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合作”黄金十年，日本人耿耿于怀，苏联插手断送这一进程？

在希特勒以开除军籍、取消国籍并没收财产的威胁下，冯·法肯豪森将军才被迫启程回国。离开中国前，他向蒋中正允诺绝不会将所了解的任何中国国防机密透露给日本人。

如此“感人的一幕”发生在1938年6月，见证了中德合作“蜜月期”的结束。之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失败，综合多方面因素考量，德国决定停止对华军售，并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

作为德国在华最后一任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为中德贸易和当时中国战略规划、整军备战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就是这样一个外国人，不断为中国政府游说，在德国发出“禁售令”时仍据理力争，甚至表示愿以个人身份继续留在中国。

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德关系何等密切，两国人民在长期合作及贸易往来中都产生了深厚情谊。那么，德国为何在中德合作渐入佳境之际单方中断双方贸易往来？在德国利益明显也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德国到底为何选择与中国“切割”？

其实，中德贸易的起步阶段可追溯到俾斯麦时期，为了与英国在远东争夺利益，这位铁血宰相力排众议，向中国派出了第一支由德国银行业和工业组成的考察团。然而，德国与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不同，期间并没表现出对中国的野心。

1880年代，北洋水师向德国订购了包括定远级铁甲舰在内的近代化主力舰，德国军事教官协助袁世凯培训了“新建陆军”。与此同时，来自西门子公司、克虏伯公司的德国工程师帮助中国建立了近代的发电厂和钢铁工厂。

甲午战争后的1897年，通过一场“巨野教案”，德国逼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自此取得山东胶州湾租借权、山东半岛开矿权和铁路铺设权等一系列权益。不难看出，德国当时援助中国是出于维护其在远东和太平洋利益的目的，同时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和英国。

之后的义和团运动令中德关系跌落至最低点，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导致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后，虽然拿到4.5亿总赔款的20%之多，德国人仍不解气，硬是让清政府派醇亲王载沣专程到德国谢罪。

此后，中德关系又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德国的先进工业和技术令当时的中国为之向往，就连一向顽固的慈禧太后也看到了这一点。在这段时期，德国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也很大，灭亡前夕，晚晴改革者参照德国民法典制订了中国第一部民法。

尽管如此，中德关系在一战前夕再度变得疏远。随着1902年“英日同盟”和1907年英法俄“三国协约”的签订，德国在国际上日益被孤立。为此，德国试图组建德中美“三国同盟”与之对抗。显然，这种设想几乎无法实现。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德国慷慨给予民国临时政府600万马克贷款，并表示愿意归还山东的铁路权益。一战爆发后，德国在欧洲战场陷入两线作战，自然无暇顾及远东，为避免胶州湾落到日本手里，德国曾表示将其归还中国。然而，阴险的日本人一边阻挠中国加入协约国参战，一边威胁北洋政府“不得接受德国的归还”。

直到得到英美承诺在战后“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日本才允许中国参战。自作聪明的日本人大概没想到，列强主导的“权益转让”竟在中国激起如此大风浪，随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中国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美英也坐不住了，之后的华盛顿会议上，迫于美国压力，日本还是老老实实将山东半岛归还中国。

作为一战的战败国，德国不可避免失去在中国的租界和殖民地，很明显，这场战争给中德关系带来了巨大伤害，特别是贸易方面，1913年在中国的德国商号有近300个，而到了1919年仅剩下2个。然而，卸下“殖民帝国”包袱的德国反倒为中德关系的改善减少了障碍，1921年5月，两国签订了《中德协约》，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上极为少见的一个平等条约。

就这样，因一战而中断四年的中德关系渐渐恢复。《凡尔赛条约》虽严重限制了德国的军事工业和军用制品，却限制不了德国的优秀人才和先进技术。

为突破条约限制，德国一些工业巨头与外国商界组成联盟，打着与国外厂商合资的幌子将德国军火工程师转移到国外，在那里，德国人不仅继续设计新武器，还以中介国的身份合法制造和销售武器。

当然，中国这个庞大市场历来受德国人重视。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军火需求更是旺盛。于是，中德合作日益密切。蒋中正崛起后，一改孙文之前完全倒向苏联的政策，逐渐与德国人打得火热。

之所以这样，一来蒋认为德国被凡尔赛体系制约，对中国没有野心；二来蒋认为德国历史上的统一非常值得中国仿效，中国将来的国际化发展也要依赖德国。1928年，蒋中正换掉苏联顾问，正式邀请德国人担任其私人顾问，亲手打造了此后影响中国长达十年的“德国军事顾问团”。

