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末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梁启超一生学术研究涉猎甚广，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尤以史学研究成绩最为显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其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累计达1400多万字。
1924年，梁启超妻子李惠仙因不治之症病逝，梁启超悲痛欲绝，乃写下一篇深情并茂的《祭梁夫人文》：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此后，梁启超尿中开始带血，但因不愿累及家人，一直秘不告人。直到1926年1月，梁启超才到医院检查，医院诊断后确定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到病源所在。大夫判定是右肾生瘤，3月16日，将右肾切除后一检查，却发现切除的竟是梁启超健康的肾。
1927年4月初，梁启超再到医院检查，肾功能已经完全恢复，但需要他避免疲劳。而梁启超却并不注意休息，导致1928年再次住院。6月，他到天津暂住，每天只是读书，因为得到了休息，尿血症也有所好转。
9月，梁启超开始编写《辛稼轩年谱》。9月24日，梁启超编至辛弃疾52岁时，痔疮复发，但他仍不停笔，继续侧坐编写。此后，病情加重，不能再坐，27日又入协和医院治疗。
在住院期间，梁启超无意中搜寻到辛弃疾轶事二本，于是不顾医嘱，提前出院返回天津，不料他在归途中得了感冒却不自知，导致病情加重，从此卧床不起。
11月28日，梁启超再次住进协和医院。1929年1月19日下午两点五十分，梁启超溘然长逝，享年56岁。
那部未完成的《辛稼轩年谱》遂成了梁启超的绝笔，他生命最后时刻记录下的正是辛弃疾悼念朱熹的四句话：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朱熹是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也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
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朱熹所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更是成为后世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作为同时代的著名词人辛弃疾非常敬服朱熹的学问，视为师长辈，朱熹也很欣赏辛弃疾的气节性情，虽然比辛弃疾大十岁。但两人都坚持对金作战，反对议和，故彼此惺惺相惜。
宋宁宗庆元年间，韩侂胄当政，凡与他意见不合者都被称为“伪学”，从而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朱熹及其门人弟子均受到残酷的打击。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往日亲近的门徒友人都只敢将拜祭放在心上，甚至到了“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的地步。
唯独辛弃疾来了，辛弃疾不止是来了，他在这黑暗的时刻还带来了令天下震动的祭文，称朱熹“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实际上，我们仔细看梁启超的一生，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影响甚大，近代政治学家萧公权（1897－1981年）称赞梁启超说： “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因读了他的文字而受到启发。”
康有为曾对胡适说：“我的东西都是26岁以前写的。卓如（梁启超字）以后继续进步，我不如他。”
清末外交家、思想家黄遵宪曾对梁启超的文笔做了这样的评价：“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梁启超弟子吴其昌写到他的老师时，称：“他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1943年1月，梁漱溟写《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对梁启超的一生作了如下的评价：“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代任何人物——康有为、严幾道、章太炎、胡适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
本文参考自：《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国学大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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