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连大汛，武汉重启百日后的防汛日常

7月13日19时，武汉，黄花矶亲水平台凉亭，亭盖边沿已没入水中。澎湃新闻记者 孙湛 图

一号洪峰刚过，二号洪峰将至，在洪水来去之间，武汉今年的渡江节取消了。

7月16日，武汉解封后的第一百天，程玲原本会在当天完成她今年首次横渡长江的壮举。渡江节对这座以江湖闻名的城市来说，不仅是一次大型的全民节日，在今年更显出不同寻常的意义。

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武汉历经磨难，程玲的个人命运也与她的家乡紧密联系在一起——今年1月底，她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在长达40多天的隔离治疗后，重获新生。

“肯定很遗憾，但面对今年的大水，我们都很理解。”程玲近日在接收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她本来想借此机会为她的病友们做一个表率。“我们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不要搞到最后疾病没把人打倒，自己心理上反而崩溃了。”

打着“重启百日，武汉归来”的口号，这座城市原本也寄望于在渡江盛事下再次释放出强烈的复苏信号。

然而，就在官方宣布渡江节取消前，7月12日23时，长江武汉段水位达到今年入汛以来最高峰，汉口站洪峰水位28.77米，流量56400立方米/秒。7月13日，长江一号洪峰通过武汉，本轮洪峰水位是有水文记录以来的第4高水位。目前，二号洪峰也已在长江上游形成。

武汉市蔡甸区消泗乡防汛进入战时状态。本文除标注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水袋子”遇险

“7月5日晚上的雨实在太大了，而且不停，下了一整夜。”

尽管收到天气预报，武汉市蔡甸区消泗乡洪河村妇女主任甘翠华仍然没有预料到这场雨的冲击如此之大。

消泗乡位于武汉西南角，是当地最偏远的乡镇之一。据《工人日报》此前报道，消泗乡历来被称为“水袋子”，遇大雨“十有九淹”。在历年抗洪中，该乡也为保卫武汉作出过一次次重要贡献。

甘翠华在村里有块低洼的地，是村集体的田。从2013年开始，她与几个股东一起合作，在这片地上架起了钢架大棚，建造蔬菜基地，生产多个种类的叶菜，供应包括武汉白沙洲菜市场在内的多个市场、合作社和超市。

在年初武汉疫情期间，她的蔬菜基地更是保障了洪河村村民的蔬菜供应。

在甘翠华一年的经营计划中，她一直都把夏季汛期可能出现的水灾算进成本里。“地势决定了我这片田的命运，随时做好被淹的准备。”她说。

一夜的雨不停，村里的水泵“抽都抽不赢”。

7月6日清晨4点左右，甘翠华发现整个蔬菜基地的田都泡在了水里。当时基地上有11户农户，她立刻叫人一起把这些农户家里的冰箱、彩电都转移到高地，人员开始搬出基地，转移至安全地带。

武汉蔡甸区消泗乡，村民自发前来抢险。

当天中午11点，蔬菜基地上的所有人员全部安全转移，甘翠华这才松了口气。“田地要等干了以后才能再播种，这么看估计要绝收一个多月。”她告诉澎湃新闻，好在这一次比2016年的损失要小。

四年前的7月5日，由于暴雨连绵，消泗乡多处湖苑民堤出现险情。结合当时严峻汛情，当地紧急转移了12000名群众。在甘翠华的记忆中，2016年，消泗乡的民堤还出现过溃口，蔬菜基地里的物资全都没有抢救出来，泡在了大水里。

2016年大水后，消泗乡堤防加固工程得以有序推进，才使得今年虽然水势超过当年，但堤防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如果不是因为今年雨下得比较急，也不至于把基地淹了。”作为土生土长的洪河村人，甘翠华还未曾考虑离开消泗乡发展，除了前期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投入，她认为，并不是每年都会淹水。

武汉蔡甸区消泗乡，村民越过防水墙查看水情

转移与坚守

官方统计显示，6月8日入梅以来，武汉市发生了七轮强降水。累计降水量大部分为500-830毫米，局部地区达到900-1100毫米，平均降雨总量仅次于1991年和2016年。

