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贞革新失败后,以王叔文为首、刘禹锡等为核心人物的革新派悉数被贬,而以宪宗和朝中宦官为首的保守势力则掌握大权。为彻底摧毁革新派,保守势力对革新派实行彻底的政治封杀。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思想、理论和舆论上对永贞革新进行围剿,指责这次革新是违天命之行,因而天谴人怨,事败人怨是罪有应得。
对此,柳宗元和刘禹锡进行了奋起反击。新旧两派展开了震惊朝野的大论辩,此次论辩乃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精彩的一章。
在这次论辩中,代表保守派出面发难的,是刘禹锡昔日曾为同僚且志趣相投的朋友韩愈。
韩愈贞元八年登“龙虎榜”,早刘禹锡一年中进士。与刘禹锡在一起共事,结成了朋友,但在政见上稍有异识。
不久,韩愈因上疏直谏宫市的弊端和要求减轻人民的负担而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韩愈对贬官毫无思想准备又不明其原因,怀疑是刘禹锡和柳宗元泄露了他所说的一些过激之言而获罪,由此结下私怨,这成为他代表守旧派发难的因素之一。
他说,天能“赏功罚祸”:“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暗示永贞革新的失败是“天”的惩罚。
韩愈以“物坏虫生”作类比,认为人类同自然界作斗争,为人民谋利益,是对“元气阴阳”的破坏,因而会遭到天的惩罚。
由此类推,革新派实行新政,违天命而行,失败受罚也是理所当然的。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的谬论,柳宗元撰写了《天说》进行驳斥。
他认为天地、元气、阴阳与自然界的果、草木一样,都是物质性的,强调天没有意志,不可能对人赏功罚祸、有报有怨,人的祸福是由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与天没有关系,从而肯定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合理性,从哲学理论上对永贞革新予以肯定。
在以上辩论中,刘禹锡认为,柳宗元驳斥韩愈的《天说》确实写得好,但未能详尽地论述天人关系,便写作了《天论》一书,透彻地辩明天人关系。
这就是说,客观事物各有其特殊的功能,各以其特殊的功能胜过对方,天与人也相互作用、相互取胜。
就人和天的关系说,刘禹锡认为,由于人类智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用天之利,立人之纪”,能制定和执行法制,与天争胜能利用自然赋予的有利条件,从而建立起人类社会的纲纪。
“法大行”的社会,有善必赏,有恶必罚,是非分明,天下太平,人们清楚地看到一切都是事在人为,赏罚祸福合情合理。
这也是刘禹锡对“永贞革新”要达到的理想社会状态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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