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如此批判君主，何以还能长寿？《明夷待访录》被误解300年

自明末以来，黄宗羲就是中国知识界的泰山北斗、鲁殿灵光。近三百年来，他始终以他的气节、学术、思想及文章源源不绝地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

他一度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精神教父”。晚清排满运动兴起，民主思想蔓延，孙文、陈天华那批革命党人急需有理论依据去说服国人，而当时西方像卢梭、洛克那帮人的学说还没有被翻译引进，“没马骆驼将就骑”，于是黄宗羲就被他们树为大纛，而他那本《明夷待访录》更被他们重新包装，以民主前驱、反帝宣言的形象流播四海。

于是，很容易就引出一个疑问：假设黄宗羲和他的《明夷待访录》真的是激烈批判、否决君主的，当文字狱盛行的清代，他何以能够全身而退且以86岁的高寿示寂？

我以为，这个问题的提出，所隐含的前提本身就是建立在误解之上。因此，我想借解释黄宗羲何以可以避难远祸的同时，顺带按照我自己浅薄的体会，将《明夷待访录》这本书所涉及的一些容易被误解的关键观念做些厘清。

一，黄宗羲不是直接反君主，而是期待“天下为公”。

说黄宗羲反君主，基本依据来源于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中的《原君》与《原臣》两节。

这两节对此问题是怎么说的呢，他讲，上古君主“以天下为主，君为客”，而“后世为人君者不然”，是“以君为主，天下为客”。接着，他引申开来说，做人臣的，应该有这样的为臣态度，即“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最终“天下为公”。

这两篇文章，以现代政治学的观点看来，等于从政治权力的本质着手，朴素地定义了君与民、君与臣的关系。但是，仅仅这这些话所传达出来的信息，足以说黄宗羲反君主、反专制吗？

我以为定论还需谨慎。一者，这种思想，实际上并非黄氏独创，而是历代先儒所提出的“君轻民重”思想的总结而已，他所表达的旨趣尚未跳出既有的“民本主义”的思想框架；其二，他所说的，无非是类似孟子“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当政理念的再申述而已，即认为君主当以民为主，倘若为政不仁人民有权推翻，但这还只是反暴政的思想表述，而不是从根本上反君权制度。即便翻遍黄氏文集，您也不会见到他说专制制度应该改换，君主大位应该废黜的文字。

反专制、反君主，是西方同时期启蒙思想的观念，于现代西方社会可能足以视为当然,但对于明清之际的中国传统社会而言，那时虽然思想开放，但依然是超越他们时代的观念，就如后来顾准那句名言所说，“民主思想是舶来品”。

所以，黄宗羲法思想的精义，其实首在于不遗余力地推阐“天下为公”精神，在他之前，还没有哪位中国古人如此系统、深刻、全面地总结过。但是《明夷待访录》的政治、社会诉求，则不应比附于中国本土所陌生的、西方启蒙主义以来的一些观念。

因为根本都不反对君主之位的存在，而清朝廷那时刚入关不久，阵脚不稳，何必去挑衅黄宗羲这样的江南士大夫领袖？况且，更为重要的是，当黄宗羲生前及身后近百年，《明夷待访录》这本书都不曾公开出版，仅有极少数抄本流传于极可靠的几位同道比如顾炎武诸人手中，清廷又何从得知他的“文字毒草”呢？

二，黄宗羲未曾直接批判清廷，而是更重“华夷之辨”。

黄宗羲是抗清志士，他希冀兴复明室的殷殷期望，憧憬天下大治的终极理想，是耿耿不寐的，是至死不休的。

但是，在当时，即便是诛求尚不峻急的时期，黄宗羲在公开公布、刊刻的文字或文集上，都很少直接对于满清朝廷的愤懑与对抗之意。也差不多是这个原因，章太炎虽也是浙江人，虽也是经史专业学者，虽也是排满革命家，但一生不大喜欢黄梨洲,甚至抨击《明夷待访录》这本书是黄宗羲向满洲上条陈的“投名状”。

表曝

这点质疑并非全然空穴来风。实际上，当1648年，黄宗羲从日本乞师失败黯然返中后，实已经剃发表归顺清朝，从此再无公开参与抗清战役的活动了，只是暗暗联络志士；回家后他埋头读书著书，也同清廷官员姜希彻等人合作在浙江创办过书院；