作为武汉市的重要防线，消泗乡防汛压力最大的时候出现在7月7日晚到9日晚。

消泗乡宣传委员、副乡长李卓超7月6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因为连续下了几天的雨，消泗民垸的水位一直上涨，鉴于防汛严峻形势，乡内已全面进入防汛战时状态。

“今年通顺河水位比过去高很多，2016年的时候最高水位27.2米，今年水位曾有几天保持在27.7米以上。”消泗乡地处通顺河下游，该乡曲口垸三合村村支书高翠云7月15日上午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正在河堤上开展工作，据她介绍，村里防汛人员经常要在堤上割草，清障除杂。

三合村坐落于2300米南堤、3000米北堤之间，村民沿堤居住。由于近期水位持续保持高位，为安全起见，7月8日，高翠云收到乡政府通知，要求村干部协助区里派来的抗洪突击队转移群众。

高翠云（白衣）和甘翠华（蓝衣）

面对这种情况，村干部和区里派来的抗洪突击队一起做思想动员和情绪疏导工作，帮助村民整理家中事务、提拿生活用品，协助他们尽可能将物品搬往高处。

澎湃新闻从消泗乡政府了解到，三合村74户168人最终全部安全转移，整个消泗乡目前紧急转移安置了3400多人。

为消除村民的担忧，除了日常巡堤以外，当地派出所还会到村民家附近巡逻，确保他们家中的物资不被偷拿，保证村民家中的财产安全。

由于大多数村民的土地已经流转给外来的养殖户、公司或者合作社，近年来，村里越来越多的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这也给当地的防汛劳动力带来考验。

“我们有些村民是从外地回来参与抗洪，无论是在外打工，还是在别的地方种田的人，这次都回来了。”高翠云告诉澎湃新闻，今年从外地回村的有十几个人，加上村里固有的四十几个劳动力，一共有五六十人留在村里开展防汛工作。

“我们每个村几乎都存在防汛劳动力不足的现象。”甘翠华说，她所在的洪河村防汛的主要劳动力只有十二三个人，在一些抢险工作中，还能看到60岁以上妇女参与。

汉口江滩全面行洪

防疫防汛连轴转

7月12日23时，长江武汉段水位达到今年入汛以来最高峰，汉口站洪峰水位28.77米，流量56400立方米/秒。

第二天，7月13日，今年长江一号洪峰通过武汉，本轮洪峰水位是有水文记录以来的第4高水位，低于1954、1998、1999年。未来一段时期，水位仍将在高位运行。

“虽然最近通顺河的水退了一点点，但还没有到安全位置，安全位置一般要到24、25米。”作为村内常住居民，高翠云对安全水位掌握得一清二楚。

据她介绍，一号洪峰过后，通顺河水位降至2016年最高的27.2米以下，但仍保持在27米高位以上。梅雨季还未结束，消泗乡的防汛工作依然不能放松警惕。

尽管高翠云所在的三合村一直都是“无疫村”，连一个发热的人都没有，但从年初防疫开始，包括她在内的三名村干部一直处在工作连轴转的状态之中。

在武汉，这样既参与了防疫，又站上防汛一线的人不在少数。

武汉人周勤在战疫一线奋战了两个月后，7月9日，包括他在内的武汉市汉口医院5名后勤人员组成防汛巡堤突击队，负责巡查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近500米的江段。

“当时是医院所属的街道通知我们派人防汛的。”周勤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因为武汉的疫情刚刚过去，临床工作非常缺人，医院的党委书记、院长商量后认为，无论如何，防汛也是疫情后武汉的又一件大事，还是需要协助工作。

7月6日，武汉城区下了一整宿的雨。

周勤（右一）与队员们在巡堤

作为巡堤人员，周勤在每次当班前都会到汉口江滩公园里走一走，估摸着江水的变化。近期，江水已经全面漫过江滩公园，直至最靠近马路的长江外堤。

这是汉口江滩2002年建成后，首次全面过水行洪。

“这种防汛工作对武汉来说是还是常态。”周勤告诉澎湃新闻，这次和他一起巡堤的同事中，有人参加过八、九次，甚至十几次的防汛工作。按照要求，他们每个小时都要走一遍所负责的江段，查看堤防是否出现管涌，墙面是否有渗水。

