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维行卷分析唐朝的科举行卷制度，寒门子弟依旧无可奈何

要说唐朝的诗人，王维是典型的高富帅，他出身于河东豪门家族王氏，而且长得一表人才，才华横溢。可惜他生不逢时，他所处的唐朝中期，已经是以科举取士为荣的时代，靠家族背景入仕的大门已经窄的如同没有一样了。豪门公子王维也要去挤千军万马的科举独木桥。好在王家足够有钱，资助少年王维早早就前往首都长安闯荡去了。

唐朝中期的长安城，已经成为了一座恢宏的国际性大都市，这座城市汇聚了东起日本列岛、西至地中海沿岸的奇珍异宝，各地贤才文人齐聚一堂。唯才是举的科举考试，成为了这座城市最热门话题之一，其中又以进士科考试最为人瞩目。当时的进士科，主要考察考生的文学写作能力，而且试卷兵不不遮挡考生名字，所以考官对考生之前的了解与印象非常重要。一个在考前就名满文坛的考生和一个默默无名的考生相比，前者显然更具有优势。所以，经营自己的名声，让自己名扬长安，就成了每个有志高中的考生的题中之义。最便捷的方法就是获得那几位长安的文豪大家或者达官显贵的赞赏，让他们给考生摇旗呐喊、站台鼓吹。举子们往往在考前就把自己最得意的诗文编辑成册，呈送给在政治或文学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物。此种风气之盛，导致举子们如过江之鲫，奔走于豪门大家，史称行卷。

王维有志于进士高中，而且出身名门，那路子肯定是有的，他把文章送到了岐王李隆范案前。岐王大为赞赏，被王维的才华所折服，同时也为王维感到可惜。他对年轻的王维说：“宰相张九龄的弟弟、诗人张九皋已经向掌握实权的太平公主行卷，公主亲自写信给明年的主考官，让他取张九皋为状元了。”岐王虽然好学爱才，可惜势力远不及他的姑姑太平公主。但他又十分欣赏王维的才华，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让王维换上华服，捧着琵琶，带上文章，随自己到太平公主府去。

当日，太平公主大宴宾客。觥筹交错之间，太平公主留意到了清秀文雅的王维，岐王一看，就顺势建议王维琵琶独奏。王维一曲弹罢，技惊四座，太平公主连连夸赞王维。岐王趁热打铁，就向姑姑推荐说，这个少年诗词文章同样是一绝，是少有的天才。王维趁机把怀里的文章呈献给公主。太平公主读了王维的诗文，更加为他的才华所折服，将他请到了宾客的首席。岐王又趁热打铁说道：“只不过王维可惜了，虽然才华横溢，可惜没人举荐参加科举。对了，姑姑，小王听说您已经举荐了明年的状元？”太平公主心下了然。她十分欣赏王维，就直接把主考官叫到公主府，说明王维是当世奇才。于是，王维顺利夺魁。

这就是王维行卷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甚广，被后人多次引用为唐朝行卷制度的例证。还有说法将王维的名作《红豆》解读为少年献给公主的爱慕之诗。可是核查史实，王维于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状元及第。太平公主早在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就因涉嫌谋反被赐死。他们是两代人，不可能有交集。而且，张九皋早在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就科举及第了，不过他考的是明经科。所以，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只是一个传说。

行卷制度，简单的来说，就是考生为增加及第的可能和争取更好的名次，提前将文章送给能对录取结果产生影响的人那里，以此来获取好印象、为考试加分。在阅卷时，主考官的主观印象非常重要，而且有权参考举子平日的作品和声誉决定取舍。这印象既来自于主考官自己的阅读和交际，更来自同僚（尤其是上司）和文坛大家的推荐。在政治上、文坛上有名望的人，或者与考官关系密切的，都可推荐人才，对进士榜单施加影响，称之为通榜。而且京城兼具名望和能力的大人物的范围都是相对固定的，这也为考生行卷提供了可能。自从唐高宗时期进士考试主考诗文以后，考生们挑选平日代表作，编辑成卷轴，到处行卷以求推荐，开始形成风尚，一直发展到北宋早期。行卷活动，一度喧宾夺主，在许多考生的眼中比准备科举考试还重要。如果行卷的对象隔了好些时日没有反馈，考生往往会再次递送书信或者重新呈文，称为温卷。

