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合肥90多人集体离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现实、无奈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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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的科研人员集体辞职的新闻，估计大家都关注到了。

事发的单位准确的说并非中科院合肥研究院，而是其下属的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

这些人据说是事业编身份，还有福利分房，结果都不要了，选择辞职。

因为动静太大，上面领导也关注到了。

7月份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到合肥开展调查工作。

他们之所以得到这么大的关注，除了事发突然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所从事的科研工作。

这都是未来大国重器的缔造者呀。

最终的结论，还有待于调查组调查后才能做出。

但就目前多家媒体所能看到的新闻来看，这次集体离职事件，实质是长时间矛盾爆发的结果，直接的导火索是因为该所更换安保。

而在知乎上，关于这件事的回答很多，这些回答大多匿名，归纳起来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科学院的问题，此次集体出走和新上任院长大刀阔斧的改革，是少不了关系的；一个是来自核所本身。

核所原先是一个搞核材料的研究室，之后扩张成一个研究所，揽下国家的几个大项目。但这两年申请不到大的科研项目，没有钱，人才就走了。

核所每年离职率是院里最高的。

《财经》杂志最新的独家报道里提到，近年来，高校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出走”成为热门话题，科技公司不断壮大，科技创业热潮兴起，不少高校研究人员被科技公司重金“挖走”，或选择出来创业。

一位已经离开中科院创业的技术专家告诉《财经》记者，这几年高校研究院的人员流失情况确实存在，主要是因为研究院的福利待遇很多时候还不如高校教师，“前几年技术热，科技公司给出很高的待遇，技术专家出来创业还能拿到地方政府的补贴，融资也更有优势。”

我一下子就想起两年前的另一个爆炸性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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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时候，一篇《离职能直接影响中国登月的人才，只配待在国企底层》的文章刷爆朋友圈。

起因是航天601所因副主任设计师张小平离职发出的一封公开信，信中痛陈张小平离职的巨大损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我国载人登月重大战略计划的论证和策划工作”。

虽然此事件刷爆网络后，很快迎来了航天601所的反驳，官微也及时跟进，还原了事情的很多真相。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事件还是引起了许多人关于国企人才流失、福利待遇、成长发展的广泛讨论和反思。

从张小平离职到如今的90多名研究员集体辞职。

我觉得，更值得我们去反思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过去那么多年，事业单位、国企一直是这样的体制、这样的要求和这样的待遇，就能留住人，现在却不行了呢？

想来想去，就想起了《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梁启超说的一句话：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

在事业单位和国企里更是如此。

一个大体制内单位，特别是中央直属的事业单位、企业，往往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单纯的企业了，他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好几代人的生活、学习、工作、结婚、生子，生老病死，都是在这个企业里。

它寄托了几代人的所有感情和希望。

除了政府机构，国企、科研院所可能是社会上最后一个完整保留几代人的地方了。

从第一批公私合营的国企开始算起，大半个世纪过去了，里面的人早已换了好几茬。

可悲的是，我们很多时候，还以为时间在这里是失效的，过去用过的办法现在还管用，过去人的精神现在的人都还有，过去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被传承下来了。

但按照时间来看，他们至少已经经历了整整三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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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人

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建国后通过分配或招工进入国有企业、科研院所，分的房一般也是在国企厂子或者院所里。

在这样的单位，上班和下班就像大学里上课一样。

有些大的单位，厂子里不仅有工作区、家属院，还有自己的电影院，自来水厂，菜市场，小学，中学，养猪场……

完全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

这些年轻时就进入这种单位的人，一辈子都可能再不用出去了。

单位为他们提供了一切，此后直到退休，大部分也仍然会一直住在厂里的家属区，有许多搞科研的工程师和技艺精湛的老师傅，退休后会一直被单位返聘，有许多就这么一直干到死。

许多职工从初中毕业就开始进入国企工作，在一个诸如烧炉子之类的普通岗位上默默工作了几十年。

一生所见，无非就是黑的煤、红的火以及自己由黑变白的头发，到退休的时候，自己的小孩刚刚成年，就又顶岗进入这个企业，拿起他父亲刚放下的铲子，一干又是一辈子。

生是企业的人，死是企业的死人。

真正做到了奉献青春献终身。

考虑到那个年代里，他们的后代往往就直接顶岗继续在国企里上班，还可以再加一句：献了终身献子孙。

我知道的一个国企里的老院士，已经八九十岁了，还每天坚持正常上班，带科研项目。

每年新录用的员工入职前，老院士都会认真地给他们上几课，讲讲自己当年是是如何拒绝国外丰厚待遇利诱回到祖国，又怎么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科研的。

他们真正经历了从一贫如洗到衣食无忧，真正体会到了这个国家半个多世纪里的沧桑巨变。

对这个国家、对党、对这个工作生活了一辈子的企业，他们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和感情。