汉口医院是武汉最早的三家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之一。1月23日起，周勤加入到为全院一线医护人员、援鄂医疗队医护及患者送餐的任务当中，高峰时期一天要送900多、将近1000份盒饭，送餐工作一直持续到3月21日医院恢复正常诊疗。

“防汛还是没有抗疫期间的工作强度大，毕竟抗疫的风险更大。”周勤坦言，“到我这个年龄真的能够感受到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命运跟我们个人命运的息息相关。经历疫情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也正因如此，武汉人对防汛工作的认识更加充分，它同样与每个人的生活攸关。”

为保障民众安全，武汉市长江、汉江两岸江滩已于7月11日上午8时许实行封闭管理。除防汛抢险的工作车辆及人员外，其他社会车辆及民众禁止出入江滩园区。

尽管如此，每天前来围观的市民仍不在少数，他们只能站在公园入口处的围挡外，关注着江面的起伏。“有带孩子来看热闹的人，也有真的很关心水位的市民。”周勤说，防汛已经融入到武汉人的生活中了。

重启百日后

尽管今年长江一号洪峰已经平稳通过武汉，但长江武汉段水位仍会较长时间保持在28米左右高水位运行。目前，二号洪峰也已在长江上游形成。

原计划于7月16日举行的武汉渡江节最终还是因为今年水位太高，宣告取消。这项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而举办的全民活动已经进入第46届，维系着武汉人与长江亲密相伴的关系。

武汉市的渡江活动并非首次因汛情而取消。

据《长江日报》报道，1956年至1992年，武汉市共举办了26届渡江活动。1996年8月31日，武汉举办第30届渡江活动，此后，因汛期抗洪抢险任务重，渡江活动中断4年，2001年恢复。2016年，同样因为长江水位过高，当年的渡江节活动也被取消。

“渡江节在我们看来是武汉的一个节日，我已经参加过三次。”51岁的武汉人程玲原本是今年渡江节308名选手之一，近日，她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坦言，虽然渡江节取消令人遗憾，但面对今年的大水，他们作为选手也都能够理解。

程玲报名参加渡江节

7月16日这天，也是武汉解封重启后的第一百天。对程玲来说，她的个人命运与这座城市无法磨灭的岁末年初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时间拉回半年以前，1月底，程玲感染新冠肺炎。2月3日，她离开家进行隔离治疗时，带着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心情。“与其自己死在家里，不如死在外面，隔离的地方人多一点，热闹一点，总要好一些。”再次忆及染病的经历，她笑着说道。

住进方舱医院以后，程玲一边治疗，一边做起志愿者。由于当时方舱里的护士大多是外地援鄂医疗队的成员，他们不太能听懂武汉方言，程玲就当起“翻译”，协助护士与患者沟通，带着病友一起做广播操。

在方舱里，大大小小的生活琐事她都会帮一把。有些病友的情绪比较大，会时不时痛哭，做一些比较过激的事情，程玲都会找他们聊聊天。在这个过程中，她心中的恐慌也慢慢消退，特别是看到有大批的病友开始走出方舱，康复出院，让她重燃回家的希望。

程玲此前参与渡江节前的训练

尽管武汉历经疫情后，又迎来防汛的艰巨任务，但至少防汛一直是这座以江湖闻名的城市每年夏季的常态。重启百日以来，武汉正逐渐回归日常。

而在程玲的病友群里，新冠肺炎带来的影响仍需要更多时间去平复。

“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康复之后一直待在家里，不敢出门。”程玲告诉澎湃新闻，此前有病友出现过复阳的情况，以及近期北京疫情的反弹，都让很多染过病的人感到焦虑，她本来想借渡江节的机会为他们做一个表率。“我们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不要搞到最后疾病没把人打倒，自己心理上反而崩溃了。”

程玲还会想到小时候放暑假时和小伙伴一起去东湖游泳的每个夏天，身上总是会晒脱皮。武汉人的欢愉因水而来，防汛的压力也因水而生，她期待这压力早日退去后，还能回到那些熟悉而平静的江湖中施展手脚，再次享受到日常平淡的快乐。

“经历过这一切，武汉人更加坚强了，生命当中没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她对记者说，亦是对自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