唐代进士考试一般在正月或二月。两次考试之间，很多举子们都在长安城内租房，一边攻读，一边与朝中官员应酬，请他们猜题目，然后自己私下练习。《唐语林》里就谈到进士们“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退而肄业，谓之‘过夏’”。七月以后，他们要将自己新写的文章四处投献，还要兼顾州府的拔解，着实不容易。还有举子，干谒地方名流，借助后者的名望来传播自己的名声。这些也属于广义的行卷行为。

唐代举子行卷虽然因人而异，但基本程序和礼仪大体一致。举人行卷，在准备文章卷轴和书启信函之外，还需准备名刺（名片）、奉币（送礼），通常这四样东西一起投献。行卷过程大致分为请见、谢见、温卷和叙谢等步骤，每一个步骤都有一定的礼仪和书启格式。

虽然王维行卷只是传说，但真实的行卷故事在唐朝屡见不鲜。著名诗人白居易来到长安准备应试后，就向已经功成名就的诗人顾况行卷。顾况看了白居易的名刺，再看看年轻的白居易，调侃道：“长安物贵，居大不易。”等到他拿起卷轴一看，首篇诗歌就让顾况拍案叫绝。这首诗就是我们几乎都会背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况当即赞赏道：“有句如此，居亦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之后，顾况十分卖力的为白居易宣传，白居易也因此声名大振。可惜顾况本人官位不高，对主考官的影响不大，只给白居易增加文坛声誉了，但没能助他进士高中。

另一个从四川来到长安的年轻诗人陈子昂，因为没有人脉关系，在京师多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行卷对象，始终默默无名。有一天，他在东市看到店家叫卖一张胡琴，要价百万。他咬咬牙买了下来，招呼大家去他家欣赏弹琴。众人纷至沓来，陈子昂说：“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说完，当众把天价琴砸了，再把代表作散发给大家看，“一日之内，声华溢都”。这也是变相的行卷。

不过，像这样一次行卷就大获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唐朝的读书人为了高中进士，不得不低三下四，到处投递自己的文稿，希望得到赏识和举荐。史称，长安城中，“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即便如此斯文扫地，多数人也得不到举荐。

在这么多失败的例子中，大文学家韩愈就占了一例。韩愈出身布衣百姓之家，从贞元三年至五年间，韩愈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全部失败。贞元八年才考中进士，考中进士以后连续四次参加吏部录用考试都被淘汰，其间曾三次给宰相上书，都没得到回复，一度困居长安十年。他曾经自怨自叹地说，我想当个九品芝麻小官都成了奢望，想获得一亩之地的官舍都难以实现。唐朝为考中进士却在吏部录用考试当中屡遭淘汰的人，准备了另外一条做官的途径，允许三考未被录取的进士可以进入将领和地方官员的幕府做幕僚，任满后可经长官推荐，由中央授予地方衙门的参军、主簿、县尉等基层职务。贞元十二年七月，韩愈无奈出任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最后由淮南节度使张建封推荐，韩愈出任从九品的四门博士。

十几年后，韩愈执文坛之牛耳，且高居侍郎官位，成了天下举子行卷的对象。一次，一位没有授官、生活不如意的年轻进士向韩愈行卷。韩愈不在家，后来在散文家皇甫湜府上又见到这位进士来行卷，见他内外俱佳，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搬进长安城里的某座寺庙居住，然后在某天早晨出门游玩，晚上再回来。年轻人一一照办。当天，韩愈叫上皇甫湜，一起到庙里去拜访该进士。此人已经遵照嘱托出了门，韩愈两人当然扑了空。于是提笔在庙门口上大书：“韩愈、皇甫湜同谒几官先辈不遇。”这条标语迅速传遍了京城。这种连朝廷高官、文豪造访都找不到的人，那肯定是有学问了，这个人因此名声大震，高官名士排队前来拜访。这位年轻进士之后青云直上，官至宰相。他就是唐朝后期著名的政治人物牛僧孺。

跳出唐代社会风气，我们分析行卷制度。这项制度对没有社会资源，缺乏行卷人脉的考生，对那些家庭贫困，没有能力馈赠礼物的考生，对那些生性木讷、不善交际应酬的考生，是不利的，也是不公平的。而那些出身上流社会，家庭优渥、家学深厚的子弟，更适应这套游戏规则。这些上流子弟受家庭熏陶与荫蔽，人脉广泛，且善于交际，在行卷方面更加如鱼得水。从这个角度来说，行卷制度是不公平的，在考前就对考生进行了筛查。在众人狂热的追捧之下，行卷制度客观上也助长了考生走后门、作弊的风气。

说到这里，真应该感谢我们国家的高考制度，无论出身怎样，只要努力学习，就能改变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