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给了义和团喊出“扶清灭洋”口号之勇气的

编者按：关于义和团的事迹想必不会陌生，但只限于零星记载，其实在清宫档案中，鲜有记载，说明在皇家眼里只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角色。事实上清廷一直以剿灭义和团为目标，并且也正是这样做的。而看其参与人员多数为社会底层的走卒，盲流之类，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里，并没有享受到什么皇恩，更无任何权利，可以说本身就是被压迫者。正是这么一群人是如何忠心耿耿的喊出“扶清灭洋”的，其心态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将就其心理思维层面进行探讨。

义和团是一个广泛的代称，在其笼统的组织当中，分为很多派别，期间有些根本就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相互联系，只不过在那一时期出现的这种以对抗传教士以及抵制洋货，同时也反抗清廷统治这一类型的民间组织的统称。更确切的说狭义义和团就是后期清廷收编的这类组织称之为义和团，其听从官方调遣，由官方发放粮饷。

从义和团形成的初期来说，更像行业协会的性质。比如一个地方跑江湖卖艺的人士，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权益，自发的形成一个组织。每个行业都有自己信仰的祖师爷，所以义和团的信奉的神灵就五花八门，但都以道教和民间神话人物为主，毫不夸张的来说，各义和团组织，几乎把能找到的神仙都搬出来了。其信仰有太上老君，关公，观音菩萨，还有孙悟空，鲁班的等等。其下根据各行业分布，有打拳协会（相当于卖艺杂耍的），乞丐流民协会，贩夫走卒协会（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甚至还有寡妇、妓女组成的黑灯照和花灯照。另外还有一些民间宗教组织，号称刀枪不入的神话也正是出至于他们之口。

按照字面说话，这些人都可以归结为贫苦农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共识，即不信洋教，并且对洋教从业人员深恶痛绝。这种来自骨子里的仇视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宗教信仰的冲突，另一方面来自平时官府对传教士的袒护，基本上传教士和当地贫民的冲突都以贫民受欺压为结果，觉得得不到公平对待。进而衍生出教堂，传教士，教民为一体的相关利益方，他们也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从有记载的几次民教冲突中，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你也分不出对错。但在当时是明显的看做是洋人乃至教民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出于对洋人的忌惮，也鲜有官府会去惩治洋人。

凭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维，当地父母官对这种冲突伤透脑筋。不排除做官的也反感洋人，内心并不一定是袒护洋人，但一旦洋人出事，这事就闹大了，其责任是担当不起的。杀一个贫苦百姓无关紧要，杀一个洋人就是外交事件了，谁也不敢造次。那怎么办，只能拿出头义和团组织人员开刀，抓得抓杀得杀，这么一来进一步激发了矛盾。普遍性认为他们之所以遭遇不公正待遇，就是洋人搞得鬼，一切罪魁祸首都是洋人的存在。

这里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按道理来说抓和杀义和团成员的都是官府，这仇恨的最大目标应该是官府，但为什么最大罪魁祸首还觉得是洋人呢？这个和当时官府的心态有关，无论是否出于真实意愿，对于团教冲突，官府私下或者半公开的场合都表现出对这种行为的同情。假设一个场景，就是所谓的父母官来到即将被杀头的义和团成员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说:壮士啊，你可知道我也是迫不得已啊，我其实对你的行为是非常支持的，这一切都是迫于洋人和朝廷的压力，冤有头债有主，你老九泉有知，要报仇就去找洋人吧！

正是这种虚情假意或者真情流露，让义和团的成员觉得一切罪恶的源头都是洋人，官府也是迫不得已，如果他们能替官府不方便出手干掉洋人，官府没有了后顾之忧，肯定会和他们在一起的。甚至夸张的说，义和团想替官府或者朝廷分担解忧，把他们不方便做的事，通过自己去完成。这种思想的形成其本质就是想证明自己，我不是在作乱，而是在除暴安良，替朝廷分忧。这也符合一个长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人，一旦有机会总想在主子面前表现自己。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水浒传里面宋江的思路，上梁山，打朝廷军队，又释放高俅，就是想证明自己并非作乱，而是迫不得已，想让朝廷招安。