他们是大多数国企的底子。

他们也是共和国最坚实的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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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人

这批人大部分都是在改革开放后进入国企的，当时的途径有三条：一是大学毕业分配，二是企业正常招工，三是顶岗。

这些人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经历了国企一轮轮地改革，现在还能留在企业里的，基本都是整个企业的管理层或是技术带头人了。

他们是当代国企的中坚力量。

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心态也更加开放，敢于做上一代人不敢做的改革，国企转制、股份制改革、上市，基本都是在这一代人的手里完成的；

但与下一代人相比，他们也有保守的一面，许多国企老的传统还保留在他们的身上。

之前看报道，某国企有一个技术带头人，40多岁了，被单位里的人称为“大师”，每天都蹬着一个快散架的自行车上班，住在一个六七十平的老房子里，除了工作没有别的爱好，就是打乒乓球。

我看新闻里，他穿着一件上个世纪经常见到的白背心在打球，打法也是上个世纪的，直拍推挡、前三板快攻，就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国企的工资是有天花板的，虽然“大师”的技术很牛，但收入却并不高。

这些年，外面一直有很多企业高薪聘请他过去，大师都只是摇摇头，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舍不得在这儿的工作和生活。

这一代人，很可能是最后一代对企业有归属感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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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人

这一代，大多是2000年以后才进入国企的人，主要是70、80后，最近两年也有不少90后。

他们是国企里的新鲜血液。

到他们这儿的时候，大部分国企早已经取消了福利分房，像中科院合肥这样还能分房子的单位并不多见了。

这几年连逢年过节发点小礼品之类的传统都取消了。

什么好处都没赶上，感情也就没有那么强烈。

一纸合同代表了他们和国企的关系，国企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市场里的普通公司。

只不过工作稍为稳定一点，社会上的认同感高一点而已。

所以，干的爽就待着，干的不爽就走人，这样的职场通用法则在国企里同样存在。

当你进入国企后会发现，其实“关系户”最集中的反而是第二代人，他们往往也是最稳定的一代人。

到了新的这一代人，即使当年是凭着关系进入，也很可能过不了多久就自己走了。

因为现在大家的选择更多样化了，按照马洛斯的需求层次理论，过去的人们穷怕了，所以这辈子都在追求两种需求：

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

这也是大部分体制内单位的特点，很稳定，能给予那些愿意留下来的人充足的安全和归属感。

但对第三代人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讨厌体制内繁文缛节的程序，讨厌那些老套、传统的做派，讨厌官僚化的人际关系网，更讨厌那种一眼能望到头的生活。

他们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需求：

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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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像这次集中辞职的90多人，恰好就是体制里第二代与第三代过渡期的典型。

他们普遍已经三四十岁了，不再年轻，也不至于单纯幼稚到一冲动就工作都不要了。

如果要走，一定有要走的理由。

他们有过对单位毫无保留付出的过往，也有过对单位根深蒂固的感情，还有那份为了梦想执着拼搏的情怀。

但所有的这一切，很可能都敌不过现实里赤裸裸的焦虑。

单位还是那个单位，但时代却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这个时代里，一边是体制内技术大牛年薪十多万，一边是抖音卖卖萌发小视频当网红的女孩月入百万；一边是普通人掏空6个口袋才能勉强在一线买房，一边是范冰冰的弟弟一张照片就能吸金500万；一边是大家都在感叹拼多多上的假货被谁买了，一边是奢侈品消费年年攀升；

上午还在感叹这些研究员，下午就被张雨绮刷屏了……

在这巨大的、可见的对比面前，二十年寒窗、名校的学历、个人的努力，都显得那么渺小。

这也就注定了，在这个时代里成长和工作生活的人，已经很难在重走前辈们走过的路了。

更何况人过中年，精力越来越下降，与此同时，身上的担子却越来越重，束缚也越来越多。

单位里的领导，家里日渐衰老的父母，年幼的子女，疏离的亲友；除此外，还有支离破碎的个人时间，相隔万里的故乡山川……

那些年少时气吞山河的梦想，都已经默默地咽了下去，沉到心底，悄无声息地成了吹破的牛皮。

一方面，是年年没什么变化的收入和职位；另一方面，单位也觉得你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难管。

其实，与其相看两生厌，不如相忘于江湖，该走的走，该留的留。

普朗克曾经道过：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信服，而是通过这些反对者的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

这些年，体制里不断地有人来了又走，有的去追求更高薪的职业，有的去寻找更能发挥自我价值的机会。

但还是有更多的人坚持留了下来，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根据自己的理想和期待一点点地改变整个体系。

体制的许多老传统也正在传承中慢慢消失，新的文化在自然生长。

而很多不得不离职的人，就是这新老交替中，产生的阵痛。

最后，无论是走还是留，都让我们再来回味一下毛主席的一句名言：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