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神到财神——五月十三庙会日，说说关帝崇拜在吉林城的变迁

作者：优雅的胡子（吴永刚-Max）

吉林城的关帝崇拜由来已久。十四世纪，明王朝的军队荡平蒙元在东北的残余势力，开始直接或间接控制东北地区。随着东北地区与中原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多，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也流传到了东北。尽管中原地区早有关帝崇拜，但在东北普及，还有赖小说《三国演义》的家喻户晓。

清朝创立者努尔哈赤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故事，对小说中的忠义、勇武的关羽更是推崇有加。受统治者的影响，关羽这位汉族人物竟然成为出为兵、入为民的旗人大神。据说当时后金政权与明朝辽东边将盟誓时，杀白马黑牛、焚香祭祀的就是双方共同认可的神明——关云长。很快，关羽这个名字在东北就不能被直呼，而只能用关公、关玛法称呼代替。玛法是满语爷爷、老爷的意思，关玛法就是关老爷。伴随着清军入关，清代统治者更是将关羽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尊为与“文圣” 孔子齐名的“武圣”——关玛法正式成为满族信奉的最主要的大神。

关玛法是旗人社会的军神

在清代，除极个别的特例，大多数满族人都有旗藉。旗藉是一种特殊的军籍，早期满族人全民皆兵，征战是比生产更重要的社会生活。原本满族人信奉的萨满教神明比较原始，八旗军制形成后，萨满教的精神世界很难涵盖当时的旗人军旅实情。而关羽“能征惯战、勇武忠义、恪守信义”等特点，恰恰符合军营中的道德规范，对关羽崇拜就是旗人将士对军纪等新的民族精神的背书。于是乎在满族八旗军旅社会里，关帝崇拜得以迅速推广，并拥有了和萨满教一样的虔诚度。

在吉林北山关帝庙内的一通石碑的碑文，就如实地记载了吉林旗人将士崇拜关帝的社会风貌。这块石碑是清道光九年，为纪念赴新疆平叛的吉林驻防八旗士兵得胜凯旋，特在北山关帝庙所树立。碑文洋溢着军人对军神保佑的感恩之情：

道光六年喀什噶尔回张格尔滋事，皇上命师声讨。副都统倭楞泰率吉林劲旅用命军前，我师战无不克、陷无不摧，旋即恢复回城。逆格就擒，槛送京师，回疆勘定。八年凯旋，功甚速也。当我师破城之时，屡蒙关圣大帝显赫神威，壮扬军势。回众倒戈相轧，我师所向无前。论功行赏，一视同仁，是皆仰赖神功之庇佑耳。副都统倭楞泰率诸将士，沥诚答庥，并刊出师官弁衔名，以志不忘云尔。吉林满洲镶黄旗协领寿昌，鸟枪营镶黄旗佐领依隆阿，满洲镶红旗协领都凌阿。道光九年己丑仲夏月敬立。

由碑记隐约可知，平定张格尔叛乱的战斗进展得很顺利，只是在攻城时，或许遭遇了巷战，气势受挫，而就在战斗最艰难时刻，关帝多次显圣助威，壮扬了“军势”，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而在论功行赏时，将士们又都不敢贪天之功，把取胜的最大功勋归于仰赖神功之庇佑。

在吉林北山关帝庙中，还有一块《同治八年重修北山关帝庙碑》，这块石碑碑文的作者是当时的吉林知府安荣。安荣虽然是笔贴士出身的文职官员，却也是满洲镶黄旗旗人。故而在他撰写的有些平铺直叙的碑文中，仍可在字里行间感受到旗人从军人角度对关老爷进行的诚挚褒扬：

……况帝君之威灵显赫，自前代已昭垂史册。至我朝开国以来，灵应尤著，故祀典遵奉之礼，亦视前代尤隆。曩者狂贼强梁数逾十万，其所以一鼓荡平者，虽将士血战之功，实英灵默助之力也……