总之，读过自全祖望以来迄至赵园等明清之际论述的朋友会知道，黄宗羲生前，他的抗清事业是极为隐秘的，在明面上，不但不曾明目张胆地来和清廷作对，甚至在晚年自知理想无望时，还对清廷的政治抱有一丝幻想，以为只要能维持和护惜中华礼制和社会伦理的”纲常名教”，并对民生有利，未必一定是全然错误的。

也就说，他的思路，其实已经和当时坚定的抵抗派多有异趣，他的抗清理念，很大程度上不是“种族之争”，而是从文化认同上作判别的“华夷之辨”，即假设清廷也可以为中国文化所化，对民生更有利，能“以夏变夷”，那么是否还为了对抗而对抗，也许就是值得深思的了。

唯从这样的视角着眼，我们才能领悟，在康熙十九年庚申( 6250)，其好友陈赤衷以贡士入京参加廷试时，黄宗羲何以会竟然对清廷有所褒扬之词。他说，“当是时，天子留心文治，招才琴钓之上，取士歌牧之中，士之闲一艺者，莫不锁厅而出”，此外，黄宗羲还曾说:，“今圣天子无幽不烛，使农里之事，得以上达，纲常名教，不因之而益重乎?"黄是否是为了明哲保身，不得已说了一些违心话不得而知，总之白纸黑字，说是说了的，而且说了不少。

在这些如今都可按查寻的文章的中，黄宗羲称赞过康熙帝“留心文治，大开荐才用才之途，广开圣听，无幽不烛"，“于纲常名教所系益重"，差不多是以无以复加的口吻吹捧康熙帝是近乎古代圣王之治了。另外，当朝廷征辟他入京时，他虽然以年老辞，但也毫不顾忌地推荐得意弟子进入朝廷，对于子孙的应科举试也至少没有反对。这些举措，可以推测，不会和他最后与兄弟黄宗炎黄宗会等关系不睦、和挚友吕留良等反目成仇没有关系吧。

可以说，晚年的黄宗羲，不仅与清势不两立的意志已经松弛，甚至已经不再固执地一味对抗，而是在利国利民利文化的前提下，谋求一种可能的合作方式，既然如此，清廷乐观其成，恨不得树为典型模范最好，又怎会加害于他？

三，清初文网不密，诛求不苛，能优容有异见的士人领袖

都说满清对于社会言论的管控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文字狱此起彼伏搞得读书人哀鸿遍野，其实按照史学界共识，这个现象是在康熙帝中期以后才开始盛行的。

黄宗羲存世的时候，所历清政，是在康熙中期以前。那时的满清朝廷，统治中原不久，政权尚未稳定，非异见分子咄咄逼人，不但不厉行坑儒政策，反对士大夫中的知识界大佬极其优容，取笼络人心的对策，希望软化这些前政党领袖、在野”公知”、社会大V、话语掌控者们，进而谋求合作。

所以，当时的黄宗羲，作为江南士绅头领级人物、知识分子中的大佬，不但没有刁难他，甚至对他极其礼重。比如，康熙17年，清廷议修《明史》工程，开设“博学鸿儒科”，以延揽汉族士人领袖，黄宗羲得到举荐，以病力辞得免；康熙19年，浙官员“以礼敦请”黄宗羲出山；次年，黄宗羲71岁，大员徐元文在康熙帝力荐黄宗羲参修明史，康熙帝且下旨浙江督抚探望问询，黄宗羲所托病得辞，却仍遣子黄百家、高足万斯同等进京合作去了。

这些来自清廷的殊遇，足以表明当时的满清朝廷对于黄宗羲，不但没有剿灭的打算，甚至是以“国之耆老”、“学之重镇”的待遇优视他的。

显然，黄宗羲不是反专制、反君主民主教父。毕竟思想的“尘尘三昧”，也是“钵里饭，桶里水”而生，他没法无中生有生产出一些那个时代还没有的意识来。

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他的核心思想，以我的浅薄阅读，似乎可以归结为两点：1，反酷政，批暴君，但绝没有驱专制、反君主的高度；2，倡民本，讲人道，但还未曾有论人权、冀民主的意识。

但是，尽管如此，他依然是值得后世顶礼尊崇的人物。他在桑海颠覆，波路倾荡，国家灭，闭门难集之日，守炳然之节，持粹然之养，臧否不立，沉名远离，不管是否有过虚与委蛇，他还是终身不仕异族政权，持守其遗民身份志而没的。他不失为坚定的爱国志士，也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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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想，这种坚持，是很难做到的。他完成的安然，坦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