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说》| “冲决罗网” ——杨仁山居士与维新志士谭嗣同

“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杨仁山在近代佛教衰微之际，开创学佛新风，他的佛教思想契合佛理，接通当时社会思想，并非陈腐守旧者可比，在当时风起云涌的思想界影响甚巨，并深受当时思想界人士的崇敬，如早期的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周馥、沈曾植、谭嗣同、桂伯华、陈三立、夏曾佑、梁启超、汪康年，以及后来的革新人士章太炎、孙少侯、余同伯等人。特别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更是因跟随杨文会学佛，而从佛学中吸取了有益于个人身心和社会进步的理念。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如地藏菩萨的宏深誓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纵于举世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的浊恶尘世，亦秉承大悲誓愿而勇往直前，不惜身命直入火宅救度众生的精进行愿，激励了他济度苍生的勇猛行持及视死如归的洒脱情怀。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湖南浏阳人。1894年与志同道合之士，创办“算艺学堂”和“算学馆”。1896年奉父命捐知府之职，到江苏候补。候补期间住在南京，从杨仁山学唯识和华严教义。1897年，与梁启超创办“南学会”及《湘报》。1898年，光绪帝特授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康有为维新变法，未几，变法失败被捕成仁，享年34岁。着有《仁学》一书。

谭嗣同是清末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善文章，好任侠，长于剑术，自幼即倜傥有大志，淹通文籍，倾心西方自然科学，爱好经世济民的学问。

他在少年时即有“剑胆琴心”的雅号，无论身在何方，琴剑皆不离其左右。12岁时，他随义侠大刀王五习武，当时与他形影不离的是一把“七星剑”。于年少壮游时，曾有缘得到文天祥的“蕉雨琴”与“凤矩剑”。并自制两架七弦琴，命名为“残雷”与“崩霆”，在他灿若流星的生涯里，两剑三琴陪伴他度过诸多苍茫岁月，并昭示他日后为苍生社稷献身的壮丽之举。

1895年，谭嗣同曾将自己30岁以前的诗文集结成书，曰东海褰冥氏以前旧学，表示自己“此后不复事此”。他自称30岁以前所作为旧学，30岁以后所作为新学。

论及谭嗣同学术思想的来源，梁启超认为：谭嗣同由于在金陵刻经处跟随杨仁山居士学佛，方得以构筑其学术基础。梁启超在给严复的信中这样写道：“此君前年在都与穗卿（夏曾佑）同诣之，彼时无异于常人，近则深有得于佛学，一日千里，不可量也。”（《饮冰室全集》）究其原因，乃因谭嗣同“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书，金陵有居士杨文会者，博览教乘，熟于佛教，以流通经典为己任，君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学术宗旨，大端见于《仁学》一书”。（《饮冰室全集》）

1896年，31岁的谭嗣同以江苏候补知府的身份来到金陵，然“固知官场黑暗，而不意金陵为尤甚。……幸有流寓杨文会者，佛学、西学，海内有名，时相往还，差足自慰。凡此诸般苦恼困辱，皆能以定力耐之”。谭嗣同性任侠，好剑术，涉猎群书，爱好西方自然科学，而杨仁山青年时亦好读奇书，善骑射击剑，并爱好钻研西方的测量及工程等学。两人虽年龄相差很大，然习性相近，意气相投。因此谭嗣同在金陵学佛期间，尊杨仁山为自己学佛的导师，与其建立了深厚的师友之谊。

1896年初秋，晚清佛学名家吴雁舟从上海来到南京，向谭嗣同转告了梁启超的嘱托，希望他为香港《民报》写文章，畅演佛教的“宗风”。在宁期间，吴雁舟曾拜会杨仁山，并在一起研论经义。谭嗣同在《金陵听说法诗》中写道：“吴雁舟先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

在南京的一年半中，谭嗣同在公务与学佛之余，常与杨仁山及维新人士雅集游宴，诗酒唱和。

杨仁山两次出使英国和法国时，带回有地平仪、天文镜、子午仪等测量工具，及各种仪器、机器图纸及农学器具图等约有千余张。由于杨仁山和谭嗣同对自然科学均颇感兴趣，再加上谭嗣同对于仪器也很有研究，经共同商议，遂于1897年农历二月上旬，两人联络了郑孝胥、蒯礼卿、徐乃昌、缪荃孙、刘世珩、茅谦等知名学者组织了“金陵测量会”。会址就设在杨仁山的花牌楼寓所，并由谭嗣同起草了金陵测量会章程。金陵测量会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一批民间自然科学组织之一，这里同时也是当时维新人士的重要活动场所。