1930年，中国是德国在远东的最大贸易伙伴。当年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为3.47亿帝国马克，而同日本的贸易额仅为2.34亿帝国马克。德国的油脂工业原料几乎完全依赖东北的大豆出口，德国工业对中国出产的钨砂、锑、锰、锡等有着大量需求。

1933年，受经济大萧条影响，中德贸易较之前略有下降，但德国工业界、进出口商和国防军都想从中国工业发展中获得利益。“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当时的德国魏玛政权对中日冲突采取中立政策。

然而，对在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日本人一直如鲠在喉，如芒在背。希特勒上台后，其扩军备战政策急需中国出产的战略物资，德国军工业对钨砂的需要尤为迫切。

对日本人的指责，德国人不屑一顾，希特勒明确指出：德国有权与中国进行贸易，而不去理会别国的指指点点。

在德国顾问帮助下，中国开始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期间的1934年，德国通过“合步楼公司”将资金、技术和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投资，以公司合作的名义避免其它国家的异议。当年8月，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德国公司签订了《合步楼条约》，中国开始用钨砂、锰砂等战略性原料换取德国的军需品。

1935年，中德两国将各自在对方的公使馆正式升格为大使馆。很快，最重要的中德合作隆重启动，两国共同制定了中国重工业建设纲要和“中德三年计划”，很明显，这一计划就是用来抗衡日本的。

在“中德三年计划”中，德国将帮助中国在西南等地建设17座工厂，囊括钢铁、机械、电气、化工等重工业厂矿和发电厂。通过“以货易货”，中国将提供稀有矿产换取德国的技术和装备。作为保障，德国给中国提供1亿帝国马克无限期周转贷款，中国可随时用之实行现金交易，此外，三年计划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受过高级教育的技术官员，他们在之后的战争中发挥出巨大作用。

中德三年计划标志着中德关系进入“蜜月期”，然而，随着当年底德日签订反gc国际协定，中德关系再度遭遇危机。其实，德日当时还未形成同盟，所谓的协定也是针对苏联的，按说不该影响中德合作。期间，希特勒还信誓旦旦保证：德国对中国毫无恶意，将来也绝不允许日本把反gc国际协定当作压迫中国的工具。

全面抗战爆发前，德国向中国输入的军火数量持续加大，1935年为2300万马克，1936年则猛增至8200万马克，其中包括榴弹炮、高射炮、鱼雷快艇、军用车辆和各种枪支等，德国占到中国输入军火总量的80%之多。与此同时，中国向德国输出战略物资也逐年增加，钨砂输出量从1933年的3700吨猛增至1936年8800吨，德国进口了当时世界钨砂产量的一半，而其中近70%都来自中国。

对中国步步紧逼的同时，日本要求德国停止对华军援。1937年6月，即卢沟桥事变的前一个月，希特勒在柏林会见当时的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希望中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希特勒表示：德国和中国的贸易将使两国互惠双赢，德国在远东既没有政治目的，也没有领土意图，唯一的想法就是做生意。

但日本人不这么想，独霸中国构建“大东亚新秩序”势必要扫清一切西方势力，德国当然也不例外。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国军一触即溃。直到此时，德国仍试图捍卫中德合作，希特勒指示外交部阻止日本升级战争。

由于担心苏联恢复对中国的影响，德国对日本的态度逐渐强硬。7月28日，德国外交部向日本政府表明，日本企图利用反gc国际协定来为其进犯中国找一个体面的借口是不合适的，德国认为“日本对中国的进犯妨碍中国稳定，并最终使中国投入苏联怀抱”。德国同时表示，拒绝停止对华军售，拒绝召回在华军事顾问。

为了改变日军进攻路线和争取国联调停，蒋下令发起淞沪会战。在这场“打给外国人看”的战役中，德国顾问参与了国军对日作战的军事部署，70名德军顾问更是直接在前线参与指挥部队。

虽然德国顾问团训练长达10年的德械师在三个月内就损失大半，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和德国模式的军事现代化建设有力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淞沪会战期间的1937年8月21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介入中国抗战。应该说，苏联的“插手”令德国感到震惊，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的德国传统派势力产生了巨大冲击，也让希特勒对中德合作和中日战争的态度发生转变。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最终在中日之间做出选择，长达十年的中德合作落下帷幕。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德国正式承认“满洲国”。3月，德国决定在中日战争结束前不再接收中国军事学员，并遣散现有的中国在德军事学员。4月，德国禁止对华军售，并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

由此可见，打铁还要自身硬，再强大的外援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家之间永远是利益至上，完全依赖他国始终是不靠谱的。不管怎么说，当年的中德合作极大提高了中国抵御日本侵略的能力，也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田瑞安 原创不易，敬请关注 ；欢迎留言评论，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