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有个地方值得中国人永远铭记，却没几人知道

8月15日，值得亿万中国人永远铭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也由此展开。

关于日本战犯的审判，很多人熟知的是东京审判。当时，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所有战犯只承认战败，却拒绝认罪。

其实，除了著名的远东国际大审判和南京国民政府组织的审判，新中国成立后还分别在沈阳和太原进行过审判。这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行使权利审判战犯，而且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所有战犯都认罪了，这也使沈阳审判更具深刻意义。

如今，曾经的审判地已成为陈列馆，还一度被改为电影院，甚至因年久失修被用来售卖墓地，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去……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旧址，后被改为北陵电影院（2011年资料图）。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是一栋毫不起眼的小楼。这里，便是曾经审判过日本战犯的沈阳特别军事法庭。

1957年，小楼由市政府改建为电影院，因附近著名的北陵（昭陵）得名“北陵电影院”。半个世纪以来，它成为许多沈阳人童年的美好记忆，却鲜少有人了解其特殊历史。后来，影院效益不好，一度被用来卖墓地、开洗浴中心。

2005年，一则关于“北陵电影院做墓地中介”的新闻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因为市领导的高度重视，一直被搁置的恢复沈阳特别军事法庭旧址的提案被有关部门重新审查。后来，各级政府投入逾千万元，将其改造成一座博物馆，并命名为“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于2014年5月18日对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让人们铭记历史。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

当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没多久，苏联将60余万名日本战犯关押到苏联境内，其中2000多名战犯在经过苏联军事法庭审判后被判刑，其余大部分战犯从1949年6月起被分批释放回日本，另有969名罪行严重的罪犯经毛泽东提议，被择日移交中国政府进行改造和按照中国的法律进行处理。

1950年7月18日，这些战犯被正式移交给中国政府，并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

1951年1月，周恩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要对日本战犯进行侦讯，东北侦讯工作团成立。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精神，以及周恩来的指示，工作团从近千名战犯中，筛选出45名罪行特别严重的战犯作为审判对象，经与抚顺战犯管理所研究，最终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审判其中36名的建议，并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沈阳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地，日本侵华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被告人的罪行也主要发生在我国东北，特别军事法庭也因此将开庭审判地址选在了沈阳。1956年6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中国在押的45名日本战犯提起公诉。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两次开庭，分两批审判了铃木启久、武部六藏等36名日本战犯（富永顺太郎、城野宏等其他9名日本战犯由朱耀堂任审判长的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审判）。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老照片

最后，当时位于沈阳市皇姑区的利群电影院，被最高人民法院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一方面，这里的场地大小、结构都很适合，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出于安全保密的考虑。当时，审判日本战犯都是从电影院后门出入，而距影院后门不远处就有一个螺旋形的防空洞，从抚顺押解来的战犯进入法庭前，都临时关押在那里，既安全又保密。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现场。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1956年6月9日至19日，以及7月1日至20日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第一次是对前日本陆军第一一七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第五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等8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前左起：佐佐真之助、上坂胜、藤田茂、铃木启久。

当时，法庭内的东墙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台上是审判长、审判员席。审判长正对面北侧是被告席，旁边有翻译员席，南侧是证人席。法庭区域外是观众旁听席，有100多个座位。

观众一律凭特别军事法庭发的入场券入场，法庭区域的四角由解放军战士站岗。在查明各被告人身份后，国家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然后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调查。

陈列馆内部

1.“一号大案”铃木启久

“铃木启久案件”是沈阳审判日军罪行的“一号大案”。

铃木启久当庭供述了在1941年12月至1944年10月期间，他所指挥的日军在河北滦县潘家戴庄、遵化县鲁家峪进行“扫荡”，在遵化和迁安等县沿长城地区制造“无人区”，多次制造骇人听闻的惨案的事实。其中，仅仅在潘家戴庄一次屠杀，就残害和平居民1200余人。

铃木启久面对受害者，在审判庭上低头认罪。

他在法庭上供述：“（在潘家戴庄）把村民集中到一个广场进行了大屠杀。例如把婴儿从母亲怀抱中夺来摔死，剖开孕妇的肚子，把人活埋，堆上柴草点火把人烧死，或者用刺刀、机枪等武器，一下子把这个村庄屠杀了1280余人。进行残酷屠杀以后，又把全村房屋都烧毁，并掠夺那里的粮食、衣服等物资，对这个村庄真正实行了‘三光政策’。”

2. 教士兵刺杀活人的藤田茂

用中国的无辜百姓和被俘人员作为刺杀活靶，是日军训练士兵胆量的重要手段。沈阳审判的要犯、原日本陆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就经常训诫他的部下：“不叫士兵刺杀活人、看看鲜血，胆量是壮不起来的。”

