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西游记》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臻于第一流的伟大作品。《西游记》是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同时它也是明代长篇小说的重要流派之一----神魔小说的代表作。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西游记》的内容是最为庞杂的，它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和内容，既让佛、道两教的仙人们同时登场表演，又在神佛的世界里注入了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有时还掉书袋似的插进几句儒家的至理名言，使它显得亦庄亦谐，妙趣横生。这种特点，赢得了各种文化层次的读者的喜爱。
这样一部流传千古，老少皆宜的文学巨著，光怪陆离的魔幻世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全是小说家吴承恩平空虚构出来的吗？
事实上，《西游记》的成熟，酝酿了七百多年。无数民间艺人和无名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为吴承恩的《西游记》提供了深厚的创作基础。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玄奘不顾禁令，偷越国境，费时十七载，经历百余国，前往天竺取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震动中外。归国后，玄奘奉诏口述所见，由门徒辑录成《大唐西域记》，介绍西域诸国的历史人情、宗教信仰、地理资源，打开了人们的眼界。
以后门徒慧立等人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了神化玄奘，在描绘他突破艰险，一意西行的同时，还穿插了一些神话传说，如狮子王劫女产子，西女国生男不举，迦湿罗国“灭坏佛法”等。它们虽还游离于取经故事之外，却启发后来作者创作出更多的有关取经的神话。
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开始把各种神话与取经故事串联起来，形式近乎寺院的“俗讲”。书中出现了猴行者的形象。他原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化身为白衣秀士，自动来护三藏西行。他神通广大、足智多谋，一路杀白虎精、伏九馗龙、降深沙神，使取经事业得以“功德圆满”。这是取经故事的中心人物由玄奘逐渐变为猴王的开端。
我国古代的稗史、志怪小说如《吴越春秋》、《搜神记》、《补江总白猿传》等，都写过白猿成精作怪的故事。而《古岳渎经》中的淮涡水怪无支祁，他的“神变奋迅”和叛逆特色同取经传说中的猴王尤为相近。
《取经诗话》虽然粗糙简单，某些细节如蟠桃变幻、虎精破腹等都不近情理；但已比较清楚地显示了取经故事的轮廓。从深沙神、鬼子母国、女人国的描写上，也多少可以看到《西游记》某些章回的雏形。
取经故事在元代已经定型。元时磁州窑的唐僧取经枕上已有唐僧、孙悟空、猪八戒等沙僧师徒四人的取经形象。
《永乐大典》一三一三九卷“送”韵“梦”条，引有一千二百余字的“梦斩泾河龙”，标题作《西游记》，内容和世德堂本《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基本相同。可以想见，至迟在元末明初曾有过一部类似平话的《西游记》。
此外，古代朝鲜的汉、朝语对照读本《朴通事谚解》也载有取经故事的梗概。注云：“详见《西游记》。”《朴通事谚解》复述了“车迟国斗圣”的梗概，和《西游记》第四十六回“外道弄强欺正法，心猿显圣灭诸邪”十分相似。从书中有关的八条注里，还可以窥见元末明初取经故事的轮廓。
一条注说：“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子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钓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可见取经故事本身已十分丰富复杂。注中还提到了住在花果山水帘洞铁板桥下“号齐天大圣”的老猴精，它偷得仙园蟠桃、老君丹花，又窃王母仙衣“来设庆仙衣会”。李天王奉命“引领天兵十万及诸神将”，“与大圣相战失利”。终赖二郎神捕获，被观音押入石缝，“饥食铁丸，渴饮铜汁”。唐僧取经，路过此山，将他放出，“收为徒弟，赐法名悟空，改号孙行者”。写孙悟空的来历和斗争历史已和吴氏《西游记》大体相同。
注中还提到另两名护法弟子：一个是从《取经诗话》中的深沙神演变而成的沙和尚；一个是《取经诗话》中不曾提到的黑猪精朱八戒。但是他们的神通都不及孙悟空。可见这时百回本《西游记》的重要情节早已定型，为吴承恩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主要的素材，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和取经故事在话本中逐步定型的同时，类似的戏曲创作也产生了。金院本《唐三藏》和元代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均已失传。现存元末明初人杨讷所著《西游记》杂剧，(注：按《录鬼簿》载：吴昌龄有《西天取经》，题目正名为“老回回东楼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经”；又有《鬼子母揭钵记》，相当于杨本《西游记》杂剧第三卷“鬼母皈依”。天一阁钞本《录鬼簿续集》载：“杨景贤，号汝斋。”名下有《西游记》剧目，以敷演唐僧出世的“江流儿”故事开场，这同样是后来《西游记》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
取经故事的最后完成者是吴承恩，《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文下笔立成。”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后流寓南京，长期靠卖文补贴家用。
这种经历固然消磨了他的锐气和壮志，却也激发他的愤慨和狂傲，而他的“善谐剧”的风趣，酷爱野史奇闻的癖好，一旦和那种深沉的愤满情绪结合，便很自然地引起他继承“志怪”传统，讽刺社会黑暗的创作动机。
他的《禹鼎志》就是寓有鉴戒意味的短篇志怪小说。他的诗如《瑞龙歌》、《二郎搜山图歌》等，也都表现了借神话传说，寄托扫荡邪魔、安民保国的愿望。这种追求艺术独创的精神，在小说《西游记》中，则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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