代理学集大成的朱熹，更将《中庸》从《礼记》中彻底的抽离出来，并作了《中庸或问》、《中庸章句》，对《中庸》进行了非常深入和细致的阐述。尤其是他把《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为之作注解，写成了《四书章句集注》一书。《四书章句集注》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面有非常高的地位，在宋代以后，特别是元代中期以后，一直到二十世纪初，这部书在科举考试、书院教育、各级官学教育当中，都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读本。至此，《中庸》则从《礼记》中彻底独立出来，成为与“五经”地位相称的儒家经典。

在南宋以来的传统中国，《中庸》是学者士人乃至于凡夫俗子都能耳熟能详的经典。而随着社会的变革、时代的演进，相较于古人，我们对经典的熟悉程度已大不如前，对经典所承载的文化意蕴更难有深入的体认。因此，我们在研读《中庸》等经典文本时，不妨借鉴前人的一些心得与看法。在此，将以宋代学者胡瑗和朱熹为例进行说明。

胡瑗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同时他在宋代理学产生的过程中发生了重要作用，他是宋代理学的先行者，开理学风气之先，被尊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范仲淹曾聘请他做过苏州府学和湖州的教授，他在苏湖二地推行了一套有名的教学方法，被称之为“苏湖教法”。他主张实行分科教学，立“经义”和“治事”两斋，前者主要学习六经，注重人的心性修养，后者研究致用之学。欧阳修称赞他的教学成果说：“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胡媛作为宋初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在向宋仁宗讨论儒学之道时曾说：

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

从胡瑗的本义来看，他认为儒家圣贤所传承的“道”包含“体”、“用”、“文”三个层次。“体”即“道”的本体，是一种本原的实在、存有。“用”是指“道”的发用，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落实、运用和影响。“文”即是“道”的文字或文献组成形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儒学典籍。三个层次有轻重之分，以道体最尊，以用为实，以文为载体。然而，我们作为千载以下的现代人，我们最初接触的“圣人之道”，往往是以经典文本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即“文”的层次。藉由对文本的阅读、理解，将文本当中的内容与自身的生活经验相结合、相印证、相发明，逐渐体会到了经典的“用处”，在经年累月的沉潜之中，我们才能渐渐地体认到了“道体”这一最高的层次。因此，我们阅读《中庸》，首先应该熟悉文本，理解文本的内涵，进而能够在生活中去运用、体会从经典中所得的道理，如此沉潜往复，以至于这些道理都内化于我们的心中，实现一种道我合一的境界，做到像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朱熹在他的教学当中，也多次与学生谈到自己如何阅读《中庸》，在《朱子语类》当中有大量的记载。如朱熹在和弟子追溯自己研读《中庸》的经历时所说：

某旧年读《中庸》，都心烦，看不得，且是不知是谁做。若以为子思做，又却时复有个‘子曰’字，更没理会处。……盖某僻性，读书须先理会得这样分晓了，方去涵泳它义理。后来读得熟后，方见得是子思参取夫子之说，著为此书（即《中庸章句》）。自是沉潜反复，遂渐得其旨趣。

通过这段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朱熹早年在研读《中庸》之时，也有过许多的曲折，慢慢的对《中庸》的作者、历史、分篇、训诂等有了浓厚的兴趣，并长年用力于此。随着工夫的深入与学力的增长，朱熹逐渐能够理解《中庸》中所蕴含的深刻义理，最终经过体认反复，沉浸其中，能够将自身的治学修身与义理体认融为一炉。胡瑗与朱熹两位学者对《中庸》阅读的一些体会，足以为我们今天研读《中庸》提供有用的经验。

《中庸》与《大学》、《论语》相似，文本内容被划分为许多章节，章节之间虽有独立，其中却蕴藏着古圣先贤一以贯之的道理。第27至30章虽然为《中庸》的一部分，而其中牵涉到《中庸》的义理诠解与思想价值等核心问题。我们今天在研读《中庸》第27至第30章时也将采用与胡瑗、朱熹相近的方法，即先从《中庸》的文本入手，厘清文义，辨明章旨，在疏通大义的基础之上对《中庸》的现代价值进行审视。我们将以现代人的视角来审视《中庸》的思想价值，用我们自身的经验去体察《中庸》之道，以期对我们个人品德学识的养成以及社会风尚的革新乃至于中华文化的复兴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本文原载于《中庸解读》（圣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