自清初起，每逢重大军事征讨或关内遇到叛乱，清廷常会征调骁勇的吉林驻防旗人入关作战。同治八年的碑文，记录的当是剿杀太平天国运动。而无论哪次征战，出兵前祭祀关老爷都是重要的仪式，能从九死一生的战场回归故里，所有旗人也都感恩关老爷的庇佑。

因吉林驻防旗人并非如关内驻防旗人那样集中居住在兵营里，而是散居在城周边的村屯之中，故此吉林周边有旗人聚居的城邑村屯，大多建有关帝庙。在民国版《永吉县志》中除记载了北山和东关两处大型关帝庙外，还记载吉林周边乌拉街镇旧街、乌拉街镇署城、大绥河、波泥河、奇塔穆等55处成规制、建于清代的关帝庙的大致情况。由于关老爷的信仰被高度普及，以至于许多官方记载、民间转述，凡是提到行军战果，当事人大多会附会关帝显圣之类的说辞。

比如同治年间，德英将军乌拉街大破马贼一役，无论是德英还是参战八旗士兵，甚至是乌拉街百姓，都说战斗的危急时刻，空中有身披战袍，持刀捻须的关帝助战。马贼惊惧之时，方被官军奋力击溃。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属于当事人的谦虚，总归有人说也有人信，足可见关老爷在旗人中的影响之大。

从军神到民间大神的转变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随着吉林裁撤将军设省，以新式陆军代替八旗部队，旗人大规模服兵役的时代正式终结，对关帝武圣军神式的崇拜没有了土壤。尽管求财、求平安、求健康等神职本不缺神仙占据，关帝崇拜还是由政府主导的保护军人平安，迅速转向满足一些世俗化的普通精神诉求。此前关帝武圣之外的一些只在普通百姓中流行的神职，也开始正式抬头。

在解放前，吉林市数量众多的关帝庙中距离老城区最近的除北山关帝庙外，就是东莱门外松花江边的东关关帝庙。这座关帝庙始建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比北山关帝庙早28年。不过这座关帝庙和北山关帝庙主祀军神有所不同，乃是旅居吉林的山西籍人集资修建。除正殿祭祀关公外，庙内还设有同乡互助的山西会馆、酒商会议所等世俗活动场所。

话说关羽被神格化后，在中原地区很早就被佛教奉为伽蓝大神，道教更是干脆承袭并升华了历代帝王对关羽的敕封，将其神化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所以在吉林城，关帝除了作为军神武圣人外，从一开始就司有为一方民众保驾护航的神职。

东关关帝庙的钟楼与戏台

在原东关关帝庙中树立着一块《光绪三十四年建更衣厅碑》。这通石碑的碑文由当时的吉林知府曹廷杰撰文。曹廷杰是撰写过《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编纪要》、《查看俄员勘探铁路禀》、《东三省舆地图说》等重要著作的近代地理学大家，他的碑文对东关关帝庙的记述跳出了用陈词滥调单纯颂扬武圣的俗套，正本清源，写出了东关关帝庙在吉林城最早是三晋客商寻求关帝护佑的真实情况：

自来商贾辐辏之区，类居群分，莫不各立会馆，崇祀先圣先贤，以便岁时瞻拜。动景仰效法之思，法至良，意至善也。三晋商人服贾各直省，或远涉重洋，均供奉关圣，几同性成。盖圣帝之声灵赫濯，泰西人犹谓：入关之庙，今人服其忠勇。固不独威镇华夏，莫不尊亲也。矧我晋人托处，桑梓经商之处，咸蒙护佑，敢不爱之如父母，畏之如雷霆乎？……康熙十二年晋人构建会馆，修正殿以祀圣帝……

从这段碑文可知，在清代吉林城，与旗人武圣的崇拜一直并行的，是山西籍客商对关帝朴素的敬畏和感恩崇拜。这种偏离“武”的崇拜存在于民间，也未受官方重视。然而作为一种由关内传播而来的更古老的信仰，其威力也不容小觑，潜移默化影响吉林民风的同时，派生出许多有趣的民俗来：

