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豪苏轼深陷文字狱 几乎被处死 最后竟被政敌所救

苏轼，也就是苏东坡的名声在中国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给人的印象是幽默豪放、洒脱乐观，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有趣故事。实际生活中的苏轼可没这么轻松自在，他的政治生涯可谓一路坎坷，不但多次被贬，还在乌台诗案中被捕入狱，差点被处死，幸亏得到以前政敌王安石的鼎力相救，才幸免于难。

苏轼年轻时就以才子著称，1057年，他进京考进士，在考试中写了一篇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是主考官，见到这篇文章，大为惊喜，连连称赞。本来这篇文章应该能得第一，但欧阳修误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写，怕别人说自己徇私，就把这篇文章定为第二，等最后名单揭晓，欧阳修才知道自己误会了。后来，考中进士的苏轼去拜见欧阳修，欧阳修对另一位考官梅圣俞说：这个年轻人前途不可限量，将来肯定要超过我的成就。

由于苏轼不善于诗赋考试，最后的殿试中只是乙科。为了更好的仕途，1061年，苏轼和弟弟苏辙又参加了制科考试。制科不考诗赋，苏轼的成绩不错，考中了三等，苏辙考中了四等。北宋的制科考试成绩分五等，第一、二等标准很高，从来不授予任何人，考中三等的相当于进士科的第一名，在苏轼之前只有吴育一人。

在这次制科考试中，宋仁宗看了苏轼和苏辙的文章，回到后宫后，很高兴地对人说：我今天为子孙找到了两位宰相之材。不但宋仁宗欣赏苏轼，后来的宋英宗、宋神宗都很器重他，宋神宗尤其爱读苏轼的文章，在宫中读的时候，竟然忘记了吃饭，连连说：奇才、奇才。但苏轼却始终没有获得重用，因为在当时的上层文官中，除了欧阳修极力推荐苏轼外，宰相们都不喜欢苏轼。北宋的宰相权力很大，在人事任命上有很大的发言权，皇帝也不能不听从宰相的意见。

宋英宗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听说苏轼的名声，当了皇帝后，宋英宗想按照唐朝的惯例，把苏轼召入翰林院，担任起草诏旨的工作。宋英宗的想法遭到宰相韩琦的反对，韩琦说：苏轼才能远大，将来肯定会被重用。现在要在朝廷中慢慢培养他，按部就班地升职，为天下的有才之士做个榜样。如果破格提拔，有才之士未必心服，这反倒对苏轼是一件坏事。

宋英宗无奈，只好退了一步：让苏轼去修起居注怎么样？修起居注就是在皇帝身边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担任这一官职的人和皇帝关系密切，很容易被提拔。所以，韩琦说：修起居注和起草诏旨差不多，都很重要，不能这样一下子把苏轼提拔上来。不如让苏轼到馆阁中任职，而且在之前要考试。

宋英宗有些不满：考试是针对那些不知道才能如何的人，像苏轼这样有才能的人还用考试？韩琦坚持自己的意见，宋英宗只好听从。苏轼经过考试，又获得了三等的好成绩，从而到史馆任职。欧阳修把宋英宗与韩琦的对话告诉了苏轼，苏轼感叹道：韩公这是为了我好啊！

如果说韩琦阻挠宋英宗破格提拔苏轼，勉强可以解释为对苏轼的前程有利。那么，宋神宗时期的宰相王安石对苏轼就是直接的打压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执政，开始大举变法，他一向很讨厌苏轼有不同的意见，就打发苏轼去管理官员的告身，也就是任命状，这明显是一种羞辱和压制。

1071年，王安石准备改革科举，设立学校，皇帝下诏让有关官员提出意见。苏轼果然上奏，提出反对意见。苏轼认为，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现存的科举制度行之有效，列祖列宗们用这套制度选拔出了很多人才，不能贸然改动。国家的治乱兴衰，不是改革科举能解决的。而且，现在的改革只是改了一些小的弊端，没有根本的变化，反而造成了大的混乱，那还不如不改。

宋神宗接到苏轼的上奏，很是高兴：我本来也觉得这个科举改革有问题。听苏轼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当天，宋神宗就召见苏轼，很虚心地问道：现在朝廷施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即使我有过错，你也可以指出来。苏轼也确实不客气，先把宋神宗夸了一顿，然后指出问题所在：您天生才智超群，英明、勤奋、果断方面都没问题。问题出在您太渴望政绩，听了太多的建议，提拔人太快。愿您耐心一点，顺其自然才好。

听了苏轼的建议，宋神宗深受震动：你说的话我要好好考虑一下。你在馆阁中任职，要为我多考虑国家的治乱之道，不要有任何隐瞒。苏轼得到神宗的表扬，非常高兴，回去就告诉了同僚。王安石得知苏轼说了变法的坏话，很不高兴，任命苏轼为开封府推官，这一职务的事务非常繁杂，王安石想借此为难苏轼。没想到，苏轼安排得井井有条，名声更大了。