藤田茂与律师谈案情。

在法庭上，藤田茂承认了自己在中国的罪行。1939年中条山战役时，他曾下令将8名俘虏作为教育士兵的活靶杀掉。1945年，在山东省海阳县索洛庄及附近，为了对新兵实施刺杀教育，他又下令屠杀了男女老幼平民七八十人。

3. “731细菌部队人体实验” 少佐支队长榊原秀夫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曾在中国进行细菌试验和人体试验，有3000多人遭到残害，至今在日本历史教科书只字不提。

榊原秀夫在特别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原731部队第162支队少佐支队长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供述：1945年3月，他亲自领导部下培养细菌和制造菌武器，从事准备细菌战的活动。在对细菌效能进行测试时，他曾经用伤寒菌对4名抗日人员进行活体试验。1945年8月，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那一次的审判，在6月15日上午进入法庭辩论环节。经过辩护人、公诉人的一番辩论，审判长宣布辩护结束，接着法庭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在确凿的证据和证人证词面前，第一次审判的8名被告人都当庭服罪。

铃木启久在审判中称“对此罪行负全部责任”，并当场下跪认罪。

6月19日上午8时30分，法庭宣判：判处铃木启久20年有期徒刑，藤田茂、上坂胜各18年，其他战犯分别被判16年、14年、13年有期徒刑。

1956年7月1日至20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再次开庭，对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伪满“太上皇”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等28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在审讯武部六藏时，他因病不能到庭，特别军事法庭委派审判员杨显之前往被告人住地进行讯问。

武部六藏患病，审判员前往住地进行讯问。

武部六藏在1940年7月至1945年8月任伪满国国务院总务长官。这个职务名义上是辅佐伪满洲国“国务总理”行使职权，实际总揽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一切行政权力，支配伪满洲国的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

古海忠之时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曾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许多侵略政策和法令都是在他的参与策划之下制定，他是武部六藏的主要辅佐者。

古海忠之站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

被告人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都当庭低头认罪。法庭经过评议后，在20日上午8时开庭宣判：判处武部六藏20年、古海忠之18年，其他各战犯分别判处12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对于其他在押的日本战犯，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免予起诉、宽大处理，从1956年6月至8月分3批全部释放回国。对于已经判刑的45名日本战犯，也都先后分别予以假释、减刑待遇。到1964年4月，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全部处理完毕。

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期间，一个证人的出现格外夺人眼球，他就是被称作中国“末代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

曾经对溥仪进行管教的人员这样解读他：“如果说，10年前在东京（审判），他是以伪满洲皇帝‘康德’来作证，怕死回避，公然撒谎，那么10年后他在沈阳（审判），则是以认罪的溥仪来作证，实事求是，言之凿凿，句句有说服力。”

当溥仪入庭时，庭内所有摄影记者的镜头都集中到他身上。在当年留下的庭审录像里，瘦高的溥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一套深蓝色囚服。在证人席上站稳后，他从上衣兜里拿出书面材料，揭发武部六藏及其辅佐者古海忠之，操纵伪满政权奴役中国东北人民的罪行。

古海忠之在法庭上4次垂头、2次流泪，对溥仪等人的证词供认不讳。

溥仪作为证人揭发武部六藏及古海忠之等人的罪行。

如今，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接受过审判的日本战犯们，大多带着沉重的负罪感离开了人世。无论在法庭上，还是在归国后的生活中，他们都认为，是日本挑起战争，战争的性质就是侵略。

很多关押在中国的日本战犯回到日本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即中归联）”，为中日友好奔走呼号。中归联的首位会长就是曾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的藤田茂。

作为日军中将，藤田茂曾坚决执行“三光政策”，麾下部队所到之处十室九空；作为普通人，他来自广岛，姐姐和侄子被原子弹炸死。

回到日本后，他跑遍日本各地进行演讲，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曾先后5次率团访问中国，2次受到周恩来接见。周总理曾赠给藤田茂一套中山装，藤田茂弥留之际特意嘱咐亲人将这套中山装穿在自己身上，他说：“中国人民是我的老师！”

周恩来会见藤田茂会长。

日本部分人对过去历史的无知，让藤田茂感到遗憾。

曾有一位到中国访问的日本客人归国后对他说：“中国人说让我们把过去战争的事忘掉吧，为两国人民未来的幸福和平友好相处奋斗吧。”

藤田茂说：“谁能忘掉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是被日本鬼子杀死的呢？谁能忘记祖辈遗传下来的房屋被烧掉了呢？”

在他看来，“反省过去的侵略战争，揭发日本军国主义，才是日中友好的基础。”“日本必须正视侵略战争的本质，从思想上憎恨和反对侵略战争，才能正确理解‘把过去忘掉了吧’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这也是62年前那场正义审判的真正含义。

警钟长鸣，记忆长存，日本战败投降已过去73个年头，历史的教训必须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