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聚心史》文中传

注胡陀聊史，感悟先贤智慧

胡陀序论：心史者，心志也。所南所著《心史》，实为其悲南宋亡而社稷倾，生灵苦而遭劫难，彼时元人当国，遂有吴井之藏，犹似孙盛阳秋。此中国所谓“心史”也。

西学东渐，心理学以一专门学科立于学府，旨于窥人心理现象及精神功能与行为活动。据云，德国人冯特为其学开山。

默存先生吴地无锡人氏，长于文学，以《围城》闻名，班氏所谓小说家也。后著《管锥篇》，或为朴学之遗绪乎？皖人汪氏荣祖先生以西人心理学研究史学的方法试图破译默存先生所著文章之心志而著《槐聚心史》，此所以引人入胜也，亦为吾所好奇也。既读其书毕，按惯例写一体会，作《槐聚心史文中传---读汪荣祖《槐聚心史》》。

按照清朝桐城耆老刘大櫆说法：“古人为达官名人作传，是史官之职责。文士作传，只是为污者、种树一般的平民凡夫。一个人既然稍加显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自1998年钱钟书先生卒，于今已二十余年，安徽旌德汪荣祖先生以“忘年之交”著《槐聚心史》，这是承继传统，更是让读者诸君“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在为言而已矣”。

文学是一种灵感，其产生必自内心之要求。有别于为人作传纪事而见，汪荣祖先生则以心理学的“心理分析”来解读钟书先生的作品及其经历，用他的话说是：“历史学家们长久以来一直怀疑‘心解’是否则真能解古人之心，盖既已往往生之人，如何能起死回生，将其置于病榻之上作心理分析呢？”而“无可怀疑的是，在过去百年来由佛洛伊德创发的心解学，追寻潜在意识的历史人物的影响力，为整个世纪的知识氛围定了一个不可回避的方向，改变了自我及社会的看法，许多新的词汇和概念，诸如‘本我’‘自我’‘超我’‘压抑’，以及‘心解’等等，史学自无可置身事外。”“研究一个人物，原应掌握此人的个体和本我、自我、超我，以及身份与人格。”“观察人格的发展必须兼顾内在的心理因素与外在的文化因素的互动。”基于对心 理学认知的坚定不移，汪荣祖先生另辟蹊径，试图藉此揭开钟书先生的心史。

一个人的“自我”必由童年少年青年而始奠基。在《内篇钱钟书的自我》中，汪荣祖先生认为：“传统中国家庭，父权至上，是一个威权结构，个人的自主性较弱，形成有别于西方‘个人取向自’之东方性‘社会取向自我’，使华人易与其所处的环境‘高融合’‘低自主’”但钟书先生却有别他人，他一方面刚生下来因为过继给大伯父钱基成作为儿子，得到嗣父母以及奶妈的异常爱护，另一方面又得受到亲生父母痛爱。相较后来慈父令钟书发愤念四书五经、经史子集，十岁前的他因伯父的宽松而泛滥闲书，遂为后来他重于文学一途有莫大的因缘。“钟书先生从小读书投入，几无书不读，中学尚未毕业时，胸中已腹笥满满，中英文都已斐然成章，并代父捉刀，才情毕露，不仅令他的生父感到格外得意，更使他本人有了明确的“自我认定”，增添信心与自尊。这种信心与自尊使他“成为自己”，清楚知道自己所要走的路。

学问助长见识，钟书先生饱学之余，对人性的观察洞若观火，所以他的创作，不仅仅在展示文学技巧，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刻画人性不安定因素细腻，深入人性中自我，写出活生生的人物，可谓入木三分。《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围城》，他在讽刺现代知识分子之余，深窥人性的种种。文学是文化史的一项，而非政治史中的要目。文化史则包括文学艺术及风俗等各项。钟书先生认为学问乃乡村二三野老之事，何必顾及世俗好恶，何莫从吾所好，一展长技，曾“自负文言说理析事而能明鬯雅令，故当迈出康、梁、严、章之类，非君无以发吾之狂言也”谁曰不然？他以笔记体例著《谈艺录》、《管锥编》，并说：“文言白话，骖驔比立美，正未容轩轾。”

在《外篇钱钟书的微世界》中汪荣祖以为，人类所构建的，除了“生活世界”之外，尚有以知识筑成的“微世界”。“生活世界”的建构者是文化群体，而“微世界”的构建者则个别的知识人。钱钟书先生的知识世界主题则是“文史哲世界。”于哲学，钟书先生自称：“本于老庄、禅宗及黑格尔。”他于《管锥编》释老子认为：“黑格尔《哲学史》论‘精神’之运展为‘离于己’而即‘归于己’，‘异于己’以‘复于己’。词意甚类老子之‘逝曰远，远曰反’”。返为返之反，与黑格尔所谓“否定之否定”，理无二致。于文学，钟书先生认为“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朱光潜评价他：“钱钟书先生拿中国文学批评和西方文学批评相比较，指出他的特色在‘人化’，繁征博引，头头是道。”又说：“看过钱先生的论文后，我们想到如果用他的看法去看中国的文艺思想，可说的话还很多，希望他将来对于这个问题能写一部专著。”于诗，钟书先生认为：“文了然于心，又了然于手口；诗则了然于心，犹不敢了然于口，了然于口，犹不敢了然于手者也”，得心应手大不易，故虽大家如苏东坡亦不免“诗不如文，文通而诗窒，文空而诗积。”吾华旧诗尤忌陈腔滥调，如谓清初龚鼎孳《定山堂诗》“陈言套语，肤率重叠”，类此诗作皆“苦无真性，大抵只有四套：一宦游，二名士，三禅和，四脂粉。（除此）四者外，无风人之致矣。”于史学，钟书认为：“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其同柯林伍德所谓“重演史事于史家之胸”可谓异曲同工。

一个人所处之时代非本人可以选择，一个人所偏好笃定之事业必然为其终生追求。钟书先生于书香门第一生为文，终究仍然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延续，此之所不同者，则为其所历之世，是为东西方文化于被动的交流中而碰撞的时代。通读汪先生为钟书先生所著《槐聚心史》，其久居海外，虽欲以心理学之方法来探源钟书先生作文的本意，而此本意，亦只可说仍为汪先生所理解的心史而已，恐于钟书先生本意仍有距离。为何？魏源实早已有言：“夫诗有作诗者之心焉，而又有采诗编诗者之心焉；有说诗者之义，而又有赋诗引诗者之义焉。”汪先生虽欲以心理学循文探心而于解读钟书先生文章，其内向之途尽管高明，而于外在的时间与空间上，则后者显然疏陋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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