杨仁山不但指导谭嗣同研究佛学，还支持他开展维新活动，曾帮助推销《时务报》。《时务报》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1896年于上海创刊，是当时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报纸。当时，谭嗣同在南京推销《时务报》，但一时找不到可以信赖的代售处，因此杨仁山帮助他打听寻找安全稳妥之人。“顷杨仁山居士交下来函一件。令觅代售报处，嗣同所知，靠得住者止两家，仁翁所识者较多，当即分途往问。……仁翁谓送申报处有跑街之人，可托其并送……”（《谭嗣同全集·致汪康年五》）

湖南巡抚陈宝箴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于长沙开设时务学堂以培养维新人才。谭嗣同对此学堂的创办大力支持，时务学堂中悬有他所撰楹联一副：“揽湖海英雄，力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兴。”早在四月，谭嗣同就为湖南时务学堂订购杨仁山居士从国外带回的教学仪器、机器图纸和居士自制的天地球仪。

现在，金陵刻经处尚保存有当年制做的一副天地球仪模具。模具为水泥质地，正方形，每边长35厘米，高21厘米，中间有直径为26厘米的半球形凹坑。杨仁山着有《天地球图说》，内容是关于天地球的使用说明，当为彼时出售天地球仪所附带的使用说明书。当时金陵刻经处的经费，为杨仁山居士自筹，部分由他的朋友和学生赞助，每当刻款不济时，就出售他从英、法带回的各种仪器及自制的天地球仪以维持。

1898年正月，谭嗣同携家眷离开南京，返回湖南。临行前，他将其南京东关头公馆的一套红檀木家具赠送给老师。这套家具被放入了深柳堂，平时杨仁山就住在这里，他在此校勘经典，会晤宾客。

七月，谭嗣同被召入京，任军机章京，受四品卿衔，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新政，称“军机四卿”。受职后，谭嗣同特地从北京寄来报单，贴在杨公馆大门口，末署“受业晚生谭嗣同”。

八月十三日（9月28日），变法失败，谭嗣同与林旭、杨锐等六人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

不久之后，杨仁山家中即遭搜查。由于杨仁山平素声誉很好，且与地方官员多有交情，早就有人事先通知他做好预防，因此官兵来搜查时一无所获。

1896年八月，谭嗣同受梁启超之托，为香港《民报》撰文，畅谈佛教宗风。谭嗣同用了大约半年的时间，于1897年写成《仁学》。谭嗣同深得华严奥旨，《仁学》融合儒、释、老及西洋哲学于一炉，将其平生所熏习的古今中外的诸般学说悉皆汇归于博大渊深的佛学智海。囊括孔、孟、老、庄、墨、礼、易、春秋，以及西方天文、地理、生理、心理诸科学、几何算学，还有基督教等。谭嗣同将古今中外诸学形象地通称为“网罗”，“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者，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子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并以智仁勇之佛学贯穿其“冲决网罗”之学。该书堪称为对古今学术的一次重新梳理，谭嗣同深信佛法可以“去尔蔽，祛尔惑，浚尔智，成尔功”。他本人亦秉承佛法的无常、无我、“冲决网罗”的大勇猛、大无畏精神，从事维新变法运动，以救国济民，将之称为“应用佛学”。

梁启超在谭嗣同赴难后评述道：“浏阳（指谭嗣同）一生得力于此，吾辈所以崇拜浏阳者，亦当在此。”（梁启超饮冰室全集）

视荣华如梦幻，观死辱为等闲，谭嗣同的大义殉死堪可视作先烈为自己的“慧命”（《仁学》）所付诸的勇猛实践，也是达人参透生死的洒落行持。

自跟随杨仁山学佛后，谭嗣同得以将佛法精神贯注于现实社会的维新运动，凸显了大乘菩萨行刚健雄猛的特性。这一点上，他与其师杨文会一脉相承，皆以广大悲愿挥舞般若之剑，斩断尘世的重重昏暗迷网，引领苍生走向自省觉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