除了一厢情愿以为朝廷是和他们义和团的主张是一致的，并且官府剿灭他们迫于洋人的淫威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爱国思维。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家务事不允许外人插手，自己人再坏也是自己人，外人永远是外人，肯定是没安好心的。相比较其他人，穷人更爱国是对的，为什么呢？国家是一个概念，她可以装下任何人，其本身不会直接和你交集，也就是说国家不会对你使坏，如果使坏的，肯定是具体的人，因为这是自己的家园。更何况在忠君思维影响几千年的情况下，君主或者说朝廷和国家是等同概念的，君主即等于国家，朝廷即等于国家，爱国就是爱君主。对于穷苦百姓来说，一生之中活得憋屈，受到的欺负肯定多于得到的利益，你让他去爱矛盾不断的邻居，去爱辞退他的老板？不太现实啊，这些具体的人多多少少在心目中亏欠了他，对于他们就算谈不上恨，但至少爱不起来，那怎么办？总得找一个释放爱的对象，那么国家无疑是心神圣的存在，热爱国家道义上没有错，理论上没有错，逻辑上也没有错，对于一个没有任何错的对象，爱她是应该的。

这两种思维在初期的义和团当中，不管是幻想也好，真实存在也罢，都是支撑他们进行灭洋行动的动力。幻想朝廷有朝一日站在他们一边（也可以理解为招安）是目标，举着爱国旗帜是为行为的正义性提供道义理论上的支持。虽然在此过程中，多次遭到朝廷的打压和剿灭，这并没有改变他们主要的目标，即灭洋。而真正让他们喊出扶清灭洋，并且以此为宗旨的是慈禧半公开的默许。

在晚清的这段时期内，不仅义和团和洋人存在矛盾，其实朝廷和洋人的矛盾更大。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班子骨子里看不起洋人，反感洋人，像外国在帝都设立领事馆都是迫不得已才答应的，像开放通商，设立租界这些更是无奈之举。特别是外国传教士的进入，大肆传教，培养信徒，更被视为文化的入侵，信徒的增长怕他尾大不掉，动摇上去年的儒家传统。如果上天能给老佛爷一个机会彻底除掉洋人，相信老佛爷是一万个愿意。而这种矛盾终于在1900年爆发。

义和团这种以灭洋为宗旨的组织在对各地洋人以及传教士，乃至教民都构成生命威胁，其财产也得不到保障，在义和团兴起期间纷纷出现洋人和教民被杀事件，可以说洋人是谈团色变，直接威胁到他们侨民和传教事业是否生存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多次向朝廷施压，假借朝廷之手除去义和团，另一方面他们也准备自己保护自己，最直接的要求就是提出派遣“使馆卫队”进入北京，本来清廷答应的人数是每馆二三十人，想不到最终派了400多人，后来，外国联军又以安全为由派遣了2000人入京。这种事不要说在清朝，就是在现在也觉得接受不了。有道是天子脚下岂容他人安榻，外国军队的到来使慈禧太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担忧。一方面急调亲卫部队入京以防不测，另一方面在一些亲义和团，主张招安义和团的大臣附议之下，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也就在同一时期，多地对义和团进行招安收编，编入旗下归朝廷差遣。

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之下，随着局势的变化，大批义和团先后进入北京，以备在抗击洋人之时出一份力。而这一切在慈禧太后心中，自有她的打算，义和团的大规模入京，一方面是给外国联军压力，震慑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另一方面如果真正发生冲突，义和团打赢自然皆大欢喜，以后慢慢收拾就行了。而就算期间出什么幺蛾子，这黑锅也由义和团来背，至少可以说是义和团打的，不是朝廷在做。然而慈禧太后的默许和一些收编，对义和团来说无疑是天大的成就，其对义和团的鼓舞是前所未有的，对朝廷的感激是前所未有的。自然而然灭洋爱朝廷两者达到有机结合，在思想层面达到质的飞跃，随着喊出扶清灭洋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