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淖记事》：为何汪曾祺对一个“淖”字的考证，会催生一篇佳作

汪曾祺先生说故乡高邮是他的创作源头。他小时候总喜欢在家乡这里瞧瞧那里看看。其中有个被唤作“大脑”的地方，他就经常去“看”，那里水气泱泱，那里的风俗、人情特别引他注目。但他对“大脑”这个地名充满怀疑，这满是水雾的地方跟人的大脑有什么关系呢？后来，他下放到了张家口坝上劳动，注意到蒙古语“淖”字，意指大大小小的一片水。高邮“大脑”之地不就是大大小小的一片水？莫非家乡那地本叫“大淖”，随着时间的流逝，同音谐化，家乡人误叫作“大脑”了。一时间，茅塞顿开。那地那景那人那事也就在脑中活络起来，催生了小说巜大淖记事》。此文八一年发表，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此天下皆知高邮有个地方叫“大淖”，当地政府也顺势把“大脑”更名为“大淖”了。汪老还不无得意地说：

“我敢说，这个地方是由我给它正了名的。”

他曾经郑重其事地告诉陆建华：“如果不是正了名，也许还写不出《大淖记事》呢。”一个“淖”字的考证，竟催生佳作，为什么呢？因为“淖”字契合了汪曾祺“心里存留了四十多年的向往”：魂牵梦绕的水乡、野性自然的风俗、元气淋漓的生命和上善若水的思想。

一、魂牵梦绕的水乡

高邮之于汪曾祺，就如同绍兴之于鲁迅，高密之于莫言。汪曾祺富有代表性的作品，基本上是写高邮这个地域的小说，如《受戒》《异秉》《岁寒三友》《鉴赏家》等作品。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是纪实，他主张：“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所以汪曾祺觉得，如果写成“大脑”，在感情上是很不舒服的——三十多年前他写的一篇小说里提到大淖这个地方，为了躲开这个“脑”字，只好另外改变了一个说法。当汪老为家乡之地找到了“淖”字时，非常高兴，他觉得心中的“向往和惊奇也就有了着落”，像鲁迅所说的“思想有了鬼似的 ”，于是倾注“自己的全部感情”，倾泻而出。

“淖”字契合汪曾祺对水乡魂牵梦绕的感觉：淖，是一片大水；大淖指的是这片水，也指水边的陆地。小说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水乡的热爰，大淖的景色被作者描绘得如诗如画：

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

作者对大淖五行八作的叙述充满热爱之情，行行具陈，如数家珍，使读者历历在目：由沙洲往东南西北，分别布列浆坊、炕房、鱼行、草行、鲜货行和轮船公司，丰富多样。汪曾祺本来就擅长绘画，他的文字里是有画意的，他用妙笔恣意地写出水乡“大淖”独特的颜色、声音、气味，使之充满风俗画的意蕴。

二、野性自然的风俗

风景如画，人却贫穷。西头是外地来大淖做小生意的，“像候鸟，来去都有定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东头本地的挑夫更穷，住的都是草房，茅草盖顶，黄土打墙。

但热爱生活的大淖人过起日子并不凄苦。遇到阴天下雨，西头不能出街的锡匠们能唱“小开口”的戏一整天，不知疲倦；逢年过节，东头挑夫聚在一起赌钱 ，有意思的是，赌具也是钱，赌名叫“打钱”和“滚钱”，赌得“不亦乐乎”。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他们风俗充满野性。当挑夫的媳妇们像男人一样的挣钱，走相、坐相也像男人，要多野有多野：几个媳妇一咬耳朵，一二三，就把平常偷吃她们“豆腐”的“老骚胡子”黄海龙叔公的裤子脱了挂在大树顶上；为了赌两碗饺面，大白天几个媳妇敢脱了衣服扑通扑通跳到淖里洗个爽身澡。

他们的性爱不受礼教的束缚，“淖”性十足，充满自然属性。

婚嫁极少明媒正娶。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 ；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司空见惯；丈夫之外，一个媳妇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但他们也讲原则——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

大文明若野蛮。充满野性自然的大淖风俗是充满激情的，这是汪曾祺向往的自然美，它契合了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

“一民族若只仅有文明而无野蛮，则即为其衰亡之先兆。中国人文采彬彬，以弱不胜衣为可贵，此即仅有文明而无野蛮。中国民族若真衰老，则即因其太文明也。”