王安石的新法全面推行后，苏轼再一次上书宋神宗，说明新法给民间带来的种种麻烦，要求宋神宗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苏轼见王安石执政时独断专任，在进士科策论考试中出题：“晋武帝平定吴国因为独断而胜利，苻坚伐晋却以独断而覆灭，齐桓公专任管仲而称霸，燕王哙专任子之而败亡，为什么事情相同而结果不同？”王安石得知，知道苏轼在讽刺自己。非常愤怒，命令御史谢景温揭发苏轼的过错，但查找了半天也没发现问题。苏轼见惹怒了宰相王安石，请求外放，不做京官了，到杭州做了通判。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按照惯例，给宋神宗上了一道谢恩的表章《湖州谢上表》，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一句牢骚话为苏轼惹下了一场牢狱之灾，差点因此丧命。这句话中的新进指变法派人物，也就是新党，生事指的是当时正在实行的新法，都含有贬低、讥讽之意，表达了对新党、新法的不满和抗议。

当时朝廷中新党得势，苏轼讥讽新党、新法的这句话传出后，新党人物对苏轼非常愤怒。负责监察官员的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御史何正臣等人纷纷上奏皇帝，弹劾苏轼讽刺朝政、诋毁新法、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他们还翻查苏轼以往的诗文，找到不少苏轼讥讽新法的诗句，他们偷梁换柱，把苏轼对新法的不满说成是对皇帝的攻击，以此激怒宋神宗。宋神宗果然非常生气，命令逮捕苏轼，把他关进御史台的监狱进行审问。

汉代的御史台中有柏树，有很多乌鸦栖息在树上，所以后世就称御史台为乌台或柏台，因为御史负责监察、弹劾官员，又戏称御史为乌鸦嘴。苏轼被关在御史台的监狱，他的这场文字狱就被称为乌台诗案。

在御史台的审讯中，苏轼承认了自己确实对新法不满。负责审案的李定如获至宝，向宋神宗汇报，说苏轼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认为苏轼诽谤朝政，影响全国，要求处死苏轼，以正风俗。宋神宗大怒，要求严加审查，查找苏轼背后是否有主使之人。御史台的官员们翻查苏轼与其他官员的唱和之作，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29人也被牵连其中。御史舒亶甚至要求把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人和苏轼一起处死，彻底打击新党的反对派。

苏轼被关进监狱后，生死未卜，大有朝不保夕之感。此前，苏轼和长子苏迈约定，如果无事，就送蔬菜和肉食；如果被判死刑，就送一条鱼。一天，苏迈要到外地借钱，让一位朋友帮着给父亲送饭，却忘了告诉与父亲的约定之事。这位朋友这天给苏轼送饭，恰巧送了一条鱼。苏轼不知究竟，大惊失色，万念俱灰之下，写下了两首绝命诗。

苏轼入狱后，朝廷中的一些上层人士也在营救他。宰相吴充劝宋神宗：曹操那样猜忌的人还能容忍祢衡那样的狂士，您难道不能容忍一个苏轼吗？曹太后也向宋神宗提起当年宋仁宗器重苏轼的往事，苏轼人才难得，怎么能杀掉呢？

为苏轼说情最有力的来自他的政敌王安石，王安石当时已经被罢免宰相，退居在南京，他向宋神宗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意思是皇帝因为文字上的罪过杀人，会有辱圣明。王安石是新党的领袖，他出面说情，对宋神宗影响很大。新党的领袖能为旧党人物说情，看来当时新旧党争虽然激烈，但毕竟还保留着一些文明的底线。

此时，宋神宗读到了苏轼的绝命诗，颇为感动。他本来就无意处死苏轼，再加上宋太祖给子孙留有不杀文臣的誓约，于是宋神宗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对于明清文字狱的残酷，苏轼的这场文字狱的结局还算不错。苏轼到了黄州后，性格大变，一度对政治心灰意冷，他经常和民间的老人游玩与山水之间，并在城东的坡地盖了一套房子，自号东坡居士，闻名后世的苏东坡从此出现的。

宋神宗驾崩后，宋哲宗继位，旧党人士得势，苏轼被召回京城，出任要职。旧党执政期间，尽废新法，新党受到打压。这时的苏轼反倒为以前的政敌说了公道话，认为新法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苏轼还批评旧党领袖司马光不能广开言路，认为新党、旧党都是一丘之貉。

这样，苏轼因为自己耿直的性格，同时得罪了新党和旧党，虽然才华过人，终其一生没有成为宰相。史书上评价说：苏轼如果韬光养晦，即使不能当宰相，也不会飞来一场牢狱之灾。但那样做的话，苏轼会是我们现在认识的那个正直坦率、豪爽豁达的人吗？如果少了生动、幽默的苏东坡，中国的文化史会减色多少？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没有当上宰相，未尝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