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26日晚，我从央视纪录频道看到了《文学的故乡》“莫言”篇，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莫言的父亲管贻范老人。纪录片显示，莫言要给老人家过生日，到高密城里吃饭，他怕麻烦别人，不愿去，后来拗不过，还是去了。这个画面，勾起了我的回忆，2004年12月7日，我跟同事宋学宝记者在莫言老家的炕头上采访过老人。老人腰不弯眼不花，说话温文尔雅。去年12月28日，老人悄然离去，享年98岁。一个不爱凑热闹的老人，一个可爱的老人，一个可敬的老人。
采访莫言的父亲管贻范，事出偶然。十六年前，大众日报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策划了一组主题报道——“作家与电影”。莫言与电影《红高粱》被列入名单。我先是到北京采访了莫言，接着来到高密，记得见到管贻范老人时，他正在炕上看书，看的是莫言女儿管笑笑写的书，老人家说：“他（莫言）写的东西，我都不屑看。我看着俺孙女笑笑写的《一条反刍的狗》比他写得好。”老人家上过四年私塾，爱看书，但“不屑”看莫言写的书。
电影《红高粱》在莫言的老家放映，还发生了个小插曲。我找出当年的采访记录，莫言是这样说的：“小说《红高粱》里有一个叫王文义的，这个人物实际上是以我的一个邻居为模特的。后来电影在我们村子里放映了，王文义看到我把他写死了，很是愤怒，拄着一根棍子到我家找我父亲。说我还活得好好的，你家三儿子就把我给写死了。我对你们家不错，咱们几辈子的邻居了，怎么能这样子糟蹋人呢？我父亲说，他小说里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这个土匪种’，难道我是土匪种吗？王文义说，你家的事我不管，但我还活着啊。” 莫言的父亲是这样说的：“王文义当过几天兵，他胆小，鬼子打枪，可能是搡着他的耳朵了，他一摸有血，就吵吵：‘我的头没了’，他把枪扔到水沟里。连长气得骂他：‘没有头，你还会说话啊！’有这个事儿。他是个很老实的人。三儿（莫言）回家，我也说他，别用人家的真名。”莫言对我是这样说的：“用真名我知道不妥。但在写作时，感到使用了真名下笔才有神，本来想写完后就改一个名字，但觉得改成什么都不合适。我探家时，买了两瓶酒给王文义送去。我说，大叔，我是把你往好里写，把您塑造成一个大英雄了。他说什么大英雄？有听到枪声就捂着耳朵大喊‘司令司令我的头没了’的大英雄吗？我说您后来不是很英勇地牺牲了吗？大叔很宽容地说：‘反正人已经被你写死了，咱爷儿俩就不计较了。这样吧，你再去给我买两瓶酒吧。’”翻看着过去的记录，忍不住笑了。
管贻范老人不爱凑热闹。当年8月电影《红高粱》在高密开拍。他对我们回忆说：“演员开始忙活，庄里有些人都去看。我没去，地里的活还等着我呢！有人回来说，大热天，穿着棉袄棉裤钻高粱地，跟耍猴似的。”
不去凑热闹，“地里的活还等着我呢！”就这么一句普通的话语，可以概括他勤谨的一生，一辈子为脚下的土地出力流汗，不多言，不多语，不惹事，管贻范老人那才是真正的“莫言”。是啊，不就是演戏吗？有啥可看的，我伺候我的庄稼，我的庄稼等着我，我懂庄稼，庄稼懂我，我不嫌弃庄稼，庄稼不嫌弃我。与庄稼相依为命，须臾不离。我和庄稼精神上互相支撑，我们自带微弱的光泽，互相照耀。我还求什么！这就是典型的本分农民的世界观。
对庄稼和土地知根知底，就像手心手背，不是虚的。当年拍摄电影《红高粱》，摄制组种了一片高粱，追上一遍化肥，正好下了场雨。莫言问父亲能长起来吗？老人家说：“我说误不了事儿。他就嘟囔，下吧下吧，再下一夜。我心里说：可别下了，再下半夜就该涝了。我们这里十天无雨旱，下雨两天涝，何况他们种的地方是片河滩呢。”看看，老人家的经验，写在刀刻般的皱纹纵横的脸上。这就是本分。
莫言写过父亲，写了父亲的家教之严，有时严得都不近人情，但是父亲身上的优秀品质都融化在自己血液里。比如宽容、忍耐、低调、克己、同情弱者等等，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不装，本本分分，老老实实，活得踏实。莫言的好朋友王玉清先生评价管贻范老人用了四个字：智者老爹。
我会记住管贻范这位老人，记住他说的话。比如：不去凑热闹，“地里的活还等着我呢！”干一件事，便敬着这件事，捧着这件事，爱着这件事，不撒手，不松口，主一无适，心无旁骛，除掉身上心上多余的东西，活出个人样儿来。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逄春阶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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