三、元气淋漓的生命

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花，典型环境的刻画是为了典型人物的塑造。水气泱泱的地域和野性自然的风俗相结合，终于催生了两朵“淖之花”：巧云和十一子。他们美如荻花，韧如蒲苇，涣发着元气淋漓的生命力。

俊朗漂亮的他们本是一对天造地设的金童玉女，可一切美好却让恶人按下了休止符：保安队刘号长潜入巧云家，玷污了巧云。巧云在被破了身子以后，她主动与十一子约会，刘号长找人痛殴十一子至将死状况。

十一子为爱宁死不屈，巧云为爱韧如蒲苇。他们像大淖沙洲上的芦荻，长于低洼泥泞，风吹雨打，霜降雪压，也不改它们蓬勃生长、烂漫向荣的劲头！

女主人公巧云在呈现元气淋漓的生命力方面最为典型。

身子被糟蹋后，她勇敢面对生活。巧云破了身子，没有寻死觅活，没有怨天尤人，甚至没有淌眼泪。因为她家里还有个残废爹，心里还有个十一子。她只是失悔没有把自己给了十一子！于是，她勇敢地约会十一子，共享月夜之美。

爱人被殴打将死，她韧如蒲苇。她让锡匠们将垂死的十一子抬到她家去医治，她给十一子灌下一碗救命的尿碱汤。汪曾祺写到这里时，流了眼泪加了这么一句：

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多好的姑娘，有大美的“大淖之花”！这“一口”感同身受，这“一口”韧性十足，这“一口”元气淋漓！有了这“一口”，后文写“巧云为担负起照顾两个男人的重担成了挑夫”也显得水到渠成了。

野性自然的风俗本质上就是元气淋漓的生命,它们相互生成，相互欣赏：

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他们把平时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的热情和好心都拿出来了。他们觉得十一子和巧云做的事都很应该，很对。大淖出了这样一对年轻人，使他们觉得骄傲。大家的心喜洋洋，热乎乎的，好像在过年。

四、上善若水的思想

汪曾祺在《我的故乡》中写道：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

《大淖记事》推崇“上善若水”的思想：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兴化帮锡匠就是一个“水”性十足的行帮。他们讲义气，守规矩，对人很和气，凡事忍让，他们不怕事，也绝不惹事。这些品质代表中国底层百姓内敛的性格。他们就像小说中描述的“淖”：

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

但那些带有恶意的权贵们如果以为这些小老百姓可以任意欺凌，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淖在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为了讨回十一子的公道，锡匠们上街游行。没有旗子，没有标语，就是二十来个锡匠挑着二十来副锡匠担子，在全城的大街上慢慢地走。这是个沉默的队伍，但是非常严肃。他们表现出不可侵犯的威严和不可动摇的决心。

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这是柔者韧性的抗争！这里弱者沉默的爆发！他们胜利了，为十一子讨回了公道：取得了养伤的药钱，将刘号长永远逐出大淖。锡匠们平时不惹事，谦下如水，乐业不争；遇不平事，则不畏权势，坚韧抗争；对结果，见好就收，不得寸进尺。“淖”力十足，上善若水。

小说题目是《大淖记事》，不是《巧云和十一子的故事》。也就是说《大淖记事》是有别于《异秉》、《岁寒三友》这一类的优秀作品，或者说它是汪曾祺在此类作品上的突破。巧云、十一子和银匠们都是小说主要人物，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角色”似乎是“大淖”。汪曾祺借助“大淖”这个意象寄托他对高邮水乡的热爱、野性自然风俗的向往、底层人物身上生命力的礼赞，也体现了他对道家“上善若水”思想的感悟。一个简单意象，却意蕴深远；一个短小篇幅，却浩然磅礴，真不愧是大家手笔。汪曾祺在以后的创作中也不断显现这样的写法，如《徙》《晚饭花》《珠子灯》等作品。评论家李陀在《意象的激流》一文中盛赞汪曾祺这一写作风格：

“这是些什么样的美学特征呢？我觉得，那是意象的营造，是在现代小说水平上恢复意象这样一种传统的美学意识，是使小说的艺术形象从不同程度上具有意象的性质，是从意象的营造入手试图在小说创作中建设一种充满现代意识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