受“桃园三结义”影响，吉林城一直都有结拜异姓兄弟的传统——“拜把子”。吉林城虽是边外名城，却为苦寒之地，桃园难有，结拜的最体面的场所就只好选在关帝庙中。焚三柱香，几人跪地向南叩拜，发出不能同生，但求同死的誓言。然后起身在金兰谱写好姓名、年龄、籍贯、三代、住址，各执一份为凭，是为换帖兄弟。

此外，过去吉林有句农谚：“大旱不过五月十三”。传说凡是遇到旱灾，最迟五月十三一定会出现降雨，因为这一天是关帝爷“单刀赴会”的日子，不论人间的旱灾有怎样不可名状的因果，老天总要为关帝爷降下一点“磨刀水”。于是五月十三也就被定为关帝庙会日，东关关帝庙庙内烧香祈愿，庙前搭台唱戏，香客、商贩云集，好不热闹。

东关关帝庙有世俗热闹，并不代表北山关帝庙只有官方的庄严肃穆。旧社会北山关帝庙也有庙会，并且庙会上会常见一种叫“跳墙”迷信仪式。“跳墙”一般是舅舅（与“救”谐音）带着生病的外甥到庙上，和尚（北山关帝庙由和尚住持）会在关帝庙供桌左前方摆放一把四条腿长板凳，让孩子按跨马的姿势骑上去。然后和尚拿剃刀给孩子剃发，只在后脑勺留下一绺——这种发型叫做“鬼见愁”，据说剃了这种发型，就算出家了。剃发完毕，和尚会让孩子以下马的姿势跨下板凳，授意舅舅带孩子头也不回地逃出庙门，并嘱咐到家前千万不可回头，即完成了“跳墙仪式”。据说骑板凳就是模拟骑马逃灾，选在关帝庙则是为了借了天下第一快马——关帝的坐骑赤兔胭脂马的神威。

关帝信仰造就了吉林民风

晚清开始，吉林城与内地、与世界的交往日益增多，科学的普及开始逐步替代着传统的信仰，占据市民的心灵，关帝崇拜也逐渐被边缘化。1934年修建吉林江堤，东关关帝庙原址被拆，寺庙迁址致和门外。日本投降后，这座新关帝庙一度为国民党军队兵营，1948年解放后成为吉林市公安局教养院，1950年至今始终为小学校舍。

无独有偶，校舍是吉林周边许多关帝庙最终的归宿。早在民国初年，关帝崇拜随着八旗制度走向没落，缸窑镇、漂洋屯、三台子屯、大红土霞屯等处关帝庙已经陆续被官办的学校占用为校舍。其实这种归宿并不与建设寺庙的本意相违背，特别是关帝庙的建设本意就是为一方百姓谋福祉。教育是启民智、修民德、正民风的社会活动，在懂得敬畏自然的同时，拥有更好的生存技能。试想如果冥冥中真的存在神明，那位愿意夜读《春秋》大义的关帝圣君，听到自己曾经的道场里书声朗朗，又怎能不心生欢喜呢？

北山关帝庙天王殿

同时，在吉林的满族人虽然逐渐淡化了从武圣角度崇拜关帝，但几百年来养成的忠勇精神却没有随时光消散，无论是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自卫反击战，都有大批吉林籍满族子弟为社会主义祖国冲锋陷阵，为建设和保卫国家牺牲的烈士、光荣的战斗英雄更是数不胜数。倘若关帝圣君真的在天有灵，也会为他庇佑过的这一方人民倍感欣慰。

回顾几百年来吉林地方关帝崇拜的变迁，让人不免心生感慨。或如《同治八年重修北山关帝庙碑》中所镌刻的碑文所言：非惟帝君威灵普照东土，俾万民永享承平之福！——事易时移，多了不起的神仙都可以隐去，然而那些神明给予社会前行施加的正向精神动力，或可历久弥新，于斯土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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