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的族源问题是史学界长期聚讼不决的一桩公案，众口纷纭，迄今尚无定论。《史记·匈奴传》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日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也就是说，匈奴人是汉人血统。
吕思勉先生在《匈奴文化索隐》中赞同此观点，“匈奴风俗与中原相类者极多，此亦出于夏桀之一旁证也”。
然而，此说法疑点颇多。光就语系而言，匈奴人具有阿尔泰语系的明显特征，此种语系因阿尔泰山得名，现今普遍认为其属本土衍生，与汉人相距甚远。
再说其相似之风俗，现学者普遍认为原因在于汉人先进文化在当时的传播。林惠祥在《中国民族史》中直言，“此说自然不经”。
现今学者普遍支持的观点为，古代的荤粥、猃狁、獯粥、鬼方、混夷等皆是匈奴的不同称呼。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说：“古代所谓獯鬻、猃狁、鬼方、昆夷、犬戎，皆同族异名。”
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说 ：“或日猃狁，或日獯鬻，或日匈奴，皆一音之异译。” 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认为，“匈奴实为汉族以外之异族”，胡君泊的《匈奴源流考》、郑师许的《匈奴先世鬼方猃狁与殷周之交涉》皆持此种观点。
我们且认同此观点。以此溯源，荤粥等族的活动之地大多局限于漠南阴山、河套地区、山西北部一带，也就是说，匈奴人的起源极大可能位于我国北部及之上。
黑龙江民族丛刊刊载文章以匈奴的核心生产生活资料——马的驯化起源地域进一步推断匈奴及其先民生存地域，笔者认为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驴、驘（骡）、駃騠、騊駼、驒騱。……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可见，匈奴为典型的游牧经济民族，畜牧业直接关系他们的兴亡。
王明珂对匈奴游牧经济的研究表明，匈奴的牲畜以马、牛、羊为主。羊在游牧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大，这是因为它有迅速再繁殖的能力和强韧的适应能力。而马的移动性较强，可在远一点的牧场放牧，因此其无须与牛羊争食。
且马作为坐骑有利于控制和保护羊群，马在冬季能踏破冰层得到牧草，羊吃草更接近草根，可啃食冰下马吃过的草。牛则因有强韧的体力适于作迁徙时的牵引力。
我们可知，马、牛、羊在畜牧经济中是互补的。这其中，马是游牧生产的必须工具，没有马，匈奴的典型游牧生产方式就不可能实现，马作为匈奴的社会经济核心要素之一，同时也是其军事的核心和基础。
那么，匈奴所拥有的马匹从何而来？匈奴作为一个游牧民族最初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的汉族史籍记载中，其先并未有同样大的游牧政权存在过，再是匈奴不论农业还是手工业、商业，发展水平均不高，不可能通过其他生产方式转换为游牧生产方式。
因此我们认为，匈奴及其先民在无前人可以借鉴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动物的驯化和畜牧业的发展，匈奴的大量马匹由其自身繁衍而来。这个过程应是在马的生存地域完成的。也就是说，匈奴人先民的生存地域与匈奴马的起源地域存在一致性。
罗马帝国史学家阿米安努斯·马赛尼努斯曾述匈奴骑兵所骑乘的马匹之特征，“他们的马又小又难看，但他们不知道疲乏，奔跑时像闪电一般。“这是蒙古马的典型特征。
而蒙古马的驯化起源地域为蒙古高原，其是由广泛生存在蒙古高原的普氏野马（即蒙古野马）驯化而产生的一个家马种系。
根据古生物学者关于普氏野马自然分布的研究，其分布地域位于蒙古高原，且在近一万年的时间内，由于气候等因素，其栖息地未发生大的变化。
自此，我们可以推断，匈奴人起源于大兴安岭以东、阿尔泰山以西、阴山以北、西伯利亚寒温带针叶林带以南的蒙古高原地带。也正是蒙古高原独特的地理气候，铸造了匈奴及其后各个典型的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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