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华寺之辩：老北京的秘密——谁是谭袁之会的法华寺？

银山塔林法华寺（照片来自网络）

在北京历史上至少有5座法华寺。

旧京有两座，一座位于内城老东城区的豹房胡同（今报房胡同），一座位于外城老崇文区的法华寺街。城外有三座。一座是海淀区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法华寺路的法华寺，今为民大幼儿园，现仅余山门和部分配殿，不对外开放，为后来重修，焕然一新，已看不出古旧的痕迹。还有两座，一座是香山南麓万安山法海寺后边的法华寺，一座是昌平区的辽金名寺——银山塔林法华寺。提到万安山法华寺，清代吴长元《宸垣识略》载：“法海寺、法华寺在万安山，二寺前后互相连属，相传为弘教寺（元世祖建）遗址。本朝顺治十七年（1660年）修建，改今名……”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法海寺全称为“万安山法海寺”，因其西南有建于明代的石景山法海寺，故被民间俗称为“北法海寺”。

藏有壁画真迹的石景山法海寺大雄宝殿（照片来自网络）

谭嗣同深夜拜访袁世凯的法华寺到底是哪座法华寺，学界和民间一直有争议。比较集中的是报房胡同法华寺和崇文法华寺。崇文法华寺，也叫“大兴法华寺”，因历史上此外城区域曾归大兴县管辖（外城西部区域则归宛平县管辖），故名。大兴法华寺是南城大寺，非常亲民，在民间拥有较大知名度。在老崇文区法华寺自己的介绍上，就明确说当年的“谭袁之会”即在此寺。

当然，也有论者认为当属海淀区中央民族大学法华寺路的法华寺。虽不在旧京城内，但因其位于当年帝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往来皇宫和海淀颐和园之间的特殊位置，值得考虑。咱们暂且搁置不表。可以肯定的是，万安山法华寺和银山塔林法华寺，不在社会各界研究“谭袁之会”的考虑之列。

崇文门外法华寺

先说说法华寺名称的来历。

法华寺之名来自于《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妙法”意为佛陀所说的教法微妙无上，“莲华”比喻经典的纯洁无瑕。这是佛陀释迦牟尼晚年说教，明示不分贫富贵贱、人人皆可成佛。据介绍，《法华经》极富哲理性与文学性，以大乘佛教为基础，蕴含着极为重要的佛学义理，对禅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整个佛教思想史、佛教文学史上均具有重要价值。以“法华”为名，往往就成为后世寺庙命名的自然之选。作为北方佛教重镇，北京先后出现这么多的法华寺就毫不奇怪了。

法华寺之辩的关键缘由在于，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当时事件的亲历者，都只是点出了“法华寺”，而没有直接记载“谭袁之会”的具体地点。鉴于北京法华寺之多，使得“谭袁之会”的法华寺有了成为众说纷纭的“历史悬案”的潜质。因占有历史资料和分析历史资料的现实困难，对于缺乏专业历史知识的民间玩家来说，存在一定的研究壁垒。但对于专业研究学者来说，又因其“滋事体太小”，几乎不值得花费气力专题研究。这造就了民间广泛争论，但坊间学者却鲜有关注的现状。

崇外法华寺门厅顶棚

到底是哪座法华寺？对热爱北京、关注北京的人来说，尤其是生于兹长于兹的老北京，了解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和荣光，意义重大。做些粗浅的功课，厘清有关疑问，即便只是做些失败的研究，也是有益的探索，可记作功德一件。

发现法华寺的蛛丝马迹

那么，袁世凯所租寓的究竟是哪座法华寺？当然，最直接的证据，还是从当事人及事件亲历者的只言片语中寻找答案。

首先要感谢袁世凯，他有记日记的好习惯。这至少给后来的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可以在众多的文字信息中缩小搜索范围，重点寻找历史暗藏的蛛丝马迹。袁世凯《戊戌日记》记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十九日，予奉召由天津乘第一次火车抵京，租寓法华寺。”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孙冬虎老师认为，晚清官员进京，暂住内外城寺院是传统的做法。袁世凯为随时待命进紫禁城皇宫，以在王府井大街北端路东报房胡同的法华寺最近便，这里此前就常有高官暂住。那么，究竟是不是报房胡同法华寺呢？

