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孙福海先生近著《津沽趣谭》，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先哲有言，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是幸运的。何况天津不只是大，还极富地域特点，如果生为天津人，而不了解天津特殊的历史文化、世态人情、民俗民风……岂不是一件大憾事？故此书可称做《“天津卫”百科全书》，或者叫《天津话大词典》。却是用单口相声般的语言写成，以天津话解天津话，将天津话文学化、故事化。每一句天津话的背后，都有一个典故或一段佳话，读来精妙练达，智趣横生。
比如“解手”一词，自明成祖年间就已经有了；“贴倒酉”则是清乾隆在天津“臭拽”出来的；还有“打镲”、“亮嗖”、“四合套”、“咬老根儿”、“倒霉上卦摊儿”等等，人们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或闻所未闻，作者都别为疏解，纤细无遗，令人为之绝倒。
其实，“趣谭”谈何容易？要有高卓的识见，从大量史料中发现有“趣”的东西；还要有显豁出新的功力，能“谈”得有趣。《津沽趣谭》中有大量天津的地理及文化知识，诸如：
“海河”得名，源自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
天津号称72沽，实际只有21沽，另外51沽分布在宝坻、宁河两县；
如今响满天下的“四大名旦”之谓，最早是天津人沙大风喊出来的；
由莲花落演变而成的评剧，源于汉沽的“平腔梆子”等等，等等。
还有，当年老鼓楼上摆有“天下第一鼓”，如一间房子般大小，鼓响满城可闻，鼓面直径近两丈，这么大的整块皮子如何得来？早在一百多年前，天津已经是“国际大都市”，可知第一部西门子电梯装在何处、能装得起这种电梯的又是什么所在？天津人为什么喜欢相声？马三立在愤怒的情况下如何还能逗哏等等。绝非只有民间传说，作者引经据典，条分缕析，识力深透。且语言明晓流畅，意趣幽远清新。
但，《津沽趣谭》最大的贡献，是复原了过去天津的城市精神，以及支撑这种精神的天津人的最大性格特点——“义”。遇事义字开道，仁义、忠义、仗义……
天津成全了河北梆子泰斗级的人物——“银达子”的赫赫声名。当时的声名似乎不像现在这样能紧密地跟财富挂钩，第一个在天津说相声的“相声祖师爷”朱少文，艺名就叫“穷不怕”。足见当时的艺人无论名头多大，也难以摆脱一个“穷”字。与银达子齐名的河北梆子演员“金钢钻”，贫病交加，带病演出昏绝于台上，又因无钱医治，惨然而逝。银达子戴孝演出，随后跪倒在中华茶园的大台上，悲痛欲绝，为“金钢钻”募化棺木。随后还一手料理了后者的丧事。类似的义举，以后在天津的梨园界和曲艺界多有发生，渐渐成为一种风气，乃至“行规”。
书中载，毛泽东曾看过侯宝林150段相声，即便是热爱相声的普通天津人，一生也未必看过这么多段的相声。这对研究作为一国首脑的情趣及时间分配，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只在看了《关公战秦琼》后，毛泽东要求侯宝林再说一遍。可见对这段相声的喜欢和重视。而这段相声是天津相声大师般的人物张杰尧所创，其艺名“张傻子”，能说429段相声，恐迄今也鲜有人能及。侯宝林根据自己的特长，对《关公战秦琼》做了调整，后来他将在中央电台录音所得的稿酬，如数寄给了张杰尧。
——那个年代，大师级的人物，多是正人君子，急公好义，肝胆冰雪。马三立救了赵丽蓉的场，也等于砸了她的饭碗，两人却成了过心的好友。这些正应了荣格的论断，文化的最后成果就是人格。此“趣谭”一书中，躺着过去大师们的灵魂。
历史的真相就是故事，而故事就是力量。托翁名言：“活着就是为了讲故事”。作者恰好是“天津通”，满腹历史掌故、艺坛杂学，用天津话说：“一肚子宝贝”。除去传播知识，笔下还活灵活现了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和众多充满戏剧性的人物。
加之他是“义”字当头的一代大师的嫡传弟子，守礼重义，处事温煦，尊奉“以虚养心，以德养身”的古训，文以化之，以文化人，于是“尊所闻而高明”。其神思丰沛，气象融和，心智坦诚敏妙，文字简洁纵逸，此书散发出来的深微而友善的意蕴，有益于世道人心。
经典作家云：“碰上命运赋予的题材和职业，才是幸运的”——福海名副其实，令人称羡。（蒋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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