保存相对完整的崇外法华寺

接着说袁世凯日记，“上驻跸颐和园，即托友人代办安折膳牌，定于八月朔（即农历八月初一，公历9月16日，以下沿用原文，不再出现公历日期）请安。次日早起，检点衣冠各件，先派人赴海淀觅租寓所，午后至裕盛轩，遂宿焉。”这一段记载，是很多人认为“谭袁之会”为西郊魏公村法华寺的缘由。从日记看，确定了面圣日期之后，袁世凯于第二天便离开法华寺，住进了海淀的裕盛轩。

“初一日四鼓，诣宫门伺候。黎明，（光绪皇帝）在毓兰堂召见……退下，回轩少食就寝。”召见完毕，从皇宫重回海淀裕盛轩。“次早谢恩召见，……退下，在宫门外候见庆邸，匆匆数语即回寓。会大雨，即午，始回法华寺，惫甚酣睡，至晚食后睡。”初二日，袁世凯再次进宫面圣。“匆匆数语即回寓”，此处的“回寓”当指海淀的裕盛轩，否则后面的“始回法华寺”无法解释。这表明袁世凯原计划返回海淀，不料遇到大雨，时间快到中午了，便就近返回之前住过的法华寺。从这段记载可以判断，如果是魏公村法华寺，那么因大雨暂避法华寺的意义不大。魏公村法华寺和裕盛轩同在海淀区，当时从皇宫回海淀路途遥远，在两处居住均没有实质区别。所以，“谭袁之会”的法华寺当距皇宫不远，应该在城内，海淀法华寺的“嫌疑”基本可以排除。

“次日初三晨，谒合肥相国，久谈兵事。饭后赴庆邸在园，……接荣相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这段记载信息量很大。此次“即回寓作复电”中的“寓”绝非此前的海淀裕盛轩，而是法华寺。否则，“谭袁之会”就不会在法华寺，而应该在海淀裕盛轩了。这与历史记载明显不符。可见，从初二偶遇大雨开始，原计划回海淀的袁世凯一直住在城内的法华寺。这才有了八月初三谭嗣同不请自来的深夜法华寺之会。

袁世凯的记载消除了城外法华寺的“嫌疑”，但究竟是报房胡同法华寺还是崇文门外法华寺，依旧难以辨析清楚。如果说非要下结论，报房胡同法华寺离皇宫更近，更有说服力一些。但也仅此而已。一来孤证难鸣，二来内城外城无法取舍，那咱们再看看康有为的记载。康老先生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自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乃嘱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及夜……。至子刻，内城开，吾亦入城，至金顶庙候消息。知袁不能举兵，扶上清君侧，无如何，乃决行。”

康有为铜像（来自网络）

“内城开”三字，一语定乾坤。法华寺之争，至此云开雾散，尘埃落定。南海先生八月初三日等到内城开门，方才入城到金顶庙等候消息。此处的金顶庙，是位于烧酒胡同（今东城区韶九胡同）的万寿关帝庙，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曾在此寓住。此地距离报房胡同的法华寺很近，所以康才连夜进城，以便就近迅速向谭嗣同询问袁的态度如何。如果袁世凯住在魏公村的法华寺，那里已是北京西北郊区，康有为找谭嗣同也就无需“入城”了，更无需“入内城”了。

根据袁世凯《戊戌日记》与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可以明确谭嗣同夜会袁世凯的法华寺，是内城报房胡同的法华寺，而不是今崇文门外法华寺街的法华寺，也不是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法华寺路的法华寺。

至于袁世凯八月初二日遇雨临时起意住在法华寺，为什么到了初三日依旧住在法华寺而不回海淀裕盛轩？他面圣之后到底在等什么？谭嗣同的到来会是一场巧合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暂时不在本文的探讨之列。无论如何，法华寺之争，至此可以暂时告一段落。

诸公，您意下如何？

（再次鸣谢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孙冬虎老师的无私相助。）